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7%！自衛(wèi)隊創(chuàng)60年來最高支持率，日本人高興，中國人更高興

日媒報道稱：日本軍隊目前在日本民眾中的支持率高達93.7%，創(chuàng)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最高紀錄。

換句話說，在戰(zhàn)后長期背負“軍國主義歷史包袱”的日本，自衛(wèi)隊如今在公眾心中的形象，已經完成了一次近乎教科書級別的“品牌重塑”。

從昔日被視為侵略戰(zhàn)爭的遺毒，到如今被奉為“國民守護神”。

在任何一個實行西方票選民主制的資本主義國家，軍隊作為一個暴力機器，通常伴隨著復雜的政治爭議。

能夠獲得超過九成民眾毫無保留的支持，簡直堪稱政治奇跡。

日本自衛(wèi)隊的這一成就，不僅意味著該機構擁有了近乎“神圣”的社會地位，更暗示著其背后強大的社會動員潛能。

數據公布后，日本網絡輿論場瞬間沸騰，呈現出一種令人矚目的“集體向心”態(tài)勢。

在各大媒體的視頻評論區(qū)，一種近乎狂熱的氛圍在蔓延：“感謝守護”“日本的驕傲”“全靠你們了”...

這類溢美之詞鋪天蓋地，仿佛自衛(wèi)隊成為了日本最后的救世主。

然而，在這片歡呼聲的背后，卻隱藏著一個令人細思極恐的現實邏輯。

過去幾十年里，日本民眾對自衛(wèi)隊的好感，更多是基于一種“功能性依賴”。

日本作為地震多發(fā)國，平均每年發(fā)生上千次可感地震，臺風、海嘯、火山噴發(fā)等自然災害輪番上陣。

在無數次災難救援中，自衛(wèi)隊扮演的是“救火隊員”和“搬運工”的角色。

比如，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和海嘯中，自衛(wèi)隊出動超過10萬名隊員，進行搜救、物資運輸和災區(qū)重建。

這種非戰(zhàn)斗性的“善后工作”，不僅拯救了無數生命，還通過媒體報道奠定了自衛(wèi)隊的親民、公益的社會形象，甚至被譽為“災區(qū)英雄”。

然而，這一次驅動好感度飆升的核心動力，發(fā)生了質的變化，從單純的“自然依賴”轉向了更深層的“安全焦慮”。

內閣府調查數據顯示，日本民眾對“防衛(wèi)問題”的關注點發(fā)生了劇烈偏移。

過去，讓日本人夜不能寐的是朝鮮的核武器與導彈試射；

但如今，關注“周邊大國軍事活動”的受訪者比例大幅攀升，甚至遠遠超過了對傳統(tǒng)安全議題的擔憂。

所謂的“周邊大國”是誰？答案不言自明。

根據內閣府的調查，45.2%的受訪者支持加強自衛(wèi)隊的規(guī)模和能力。

這一數字同樣刷新了1991年以來紀錄，反映出公眾對國防強化的共識日益增強。

這種焦點的轉移，與日本政府近年來精心炮制的地緣政治敘事不謀而合。

從安倍晉三時期拋出的“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論調，到岸田文雄政府的持續(xù)渲染，再到現任首相高市早苗的強勢表態(tài)，這一敘事已成功植入民眾潛意識。

配合著防衛(wèi)預算的成倍增加、西南諸島的導彈部署、以及“先發(fā)制人”打擊能力的討論，日本政府成功制造了一種“戰(zhàn)爭迫在眉睫”的緊迫感。

特別是距離中國臺灣最近的琉球與那國島，日本宣稱將在上面部署03式中程防空導彈系統(tǒng)。

《朝日新聞》更是直言該島是“臺灣有事”時的“最前線”。

日本還在九州島部署日本最新研發(fā)的12式地對艦導彈，該導彈射程可達1000公里，可以覆蓋中國上海等地。

在這種危機敘事的籠罩下，自衛(wèi)隊不再僅僅是救災的幫手，而是成為了國家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線。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越來越多的日本民眾對自衛(wèi)隊產生了一種極其微妙的心理：一種近乎病態(tài)的依賴。

