藝術應遠離政治嗎：第76屆柏林電影節的政治景觀與藝術邊界

柏林電影節（Berlinal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自1951年作為冷戰前沿的文化堡壘誕生以來，始終被認為是全球最具政治色彩的A類電影節。然而，在2026年的影展中，官方在巴以戰爭這一全球焦點議題上的審慎乃至緘默，引發了國際藝術界的廣泛質疑，最激烈的沖突爆發在開幕新聞發布會上。主競賽單元評委會主席維姆·文德斯（Wim Wenders）發表的關于“藝術應遠離政治”的言論，成為了本屆電影節聲譽的分水嶺。

隨著各方表態、媒體報道和公眾討論，這次核心沖突逐漸演變為一場關于“誰有權說話”以及“何種痛苦值得被看見”的大規模的激烈政治博弈。這種博弈發生在一個極度緊繃的場域之中：一方面是德國國家意志中不可動搖的“國家理性”（Staatsr?son），即視以色列的安全為德國的國家核心利益，并將對反猶主義的界定延伸至大部分對以色列政府政策的批評；另一方面則是來自全球南方以及歐美左翼電影人日益高漲的呼聲，要求電影節直面加沙地帶的人道主義災難，并停止文化機構內的制度性噤聲。

目前，輿論在幾天內迅速擴大，從新聞發布會上的言語交鋒，蔓延至評審團的道德合法性危機，并引發了包括蒂爾達·斯文頓（Tilda Swinton）在內的81位國際知名電影人的聯名抗議 。與此同時，盡管官方策展試圖在這場風暴中維持一種“去政治化”的表象，一系列入圍全景（Panorama）、論壇（Forum）和視角（Perspectives）單元的影片卻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在制度的縫隙中隱約構建了一個關于巴勒斯坦生存狀態的“幽靈片單”。

維姆·文德斯的“平衡論”及其爭議

危機的導火索源自獨立記者提洛·姜格（Tilo Jung）的一個尖銳提問。姜格指出，柏林電影節作為一個主要由德國公共資金（聯邦政府文化與媒體專員BKM及柏林州政府）資助的機構，過去曾對烏克蘭戰爭和伊朗“女性、生命、自由”運動表達了明確且高調的聲援。然而，面對加沙地帶數萬平民傷亡的現狀，影展卻保持緘默。姜格質問評審團，鑒于德國政府對以色列軍事行動的堅定支持，他們如何看待這種“選擇性的人權關注”。

維姆·文德斯給出了極具爭議的回應。他宣稱：“我們必須遠離政治，因為如果我們制作專門針對政治的電影，我們就進入了政治領域；但我們是政治的平衡力量，我們是政治的反面。”他進一步強調，電影人的職責是“做人的工作，而非政治家的工作”，并斷言電影雖然可以改變世界，但“不是以政治的方式”。

這番言論立刻在國際輿論場引發了軒然大波。批評者指出，文德斯的這一立場不僅與其自身早期作為“新德國電影”運動（New German Cinema）領軍人物的激進傳統相悖，更直接推翻了他在1991年出版的著作《影像的邏輯》中的核心論點。在書中，文德斯曾明確寫道：“每一部電影都是政治的。最政治化的電影恰恰是那些假裝不政治的‘娛樂’電影，因為它們否定了變革的可能性。”這種理論上的自我背叛，被廣泛解讀為一種在德國嚴苛的政治審查環境下的策略性退卻，將“藝術”與“政治”二元對立的表達策略在面對種族滅絕指控時顯得尤為蒼白。

發布會現場還出現了一個意外事件：當姜格追問這種“選擇性團結”是否代表了評審團的立場時，柏林電影節的官方直播信號突然中斷。盡管影展官方隨后解釋這只是“技術故障”，但似乎也隱喻了德國文化機構在面對加沙議題時的真實狀態：一旦觸及核心矛盾（即德國國家資助與以色列政策的捆綁），對話機制便會自動熔斷。

針對上述記者提問，評審團成員、波蘭制片人艾娃·普茲辛斯卡（Ewa Puszczyńska，代表作《利益區域》）將其定性為“不公平”和“復雜”，并辯稱要求評審團對特定的地緣政治立場負責是不合理的，“世界上還有許多其他戰爭和種族滅絕未被討論”。

