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州國民政府發動的北伐戰爭的最初七個軍(第五軍未參與北伐)中,粵軍為主的第四軍、桂軍為主的第七軍的表現明顯強于同僚。因此第四軍在歷史上被冠以了‘鐵軍’的美譽,而第七軍則被加上了‘鋼軍’的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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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軍不但在北上湖廣進攻吳佩孚的作戰中表現優異,在東進攻打孫傳芳的作戰中也取得了王家鋪大捷,一舉重創了孫傳芳最為精銳的部隊。
然而這樣一支悍部,卻在四一二后迅速走向了衰敗。
新桂系與蔣介石聯手發動四一二,桂系巨擎白崇禧更是在上海出任總指揮,一手主導了叛亂的發動。但是在四一二后沒多久,新桂系與老蔣之間便矛盾迅速激化。
1929年蔣桂戰爭爆發,僅僅兩個多月時間,新桂系就大敗虧輸,兩湖地盤全部丟失,甚至自己的廣西老家都被蔣軍攻入。
蔣桂戰爭是新軍閥間大混戰的揭幕戰,是中原大戰的前哨戰。
1930年中原大戰起,新桂系決心破釜沉舟北上與閻錫山、馮玉祥會合共同對蔣作戰,于是桂軍主力離開廣西北上武漢。然而卻在衡陽遭到了粵軍第十九路軍截擊,最終桂軍在衡陽被粵軍大敗主力潰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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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順帶一提,網上‘鐵軍’、‘鋼軍’孰強孰弱之爭一直爭吵不休,其實1930年衡陽之戰的結果已經給出了答案。
彼時的第十九路軍尚還是老蔣給的一個非正式番號,該部以蔡廷鍇在南昌起義后帶走的原第十一軍人馬為基干組建,而這個第十一軍前身便是大名鼎鼎的第四軍葉挺獨立團。
正是由于衡陽之戰的亮眼表現,所以老蔣后來正式授予該部第十九路軍的番號。也由于戰場表現亮眼,所以在1932年的淞滬抗戰中,第十九路軍得以指揮中央軍的第五軍等部作戰。
按照民國的軍制,路軍和軍是同級單位,但是路軍根據當時的潛規則是可以自主擴編的,所以路軍不像軍那樣是定員制的。這也是為什么后來的抗戰中,盡管八路軍這個番號只存在了23天,但是第八集團軍將領對外一直普遍稱八路軍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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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桂系三巨頭——從左到右依次為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
新桂系的三號人物黃紹竑在衡陽之戰后轉投蔣介石,也讓蔣桂之間有了一個溝通的橋梁。由于紅軍在中原大戰之時發展壯大起來,所以衡陽之戰后,盡管已經將桂軍壓到了邊境上,蔣介石最終還是未對新桂系趕盡殺絕;而新桂系也就此不再和老蔣兵戎相見,兩者其后長期斗而不破,新桂系儼然成為了中央軍中的一個山頭。
不過在蔣介石集團中,新桂系一直是比較獨立的一支,這一局面要到解放戰爭中新桂系軍事力量被徹底摧毀才扭轉。
新桂系的這種獨立性,使得它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都不怎么聽調。
抗戰爆發后的淞滬會戰打得如火如荼,但是新桂系在接到增援上海前線的命令后,其部隊從湖北到上海整整在路上磨蹭了兩個月的時間。等桂軍終于趕到了戰場時,日軍已經在金山衛登陸了,于是桂軍和上海地區的其他國軍一樣撤出了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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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利用手中權力,讓桂軍在徐州會戰中遠離戰場,主要駐扎在了淮河北岸沿線,擔當了為集結在徐州的國軍重兵集團退路守南大門的職責。
蘭封會戰中徐州國軍集團退路北大門蘭封(今屬蘭考縣)的丟失,直接導致了‘花園口水利工程’。
可蘭封城好歹國軍還和日軍爭奪了一些時日,而駐守南大門宿縣、蒙城兩地的桂軍171師、173師,面對攻來的日軍都是半日之內就棄城而逃。
徐州國軍重兵集團退路的南北大門都丟失,這種危急局面是促使老蔣下定實施‘花園口水利工程’決心的根本原因。
桂軍在抗戰中糟糕的表現一直持續。