他們將自衛(wèi)隊視為“盾牌”，期待它能化解外部威脅，卻不愿深入思考其背后的代價。

這種依賴類似于“代理人戰(zhàn)爭”的心態(tài)，民眾希望自衛(wèi)隊強大到足以震懾“敵人”，但自己保持在安全距離之外，避免直接卷入。

然而，現實卻呈現出極度的魔幻對比。

日本人是口頭上的“昭和男兒”，行動上的“平成廢宅”。

根據蓋洛普的一項跨國調查，當被問及“如果國家卷入戰(zhàn)爭，你是否愿意挺身而出”這個問題時，給出肯定回答的日本受訪者比例僅有9%。

這一比例在全球45國中墊底，遠低于全球平均的52%，甚至低于同為二戰(zhàn)戰(zhàn)敗國的意大利的14%和德國的23%。

同時，50%的日本人明確表示不愿意，41%則持不確定態(tài)度。

這一數據凸顯了日本民眾的深刻矛盾。

一邊是93.7%的日本人高喊“自衛(wèi)隊萬歲”，仿佛恨不得明天就回滾到昭和時代的軍國榮耀；

而另一邊，則是僅有不到一成的日本人真正愿意放棄個人自由、舒適生活，去參軍報國。

許多年輕人更傾向于追求穩(wěn)定的職場生涯、動漫文化或海外旅行，而不是投身軍營。

我想贏，但我不想上場；我想安全，但我不想流血。

這種極度利己主義的安全觀，構成了日本社會防御心理的底色。

這種割裂感，在日本近年來的征兵數據上體現得淋漓盡致，甚至可以說是對“防衛(wèi)強化”戰(zhàn)略的一記響亮耳光。

為了填補日益嚴重的兵源缺口，日本防衛(wèi)省可謂使出了渾身解數。

他們不僅大幅提高工資、改善宿舍條件、放寬體檢標準，甚至不惜自降身段，將嚴肅的征兵廣告包裝得像二次元動漫或偶像選秀節(jié)目一樣花哨熱血。

在軟萌妹子和熱血漫畫的包裝下，自衛(wèi)隊試圖向年輕人推銷一份“安穩(wěn)且酷炫”的職業(yè)。

此外，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不可逆趨勢，防衛(wèi)省還計劃從2026財年起引入AI和無人機，推動勞動節(jié)約型軍事轉型，并將招募年齡上限從26歲提高到32歲。

然而，結果依然慘淡。

自2014年以來，自衛(wèi)隊的招募目標幾乎年年落空。

最新數據顯示，2024財年實際招募不到1萬人，遠低于1.5萬人的計劃。

更嚴峻的是，自衛(wèi)隊的實際定員填充率已經跌破了90%的警戒線，這是25年來的首次，且呈現逐年惡化趨勢。

一線作戰(zhàn)部隊缺編尤為嚴重，尤其是作為中堅力量的年輕士官階層（20-30歲群體），如今出現了巨大的“斷層”現象。

許多經驗豐富的老兵即將退休，而新人補充不足，導致部隊經驗傳承出現斷崖式危機。

防衛(wèi)省的內部報告顯示，海軍和空軍部隊的缺口最大，部分艦艇和戰(zhàn)機因人員不足而無法滿負荷運轉。

比如，海自潛艇部隊面臨封閉環(huán)境下的高強度工作，導致退役率居高不下；

而空自的飛行員短缺，則影響戰(zhàn)機維護和訓練。

2025年，防衛(wèi)白皮書承認，自衛(wèi)隊在過去兩年僅招募約1萬人，短缺近10%，這在面對區(qū)域安全挑戰(zhàn)時已成為“瓶頸”。

一邊是民眾在網絡上對軍隊的狂熱追捧，一邊是現實中無人愿意為軍隊買單。

這種“有價無市”的局面，讓日本所謂的“防衛(wèi)強化”顯得岌岌可危。

日本人又想賭國運，又不想上牌桌，這世上哪有這么便宜的事？

歷史上，日本是一個熱衷于“賭國運”的國家。

從甲午戰(zhàn)爭到偷襲珍珠港，每一次都像是在牌桌上梭哈。

但不同的是，當年的日本人敢于為此付出“一億玉碎”的代價，哪怕是瘋狂的集體自殺式奉獻。

而現在的日本人，想贏，卻連上桌的籌碼都不敢下。

日本人越是頻繁地表達對自衛(wèi)隊的高調支持，越是反襯出他們內心對于自己被卷入其中的極度抗拒和恐懼。

他們希望自衛(wèi)隊強大到足以威懾“敵人”，卻不愿為此犧牲個人利益。

這種心態(tài)根植于戰(zhàn)后日本的“和平主義”教育和經濟繁榮，但也暴露了潛在的脆弱性。

在真正危機來臨時，這種高支持率能否轉化為實際行動，仍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畢竟，依賴外部盟友的“代理人”安全模式，無法掩蓋內部動員的空洞。

歸根結底，這種扭曲心態(tài)的根源，在于歷史認知的錯位。

二戰(zhàn)結束近八十年，兩顆原子彈的蘑菇云似乎并沒有讓日本真正吸取教訓，反而讓他們學會了一種名為“受害者”的生存哲學。

日本二戰(zhàn)以來的心理結構中，始終潛藏著一種只有美國才能征服他們的傲慢。

他們潛意識里認為，自己是被美國那無與倫比的工業(yè)實力和核武器打敗的，而非被中國、俄羅斯等國家的正義力量所擊敗。

這種“慕強”心理，導致日本至今未能完成對侵略歷史的深刻反思。

在教科書中，日本往往強調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受害，而淡化南京大屠殺或慰安婦問題。

他們只服美國，只敬畏絕對的強權，而缺乏對和平的真正敬畏。

正因為如此，當面對周邊大國的崛起時，日本表現出的不是反省后的和解與包容，而是基于恐懼的對抗與排斥。

然而，當一個國家試圖在他人的武力庇護下，通過武裝代理人來尋求安全感。

而自己的國民卻連拿起槍的勇氣都喪失殆盡時，這種所謂的“強大”，終究不過是一戳即破的泡沫。

在地緣政治的牌桌上，日本若繼續(xù)這種“空喊支持、不愿付出”的游戲，最終可能輸掉的不只是面子，而是國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