這種辯護策略——通過訴諸苦難的普遍性來稀釋特定苦難的緊迫性，被批評者視為典型的道德相對主義和“那又怎么說主義”（whataboutism）。普茲辛斯卡的言論實際上是在暗示，既然無法解決所有的不公，那么對眼前最劇烈的不公保持沉默就是合理的。這種邏輯不僅未能平息爭議，反而進一步激怒了那些認為藝術應當直面“房間里的大象”的觀察者。這并不是關于藝術是否應該政治化的一般性討論，而是關于在特定時刻拒絕談論巴勒斯坦的具體政治行為。

文德斯的言論引發的國際藝術界的連鎖反應，首當其沖的是印度著名作家、活動家阿倫達蒂·羅伊（Arundhati Roy）的退出。羅伊編劇的1989年的電影《五戰掛科釘牌王》（In Which Annie Gives It Those Ones）原本入選了柏林經典單元。羅伊在退出聲明中表示，主席團的發言是在人為切斷關于加沙發生的針對巴勒斯坦人民的種族滅絕的討論。羅伊將加沙局勢定性為“種族滅絕”，并直言德國政府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同謀者”的角色。這一事件不僅讓柏林電影節的“中立”招牌受損，也揭示了全球南方藝術家與歐洲主流文化體制之間日益深化的鴻溝。

2月17日，《綜藝》（Variety）雜志首發了一封聯名信，由81位“過去及現在的柏林電影節參與者”聯合簽署，其中包括蒂爾達·斯文頓、哈維爾·巴登（Javier Bardem）、邁克·李（Mike Leigh）、亞當·麥凱（Adam McKay）、南·戈爾丁（Nan Goldin）等重量級人物，這標志著西方電影工業內部已產生的劇烈分裂。簽署者們表示強烈反對文德斯關于電影與政治對立的觀點，堅稱“無法將二者剝離”。信中列舉了柏林電影節在壓制親巴勒斯坦聲音方面的具體做法。他們提到，在去年的影展上，敢于在舞臺上為巴勒斯坦發聲的電影人遭到了高級策展人的嚴厲訓斥，甚至有一位電影人因引用國際法概念而被警方調查，影展領導層還暗示其言論具有“歧視性”。此外，聯名信提出具體要求：影展必須發表聲明確認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權、尊嚴與自由，并承諾保護藝術家談論巴勒斯坦人權的言論自由。

制度化失聲：地緣政治壓力下的文化退避

2月14日，影展總監特里西婭·塔特爾發布了一份題為《關于言論、電影與政治》的聲明，試圖平息事態。她的核心策略是將焦點從“機構的沉默”轉移到“個人的自由”上。她辯稱，藝術家“不應被期望對所有超出其控制范圍的影展過往或當前實踐發表評論”，也不應被強迫對每一個政治議題表態。

她堅決否認了關于審查制度的指控，2月18日，在接受《Screen Daily》采訪時，對于“是否存在審查”的問題，她斬釘截鐵地回答：“絕對沒有（Absolutely not）”。她聲稱影展“承認人們對加沙苦難的憤怒與沮喪”，但將聯名信中的具體指控斥為“錯誤信息”和“不準確的主張”，并暗示這些指控來自不可靠的匿名來源。

塔特爾的辯護顯露出一種典型的自由主義官僚邏輯：她試圖將影展描繪成一個中立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任何強加的政治立場（無論是來自國家還是抗議者）都是對藝術自由的侵犯。然而，這種邏輯忽視了一個核心事實——影展本身并非真空，它已經通過接受德國政府的巨額資助并執行其“反猶主義條款”而采取了政治立場。

柏林電影節與戛納、威尼斯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對聯邦政府資助的高度依賴。電影節的主要資金（30%-40%）來源于聯邦政府文化和媒體專員（BKM）以及柏林州政府。在德國的政治語境下，支持以色列的安全被視為“國家理性”（Staatsr?son），這一立場深深植根于對大屠殺歷史罪責的反思，2024年電影節風波后變得愈發緊繃。

當年，紀錄片《唯一的家園》（No Other Land）獲獎，巴勒斯坦導演巴塞爾·阿德拉（Basel Adra）和以色列導演尤瓦爾·亞伯拉罕（YuvalAbraham）在領獎臺上呼吁停止向以色列運送武器，并批評德國的政治立場。這一事件在德國國內引發了巨大的輿論海嘯，多位政要將其定性為“單方面反猶主義”，德國前文化部長克勞迪婭·羅斯（Claudia Roth）公開指責頒獎禮上的發言是“令人震驚的片面”，“充滿對以色列的仇恨“，并將其定義為“左翼激進分子令人厭惡的反猶主義”。隨后，她主導了對影展管理層的重組，并明確表態，要求影展未來應該呈現更多的“平衡”。影展官方不再鼓勵在紅毯或領獎臺上發表即興政治宣言，而是試圖將討論限制在特定的、受控的藝術空間內。然而，這種策略被批評者視為一種“制度性自我審查”。