其后的武漢會戰中,代替病休的李宗仁主管江北第五戰區的白崇禧,由于不滿蔣介石將駐守在江北的李延年第十一兵團轉給江南的第九戰區指揮,于是以發動反攻為借口,將江北沿岸布防的李品仙(新桂系此時的第三號人物)第四兵團北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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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這一消息后,蔣介石只得將第十一兵團駐防區域又重新劃歸給了第五戰區。
然而恰在此時,占據九江的日軍第11軍向九江南部廬山地區的國軍第九戰區部隊發動進攻。為了避免第五戰區趁機反攻九江,第11軍指揮官岡村寧次派出第6師團和波田支隊(旅團規模),于江北順著長江向西進攻以為牽制。
盡管廬山地區國軍在萬家嶺重創了日軍第106師團,取得了中央軍自抗戰開始以來的第一個戰果;但是江北的日軍卻趁著岸防空虛一路向西猛攻,輕取了田家鎮半壁山要塞,打開了通往武漢的大門。
雖然第五戰區有三十萬大軍,可是卻不敢對占領半壁山要塞的日軍發起反攻,這令廬山地區國軍取得的萬家嶺勝利失去了戰略價值。
隨著日軍在半壁山要塞站穩腳跟,武漢會戰國軍的失敗便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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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第一次長沙戰役將國軍第九戰區主力成功調往湖南北方后,1939年11月,日軍在廣西的欽州發起了登陸作戰。
駐守廣西的桂軍都是二流部隊(桂軍主力在湖北)戰斗力很差,因此面對日軍的進攻士氣迅速瓦解紛紛潰逃,桂南重鎮南寧以及其北方門戶昆侖關都被不戰而棄。
由于日軍這次登陸作戰切斷了從越南進入了中國的國際鐵路,對民國從國外獲取物資造成了嚴重的影響,所以蔣介石接受了蘇軍顧問團的建議,調集兵力發起了將入侵廣西日寇趕下海的作戰。
這次作戰中央軍和桂軍精銳盡出,集結的兵力高達15萬之眾。國軍全部的重炮、坦克都調集過來,作戰飛機能動用的也都悉數集中到湖南的機場;而南寧周邊只有日軍第五師團第二十一旅團所部,總計六個步兵大隊的兵力,該部日軍沒有坦克和大口徑重炮,而南寧機場也不能起降作戰飛機。
所以這場作戰是為抗戰中極其罕有的,國軍對日軍兵力、兵器都碾壓且掌握戰場制空權的一場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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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戰結果卻是國軍在付出了極其慘重的傷亡后,卻僅僅只收復了南寧的北方門戶昆侖關,其后就被日軍堵在昆侖關到南寧的狹窄山道中無法再進一步。
其后日軍調集兵力反補,桂軍再次不戰棄守昆侖關,使得日軍輕易殺入了昆侖關以北的賓陽平原,給予當地的國軍各部以重創。
由于這場被稱為桂南會戰的作戰中國軍各部表現一塌糊涂,因此其后指揮作戰的各級將官從白崇禧開始到軍師長無不被懲處。
第五師團師團長今存均中將由于堅持在山道堵截國軍并獲得了成功,因此功被提升為了軍事教育總監,為他后來晉升大將鋪平了道路。
桂軍為主的第五戰區整場抗戰都表現消極,由于對日軍不具有威脅性,所以在1940年年中的棗宜會戰占領宜昌后,其后兵力嚴重不足的日軍就沒有再對第五戰區發動過大規模的攻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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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受到日軍壓力的第五戰區,整場抗戰中對日作戰極其消極,一切舉措都是從保存自己實力出發。唯獨對限制北面與其接壤的新四軍第五師,向自己控制區滲透十分上心。
解放戰爭中新桂系一門心思的經營自己湖北、湖南、廣西等傳統地盤,對于出兵與解放軍作戰能推就推能躲就躲,大多數時候就是在一邊看戲。
精銳真的是打出來的。
所以后來面對解放軍百萬大軍渡江作戰,長年偏安一隅的新桂系也曾想掙扎一下,但是奈何桂軍實力不允許。最終沒有經過什么太大的戰斗,曾經叱咤風云的桂軍便做鳥獸散成為了歷史名詞。
翻看戰史,自四一二后,桂軍幾乎就沒有再取得過什么值得一提的戰績。蔣介石麾下的中央軍戰斗力其后反倒是提升了不少,兩相對比下桂軍的沉淪顯得更加刺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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