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要逼著羅翔評論美國愛潑斯坦案？

最近，羅翔的評論區炸了。自愛潑斯坦案第二批文件解封以來，無數網友涌進他的B站賬號，用整齊劃一的“羅老師好”刷屏，追問同一個問題：“您那位美國偶像，在愛潑斯坦名單里出現了一百三十多次，您怎么看？”

這場“逼問運動”聲勢浩大，以至于羅翔清空微博、退出抖音的舉動，被一些人嘲諷為“夾著尾巴逃跑了”，可我想問的是，我們為什么要逼著羅翔評論愛潑斯坦案？

表面上看，邏輯鏈條很清晰，羅翔曾在課堂和著作中多次引用哈佛法學教授艾倫·德肖維茨的觀點，將其奉為西方法治的標桿，而德肖維茨在愛潑斯坦案中，既是主導輕判協議的辯護律師，又被多名受害者指控參與性交易，名字在文件中出現137次。于是，一個三段論悄然成型，羅翔崇拜德肖維茨，德肖維茨卷入丑聞，所以羅翔必須表態。但這個邏輯真的成立嗎？

第一個問題，學術觀點的價值，是否取決于提出者的道德純度？如果這個標準成立，那我們今天能讀的書恐怕所剩無幾，盧梭寫過《愛彌兒》，卻把自己的五個孩子送進孤兒院；培根談知識就是力量，卻因受賄被議會彈劾；海德格爾的哲學影響深遠，卻曾是納粹黨員，一個人的學術貢獻和個人品行，從來不是可以簡單畫等號的。

德肖維茨當然可能是個道德敗壞的人，但這并不意味著他所有關于程序正義、辯護權邊界的論述都自動淪為垃圾，正如有評論者指出的：“如果一個人的研究一旦被證明存在個人污點就要被全部作廢，那人類知識體系幾乎無法正常延續。”羅翔當年引用德肖維茨，引的是他的學術觀點，不是他的私德，更不是他對愛潑斯坦案的辯護。

第二個問題，沉默，一定是心虛嗎？輿論場似乎默認一個規則，熱點事件來了，名人必須表態，不表態就是“夾著尾巴逃跑”，可對于一個法學教授來說，面對一個他國尚未結案的司法案件，面對一個自己曾經引用過的學者，他能說什么？

說德肖維茨是好人？事實顯然不允許，說德肖維茨是壞人？那當年引用他觀點的自己算什么？說他學術可取而人品卑劣？這種“既……又……”的復雜判斷，在“你站哪邊”的二元世界里，注定兩頭不討好。

羅翔的沉默，或許不是回避，而是他發現：，有些話，說了不如不說， 在這個人人急著站隊、急著表忠、急著把一切復雜問題簡化成立場選擇題的時代，一個告訴你“事情沒那么簡單”的人，注定是討人嫌的。

第三個問題，我們逼問的到底是什么？表面上看，是逼羅翔評論一個美國案件，但更深層的，是一種“立場確認的焦慮”。羅翔長期以來扮演的角色，是那個用專業和幽默讓普通人理解法律的人。他講吉林浮橋案，講高鐵互毆案，強調程序正義、弱者權益，他的粉絲喜歡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在國內熱點事件中“敢說話”。

可現在，當他的偶像卷入丑聞，當他自己可能面臨“雙標”質疑時，粉絲們需要一個表態來確認，你還是我們認識的那個羅翔嗎？你的立場還“正確”嗎？這種確認焦慮，最終匯聚成評論區里排山倒海的“羅老師好”。可問題是，一個法學教授的價值，難道要由他對萬里之外某個爭議人物的態度來定義嗎？

第四個問題，我們是否太急于“審判”？愛潑斯坦案的細節確實令人發指，涉及未成年人性剝削、權貴庇護、司法腐敗，三百萬頁文件里寫滿了“吃人”，面對這樣的罪惡，憤怒是正常的，追問是應該的。

但這種追問，應該指向案件本身，指向那些真正涉案的權貴，指向那個允許罪惡持續數十年的系統，指向“當資本與權力結合到足夠深的程度時，制度、法律、輿論這些‘制約機制’的實際作用邊界在哪里”，而不是指向一個萬里之外的中國法學教授。把對一個美國驚天丑聞的憤怒，全部傾瀉在一個“曾經引用過涉案者觀點”的中國人身上，這是不是找錯了靶子？

說到底，羅翔只是一個普法者，不是道德裁判官，更不是美國司法的發言人，他曾經引用德肖維茨，不代表他認同德肖維茨的一切；他現在選擇沉默，也不等于“夾著尾巴逃跑”。我們逼他評論，究竟是想聽他剖析案情，還是只是想看他站隊表態？是想了解真相，還是只是想完成一場道德圍獵？

羅翔曾經把正義比作一個完美的圓，說我們永遠畫不出完美的圓，但仍然要努力去畫，現在，這個努力畫圓的人停下了筆，不是因為圓畫錯了，是因為周圍的人已經把圓規踩碎，舉著歪歪扭扭的線條高喊：這才是圓！

他看了一眼，放下筆，走了。這叫逃跑嗎？這叫你們贏了。 你們贏了，所以這個廣場上，從此只剩下歡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