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無底洞，澳洲扛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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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6年的秋天，保羅·基廷坐在收音機麥克風前，說出了一個讓整個澳大利亞從自滿中驚醒的詞組：

香蕉共和國！

那時的澳元正在跳水，但真正跳水的其實是這個國家的信心。基廷告訴人民，如果不打破那個高成本、封閉、靠保護主義支撐的舊模式，我們將淪為那個只配出口香蕉的潦倒國度。

在隨后的四十年里，澳大利亞確實經歷了一場經濟革命。

政府瘦身、國企私有化、關稅砍掉、工資松綁、競爭引入。我們建起了那個后來被稱為“澳大利亞模式”的東西，并為此驕傲了很久。

四十年后的今天，當我們即將迎來那個紀念日，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像鬼魂一樣在堪培拉的走廊里游蕩：我們是不是又爬回了原點？

答案藏在數字里，藏在預算表里，藏在一個個打著“改革”旗號的政策里。溫水煮青蛙，水溫剛剛好。

那個無底洞的名字

國家殘疾保險計劃，NDIS，四個字母曾經代表著文明社會的良心。為真正需要幫助的殘疾人提供一個體面、高效、有針對性的支持體系——這有什么錯？

錯就錯在，

它現在已經變成了澳大利亞歷史上

規模最大的無上限福利項目。

占GDP的3%，增長速度跑贏了經濟本身，沒有收入審查，沒有共同支付，甚至不需要公民身份。

當政府沾沾自喜地宣布NDIS的增速“放緩”至略高于GDP時，他們仿佛在宣稱自己拯救了這個計劃。

可問題是，誰把它推到懸崖邊的？

NDIS的問題不只是錢的問題。它反映的是我們對福利這件事的整個態度發生了倒車。

曾經，兩黨有一個心照不宣的共識：福利必須定額配給，必須有針對性，必須與責任掛鉤。

現在呢？

兩大政黨爭先恐后地擁抱一個恰恰相反的模式。

NDIS已經成了我們曾經發誓要避免的那種福利擴張的樣板。而更大的風險在于，其他領域正排著隊準備效仿。

更妙的是，政客們發現了一個神奇的工具：既然無法控制支出的規模，那就控制支出的定義。預算文件早已不是曾經的財政權威記錄，而變成了一堆預算外工具和投資基金的迷宮。

代價

澳大利亞正在鞏固那條通往歐洲式福利國家的道路。然后事實的結果就是政府不斷的破產。

同時研究所的經濟學家們周四發布了一份報告：聯邦和州政府的聯合支出已經占到GDP的38%，未來40年里，各州政府支出將占增長的三分之二，到2035年，政府支出將突破GDP的40%。

新州、維州、昆州這三個最大的州，合計現金赤字422億澳元，超過了聯邦政府的367億。

這是二戰以來最高的支出水平（除了疫情那個特殊時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上周發出了警告：聯邦政府可能不得不出手救助各州。政府總債務已經從全球金融危機前經合組織中最低的水平，爬升到2023年的第25位（共42國）。

到2028年，合并凈債務將達到二戰以來的最高點。

而與此同時，其人口老齡化正在把這一切推向更深的深淵。到2065年，超過十分之一的澳大利亞人將年滿75歲。

醫療支出、老年護理、殘疾人服務——這些都不是可以討價還價的東西。

問題在于，當其他經歷過同樣趨勢的國家用更少的錢辦到了類似的事，為什么澳洲不能？

屁股決定腦袋

這就引出了整場鬧劇的核心演員：那些坐在議會大廈里，每天為我們的未來做決定的先生女士們。

你可能會以為，面對如此清晰的財政紅線，他們應該拿出點當年的勇氣。減開支，增稅收，結構性改革——總得選一樣。但現實是，他們選擇了最舒適的那個選項：繼續花錢，繼續借錢，然后把問題踢給下一屆政府，或者下一代澳大利亞人。

