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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冬天,成都皇城飄著血腥氣。一個27歲的年輕軍官,提著刀砍了前任總督的腦袋,腦袋掛在梅樹上示眾三天。
這一刀,他以為是終點,其實是起點。殺了舊人,他卻活成了舊人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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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著尸骨往前走,走出了中國版圖上永久釘進去的一顆釘。
1884年7月,四川彭縣,一個孩子落地。沒人知道他日后會提刀砍總督,更沒人知道他會在西藏高原上替中國死守一塊版圖。這孩子名叫尹昌衡,字碩權,別號止園。
家里不富裕,但讀書的路子還是走通了。1903年,尹昌衡考入四川武備學堂,成績夠硬,隔年就拿到公費赴日的名額。
日本這一趟,改變了他整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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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他先進東京振武學校,后入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步兵科。同班同學你隨便點一個,后來都是民國的封疆大吏:閻錫山、唐繼堯、李烈鈞。這批人坐在同一間教室里,誰也沒想到,他們學的這點東西,日后要撐起一個亂成一鍋粥的國家。
日本這幾年,尹昌衡沒只顧著學打仗。他加入了中國同盟會,又進了鐵血丈夫團。革命的種子,在他腦子里生了根。
1907年回國,1910年辭職,被安排在成都講武堂當教官。這段日子,他憋著。大清朝腐爛得快,缺的不是讀過書的人,是敢動刀的人。
1911年,武昌的槍聲一響,全國跟著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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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成都宣布獨立,大漢四川軍政府成立,蒲殿俊任都督,尹昌衡出任軍政部長。他等的機會,終于來了。
成都的熱鬧沒持續多久,就出了事。
1911年12月8日,川軍士兵因軍餉問題嘩變,成都亂成一鍋。都督蒲殿俊和副都督朱慶瀾,兩人當場跑路,連招呼都沒打。局面爛到這個地步,反而給了尹昌衡機會——他帶兵進城,壓住了兵變,被各方推舉為新都督。
但位置坐上去了,最大的隱患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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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爾豐,前任四川總督,號稱"趙屠戶"。保路運動期間,他下令鎮壓民眾,史載"浮尸十里,閭舍蕩然"。武昌起義后,他雖然交了權,但手里還握著三千巡防軍。這支軍隊往那一站,就是一顆隨時會炸的雷。
1911年12月22日,尹昌衡下令動手。凌晨,士兵包圍總督署,趙爾豐被拖到明遠樓(今成都天府廣場一帶)。手起刀落,腦袋掛上了梅樹,示眾三天。清廷在四川的最后一點威嚴,隨著這顆人頭,徹底沒了。
這件事,后來學界有過爭議。四川大學學者王寶在漢斯出版社的研究中指出:關于趙爾豐是否真的是成都兵變的幕后推手,歷史學界大多持否定態度。尹昌衡對趙爾豐的定罪,帶有明顯的政治合法性建構目的。換句話說,他需要一個舊時代的靶子,來證明自己代表的是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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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動機如何,這一刀的效果是實實在在的。外部威脅解除,內部人心穩住,尹昌衡的位置總算坐穩了。
1912年3月12日,成都軍政府與重慶蜀軍政府合并,尹昌衡繼續擔任統一后的四川都督。27歲的年輕人,坐上了整個四川的頂點。
但爛攤子比椅子先到。
1912年,西藏亂了。
英國人在后面使勁,西藏噶廈上層集團趁亂東侵,里塘、巴塘相繼淪陷,兵鋒頂到了打箭爐(康定)的眼皮子底下。這地方丟了,意味著什么,尹昌衡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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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決定親自出征。
這個決定,背后的賬不只是邊疆安危。在成都,他已經被各路派系逼到了墻角。私生活被人拿來說事,聲望往下掉,如果待在成都,遲早被人架空。打出去,才有活路。他發了一封《西征別川人書》,立下了"不平邊患不生還"的誓言。
