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后，張學良為何執意送蔣？他只說了一句話，讓人啞口無言

要說民國歷史上最讓人唏噓的一幕，1936年12月25日這天絕對排得上號。那天下午四點，西安機場寒風凜冽，一架飛機騰空而起，機上坐著蔣介石，還有親自送他回南京的張學良。飛機上天的那一刻，楊虎城站在地面發愣，周恩來追到機場已經晚了，只能跺腳嘆氣。在場的人都隱隱覺得，這一走要出大事。

張學良這一去，果然再也沒能回來。可當時誰都攔不住他，他鐵了心要送。這就引出一個問題：他到底為什么非得親自送？

要說清楚這事，得先明白張學良這個人。他骨子里是個舊式軍人，講忠義，重然諾，做事講究“光明磊落”。西安事變把蔣介石扣了十三天，逼著人家答應了抗日條件，現在人家簽字畫押了，怎么放？按張學良的想法，得大大方方送回去，給足面子，這樣才能繼續共事，蔣介石以后也不好反悔。

他當時跟部下解釋過這個理兒。他說：“我這一著比你們想得高。這次事變對蔣是個很大打擊，我們現在不但要放他走，還要擁護他做領袖。我親自送他，就是給他撐面子，使他恢復威信，今后好見人、好說話、好做事。做人情要做到家，合作要合作得徹底。”

這話聽著有點江湖義氣，但在張學良這兒，這叫“軍人本色”。他對應德田還說過一句話：“我們有本事請神，就有本事送神。只要對國家有利，犧牲我張學良，甚至東北軍，都在所不惜。”

除了面子，還有里子。張學良當時是真怕夜長夢多。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里頭，有人對放蔣這事意見很大。12月24日晚上，一群少壯派軍官聯名給宋子文寫信，說放蔣可以，但得有人簽字畫押，中央軍得先撤出潼關。話里話外的意思是，要是條件不落實，我們誓死反對。張學良聽說這事，頭皮發麻。他怕什么？怕底下人頭腦發熱，真把蔣介石給撕了。那局面就徹底崩了，內戰再起，日本人笑死。

所以他第二天一早就去找楊虎城，說“現在不走不行啦”。當天下午就把蔣介石送上了飛機。

還有一個原因，是西安扣著南京十幾位大員，陳誠、衛立煌都在手里。張學良心想，有這些人質在，蔣介石敢拿我怎么樣？他對應德田說過：“我們這里還押著南京的十幾位大員吶，他們能扣我嗎？他們不讓我回來，我們這里能讓嗎？”這話聽著有理，可惜他算漏了一件事——剛到洛陽，蔣介石就讓他發電報放人。楊虎城那邊頂不住壓力，真放了。籌碼瞬間歸零。

更讓張學良憋屈的，是蘇聯那頭的態度。西安事變第二天，蘇聯報紙就罵他“以抗日為名投機”，甚至暗示他是日本人指使的。張學良本來想聯蘇抗日，這下跳進黃河洗不清。他天真地以為，親自送蔣回去，能證明自己沒私心，堵住悠悠之口。

所有這些加在一起，張學良覺得自己必須走這一趟。

可飛機一落地南京，畫風就全變了。

12月26日，蔣介石的飛機降落在南京，機場上鑼鼓喧天，要員列隊迎接。熱鬧散去，張學良被安排住進雞鳴寺宋子文公館。他以為這只是暫時的落腳點，幾天后就能回西安。可第二天，蔣介石就讓陳布雷給他遞話：你得寫個“請罪書”，走個過場。

張學良寫了。信上說：“學良任性妄為，率部劫持統帥，負罪深重，茲待罪來京，伏候鈞裁。”他以為這是走程序，寫完就沒事了。

12月31日上午，傳票送到。張學良穿上將校呢軍服，佩一級上將領章，腰間掛佩劍，腳蹬烏亮馬靴，在宋子文陪同下走進法庭。按規矩，他摘下領章、佩劍，站在被告席上。審判長李烈鈞讓他坐下，他不坐，就那么站著。

李烈鈞問：“你知道犯的什么罪嗎？”

張學良答：“我不知道。”

李烈鈞翻開陸軍刑法，指著“脅迫統帥”的條款給他看。張學良看了一眼，反問李烈鈞：“民國二年，審判長曾在江西舉兵聲討袁世凱，有沒有這回事？”

李烈鈞一愣：“有。”

張學良接著問：“討袁是為了反對他專橫獨裁吧？”

李烈鈞點頭。

張學良說：“我在西安做的事，就是諫止中央的獨斷專行。”

這話把李烈鈞噎住了。他當年跟著孫中山討伐袁世凱，是“革命”；張學良現在扣蔣介石，就成了“叛變”？道理上確實講不通。李烈鈞只能板著臉說：“委員長人格高尚，事業偉大，怎能跟袁世凱比？”

旁邊兩位審判官見氣氛僵住，趕緊提議休庭。幾分鐘后重新開庭，李烈鈞換了問法：“你到底有沒有顛覆政府的意圖？”

張學良也不藏著：“有改組政府的意圖，但根本目的是團結抗日。委員長的日記我也看了，他本人不是不想抗日，是被周圍人包圍了。現在他答應了條件，我就隨他來京請罪，要殺要剮，任憑處置。”

李烈鈞又問：“你把中央和地方大員都扣了，這不是叛變？”

張學良一聽這話，反倒來了精神：“審判長，您不提這班大員我倒罷了。這些人平時窮奢極欲，國家糟到今天這地步，他們有責任。比如陳調元，身為軍事參議院院長，在西安被扣期間還有心思調戲人家姨太太，這種人值得敬佩嗎？”

李烈鈞趕緊打斷：“此事與本案無關！”

張學良不依不饒：“這怎么無關？凡事有根有葉，根爛了，枝葉還能好？”

庭審總共二十分鐘就結束了。當天下午，判決書下來：張學良首謀伙黨，對于上官為暴行脅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

消息一出，宋子文趕緊安慰張學良：“這是走手續，過幾天就能回去。”他忘了，蔣介石從來沒這么好說話。

果然，1937年1月4日，國民政府發布特赦令：張學良準予特赦，十年徒刑免了，但“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這八個字才是真正的判決。所謂“嚴加管束”，就是換個名目的終身監禁。

李烈鈞后來跟人說起這事，直搖頭：“那簡直是演戲，我不過是奉命扮演主角。張學良反對獨裁求抗日，何罪之有？蔣介石以怨報德，表面特赦，實則終身監禁。”

張學良在南京等著“幾天后回西安”時，等來的是一紙命令：即日離開南京，移往奉化溪口。從此，他的活動范圍從將軍府邸變成了雪竇山的寺廟，從幾十萬大軍的統帥變成了一個只能讀書看報的“客人”。

很多年后，有人問他后悔嗎。他說，我還是會這么做。我是軍人，做的事我負責。別說軟禁五十年，槍斃了也不在乎。

這話聽著倔，但仔細想，他當年送蔣的理由，說到底就一個：信義二字。他以為信義能換來信義，結果換來的是漫長的幽居。可換個角度想，正因為有他這一送，西安事變才畫上了一個不完美但確定的句號。抗日統一戰線保住了，內戰暫時停下了，那些答應的事，后來也確實做了。

歷史有時候就這么不講理，好人得替壞人背鍋，守信用的得替不守信用的買單。但張學良用自己的后半生證明了一件事：有些人的信用，是拿命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