前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有句名言：“我們都知道該怎么做，只是不知道做完之后怎樣才能再次當選?！边@句話放在今天的澳大利亞，簡直是量身定做。

財政部長最近拒絕了反對黨提出的兩黨合作控制支出的提議。理由？反對黨領袖在經濟問題上沒有資格。這是一種奇妙的邏輯：因為你過去沒做好，所以我現在不需要和你一起做正確的事。

另一邊，財政部長在被問及如何支付公務員漲薪時，展現出了教科書級別的太極功夫：“五月份的預算里你會看到所有決定?！?/p>

當被追問是否計劃裁減那支已經膨脹了31%的公務員隊伍時，他的回答同樣精彩：“任何預算更新都將在五月份的預算中提供。”這是拖延的藝術??！

公共服務部門的規模從2022年工黨上臺時的140861人，膨脹到2025年中期的184442人。31%的增長。而財政部長明確表示，她沒有縮減規模的打算。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要么繼續借錢發工資，要么提高稅收，或者兩者一起上。

議會預算辦公室的預測是，個人所得稅占GDP的比重已經從2008年前的略低于11%，上升到現在的12.4%，到2035年將達到14.5%。

翻譯一下：你們，納稅人，準備掏更多錢吧。

從“香蕉共和國”到“歐洲病”？

基廷當年的警告之所以能喚醒這個國家，不僅僅是因為那個刺耳的詞匯，更是因為在那華麗的辭藻背后，有一個連貫而令人信服的方案。

一個信任市場、限制政府、賦權民眾的方案。

今天的政客們缺少的正是這個。他們不缺數據，不缺報告，不缺顧問。報告就在桌上，議會預算辦公室的數字就在屏幕上，IMF的警告已經登上了報紙。

但他們缺的是那個“做完之后如何才能再次當選”的答案。

于是他們選擇了那條阻力最小的路：繼續發錢，繼續補貼，繼續用納稅人的錢買選民的歡心。

從收入調查式的現金補貼，轉向歐洲式的普惠服務——這是過去二十年的趨勢。

經濟學家們對此提出質疑：花了這么多錢，澳大利亞人的生活到底改善了沒有？醫療支出大幅增加，但健康預期壽命只增加了2.5年。撥款涌入學校，結果澳大利亞學生在國際測試中的成績反而下滑了。

這不是說這些錢不該花，而是說：如果我們花的每一分錢都看不到效果，那為什么不干脆把錢燒了取暖？

于是我們陷入了一個怪圈：政府越來越大，效率越來越低，稅收越來越高，增長越來越慢。年輕人面對的是一個住房買不起、稅收交不完、福利輪不到的未來。

而那些本該為他們著想的政客們，正忙著在五月的預算里藏起真正的賬本，在議會的走廊里打太極，在兩黨之間踢皮球。

西太平洋銀行和墨爾本研究院的最新數據顯示，2026年1月澳大利亞經濟活動領先指數的增長率從0.44%下滑到了0.02%。經濟學家說，2026年的經濟很可能再次呈現“時好時壞”的特征。時好時壞，多體面的說法。

換成大白話就是：不死不活，湊合過唄。

結語

當那個紀念日來臨，香蕉共和國的幽靈其實從未真正離開。它只是換了一副面孔，從封閉的保護主義，變成了開放的福利主義。四十年前我們擔心的是被世界拋棄，四十年后我們擔心的是被自己拖垮。

基廷說過，一個國家不可能永遠入不敷出。這句話當時是對的，現在依然是對的。唯一的區別是，當時的政客有勇氣面對這個現實，而今天的政客更擅長假裝這個現實不存在。

溫水還在加熱，青蛙們還在開會。會議議程上，永遠是那個無需回答的核心問題：我們都該怎么做，只是做完之后，如何才能再次當選？五月的預算會給我們一部分答案。但真正的答案，可能要等到這鍋水徹底燒開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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