1912年4月22日,袁世凱任命尹昌衡為征藏總司令。7月10日,西征軍從成都出發。
仗打得比預想的要硬。這不是平原上排兵布陣,是高原、峽谷、土司勢力交織的復雜戰場。西征軍分兩路推進,收復里塘、巴塘,解了昌都之圍。但軍紀也出了問題,在康定一帶發生過劫掠事件,尹昌衡為震懾兩面三刀的土司,采取了強硬措施,連明正土司的親屬都沒能幸免。
這一套打法,和當年"趙屠戶"的手段,像極了。殺了趙爾豐的人,用的是趙爾豐的刀法。歷史就喜歡開這種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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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9月25日,北京正式任命尹昌衡兼川邊鎮撫使,隨后授陸軍中將位加上將銜。
但更重要的,是他在康定寫下的那份《西征紀略》。
這個構想,在當時看起來激進。但他的邏輯很簡單:只有把這塊地方變成有法律依據的行省,英國人才找不到嘴。這片17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必須變成中國地圖上一個實實在在的省。
西康省最終在1939年正式建立,距尹昌衡最初提出構想,將近三十年。
三十年,他等不到了。
前線還沒打完,后院先著了火。
1913年初,尹昌衡帶著勝仗的余威準備回成都,發現老巢已經換人了。他出征時留守的部下胡景伊,悄悄找上了袁世凱。
袁世凱這步棋,走得很穩。他一邊維持尹昌衡"征藏總司令"的虛名,另一邊在1913年6月13日,正式任命胡景伊為四川都督,把尹昌衡改為川邊經略使。名字聽起來有點東西,實際上是把他從成都踢出去,扔到邊疆去待著。
權沒了,人還在。這種局面,對袁世凱來說還不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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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1月,袁世凱以"議決邊務"為名,把尹昌衡召進北京。進了京,等待他的不是會議桌,是牢房。
趙爾豐的哥哥趙爾巽,密聯胡景伊,翻出了尹昌衡當年殺趙爾豐的舊賬。1914年2月2日,尹昌衡以殺害趙爾豐之罪被捕,判處有期徒刑9年,關押于南京。
這個罪名,說穿了就是個借口。真正的原因,是他在西征中打出了聲望,打出了威脅。弱國無外交,功高亦無處置身。
英國駐華公使這時候也在敲桌子,警告北京政府:川軍若敢進藏,英國就不承認中華民國。袁世凱頂著這口氣,勒令西征就地止步。尹昌衡離拉薩只差一步,就這么停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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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袁世凱死了。尹昌衡出獄,名譽恢復。但他回來的世界,已經不是他離開的那個世界了。
出獄之后,尹昌衡選擇了另一條路。
他沒再回政壇。從1920年發布《歸隱宣言書》開始,他把精力全押進了著述。從36歲到47歲這十一年,他寫了20多部、230萬字的書,從《西征紀略》到《道德經詳解》,從軍事回憶到哲學研究,跨度之大,像是要把前半生壓著的東西全部倒出來。
1937年,日本打來了。尹昌衡雖已年邁,仍以社會賢達身份出席會議,公開演講,鼓勵青年參加抗日。這個提刀砍過人的老人,最后留下的武器是嘴和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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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劉伯承、賀龍、鄧小平接管西南。鄧小平對他的評價,后來被歷史學者多次引用:"尹昌衡這個人,歷史上沒有對不起共產黨的地方,辛亥革命中是有功的,我們要管。"尹昌衡被安置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
1953年5月26日,尹昌衡在重慶病逝,享年69歲。
他死的時候,西康省已經建立十四年了。那是他在康定高原上最先喊出來的名字。他沒能親手建成,但那塊版圖,始終是中國的。
他殺了一個舊時代的官,卻沒能逃出舊官場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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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輸掉了政治,但守住了地圖。這筆賬,怎么算,都不算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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