2024年11月，德國聯邦議院重申了了名為“永不重演即是當下“（Nie wieder ist jetzt）的決議。該決議雖非法理上的法律，但其政治威懾力巨大，它明確要求政府在發放文化和科學資助時，必須審查申請者是否持有“反猶主義”立場，這一立場的界定標準基于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IHRA）定義，IHRA因將針對以色列政策的合法批評（如指責其種族隔離或將其與殖民主義比較）視為反猶主義而飽受學界爭議。批評者指出，IHRA準則在實操中表現出一種顯著的“不理性”，因為它要求創作者在藝術項目尚未完成前，就對其是否包含“反猶敘事”進行預防性自我審查。法律學者認為，預判一個藝術作品的潛在內容在邏輯上是荒謬的，這不僅引發了嚴重的“寒蟬效應”，還導致了一種超前警覺的官僚主義，將持不同政見的藝術家排除在資助體系之外。

這種行為邏輯的核心被學者蘇珊·奈曼（Susan Neiman）形容為“親猶太麥卡錫主義”，這種邏輯將大屠殺記憶固化為一種排他性的準則，任何試圖將記憶文化擴展至包含殖民歷史或巴勒斯坦痛苦的嘗試，都會被懷疑為“淡化大屠殺”。進入2026年，文化資助與政治立場之間的掛鉤變得更加透明，這種模式導致了2026年影展中一種普遍的恐懼。對于電影節管理層而言，任何潛在的偏向巴勒斯坦的官方表態都可能被視為對德國基本秩序的攻擊，面臨預算削減甚至領導層更迭的直接風險。

巴勒斯坦議題的隱晦空間：影像中的抵抗與流亡

盡管官方話語表現出極大的克制，但柏林電影節的非競賽單元依然通過特定的選片，隱晦地為巴勒斯坦敘事保留了微小的空間。入選的影片通過隱喻、微觀敘事和美學實驗，將巴勒斯坦的現實偷運進了柏林的銀幕。

全景單元｜《逆愛者勝》（Only Rebels Win）：流亡者的欲望與抗爭

由黎巴嫩-法國導演丹妮爾·阿爾比德（Danielle Arbid）執導的《逆愛者勝》作為全景（Panorama）單元的開幕片，是一部充滿政治隱喻的愛情劇。影片由巴勒斯坦裔著名影星西婭姆·阿巴斯（Hiam Abbass）主演，講述了一位居住在貝魯特的巴勒斯坦中產階級遺孀蘇珊，與一名年輕的蘇丹非法移民奧斯曼之間的忘年戀。導演阿比德利用“背投攝影”技術完成拍攝，因為以色列當時的轟炸導致電影無法在貝魯特實地取景。這種技術上的局限性本身就構成了影片政治景觀的一部分：貝魯特在銀幕上表現為一種破碎的、虛幻的背景。影片通過這對處于社會邊緣的情侶，挑戰了黎巴嫩社會乃至整個中東地區關于階級、種族、年齡以及“流亡者身份”的禁忌。

論壇單元｜《崩塌：加沙紀事》（Effondrement）：以色列視角的廢墟凝視

在論壇（Forum）單元，曾居住在加沙地帶的以色列導演阿娜特·埃文（Anat Even）的紀錄片《崩塌：加沙紀事》提供了一種沉重而客觀的觀察。導演在2023年10月7日后返回了她曾居住的基布茲，在長達兩年的時間里，她不斷地在被燒毀的廢墟和堆滿戰爭機器的農田中徘徊 。鏡頭不僅記錄了以色列一側家園的毀滅，更頻繁地越過邊界圍欄，凝視另一側——正在被夷為平地的加沙地帶 。在柏林官方針對巴以議題審慎沉默的氛圍中，它成為了對現實暴力的直接回應。

視角單元｜《適彼何方》（Where To?）：柏林街頭的深夜微型政治

入選“Perspectives”單元的《適彼何方》由阿薩夫·馬奇涅斯（Assaf Machnes）執導。影片設定在柏林，講述了一位55歲的巴勒斯坦Uber司機哈桑與一名年輕以色列游客阿米爾在深夜車廂內的交集。在這部“午夜公路片”中，狹小的車廂成為了兩個民族痛苦記憶交織的微型實驗室。哈桑在阿米爾的迷茫中看到了自己多年前離開家園的影子。雖然影片采取了相對溫和的人道主義視角，但其在2026年的上映無疑觸動了柏林這座擁有龐大中東移民社區城市的最敏感神經。

視角單元｜《圍城紀事》(Chronicles from the Siege)

入選“Perspectives”單元的《圍城紀事》由導演 阿卜達拉·阿爾-哈提卜編劇執導，他此前憑借紀錄片《小巴勒斯坦——圍城日記》成名，該片記錄了敘利亞雅爾穆克（Yarmouk）——數千名巴勒斯坦難民聚居地被圍困的真實慘狀。影片采用群戲結構，講述了一座無名城市在圍城期間，普通民眾被推向道德和情感崩潰邊緣的故事。《圍城紀事》雖然模糊處理了具體的地理界限，但其內核與巴勒斯坦經驗緊密相連：導演表示，影片靈感直接來源于他在雅爾穆克難民營的親身經歷，旨在反映過去70年里更廣泛的巴勒斯坦生存體驗。

全城聲援：Palinale與體制外的生命力

面對官方影展在巴勒斯坦議題上的缺位，柏林的民間社會展現出了極強的組織能力。親巴勒斯坦的Palinale作為柏林電影節的民間對沖力量，在今年非常活躍。

Palinale并非官方組織，而是一個完全由志愿者運營、依靠捐贈維持的基層跨學科平臺。其成立的初衷是應對德國文化體制內日益嚴重的“對巴團結壓制”。Palinale強調交叉性，致力于放大巴勒斯坦人民、女性、性少數電影人以及全球南方邊緣聲音。

這一活動的出現，標志著柏林文化地圖的徹底分裂。一邊是受制于聯邦資金、需簽署反反猶條款才能入場的官方影展；另一邊是依靠社區捐贈、去中心化運作的民間放映。Palinale不僅提供了被主流機構視為“過于激進”的片單，也創造了一個可以自由討論“種族滅絕”、“殖民主義”等敏感詞匯的公共空間。正如活動組織者所言，面對體制的背叛，單純的抵制已經不夠，“我們需要建立屬于自己的文化平臺”。

2026年Palinale的2月12日至22日舉辦，與柏林電影節完全同步，在全柏林15個地點舉辦了上百場活動和放映，活動不設門票，通過捐贈獲取收益，并承諾所有利潤直接支持加沙。

波茨坦廣場作為柏林影展的舉辦中心，本身就是一個后冷戰時代新自由主義的圖騰。其由大師規劃的建筑群呈現為“受控的公共領域”，通過所謂“環境權力”消除了偶然性與激進政治表達，使其成為一個適合消費但排斥異議的“玻璃罩子”。與之相對，Wedding和Neuk?lln等移民（尤其是阿拉伯社區）聚居區則承載著工人階級斗爭傳統和流亡者敘事。Palinale將陣地設在這些獨立影院和社區中心，利用這些不受管控的邊緣空間來對沖官方影展的“行政中立”。參與者在此討論德國的“選擇性記憶文化”，提供不同于官方敘事的另一視角。

主要的民間活動據點包括：

Spore Initiative & Refuge Worldwide：舉辦了名為“Falastin Cinema Week”的系列放映，作為柏林影展的補充與替代。

City Kino Wedding & Sputnik Südstern：這些獨立影院成為了Palinale的核心放映場地。

Lichtblick-Kino：舉辦了對已故巴勒斯坦巨星穆罕默德·巴克里（Mohammad Bakri）的特別致敬活動。

Palinale等民間力量的興起證明了，在國家意志的縫隙中，真正的紀實政治電影和聲援活動依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柏林這座城市的文化活力，目前正在波茨坦廣場的紅毯與Neuk?lln獨立影院之間發生劇烈的撕裂與重組。未來的柏林電影節面臨嚴峻的考驗？是繼續作為國家意志的傳聲筒，在日益狹窄的安全區內自我重復，還是冒著失去資助和停辦的風險，重新找回其作為政治電影節的靈魂？柏林墻雖然倒塌了，但一道新的、看不見的墻似乎正由波茨坦廣場悄然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