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任首相后，高市早苗公開點名中俄朝，唯獨對中國有特殊表態？

高市早苗連任日本首相后第一次在國會上談施政，整場發言一開始就把氣氛拉得很緊。她一口氣點了中、俄、朝三個方向，說日本正面對二戰以來“最嚴峻、最復雜的安全環境”。話說到這個程度，外界自然會判斷中日關系恐怕還要繼續往下走。

她提到中國在東海、南海的軍事活動，把它納入日本安全挑戰的范圍；又談到俄烏沖突持續發酵；還指出朝鮮不斷推進核導能力建設。

更進一步，她提到朝鮮出兵支持俄羅斯，擔心因此可能獲得俄羅斯的核導技術轉移，結果就是日本周邊安全環境被進一步推向不穩定。按照這樣的邏輯延伸，中日關系似乎很難留下回旋余地。

不過，同一場演說里，她又給出另一種表達，說日本希望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這兩種說法放在一起，難免顯得別扭。一邊強調安全威脅，一邊提合作愿望。

表面看像是搖擺，但如果把她所處的現實條件逐一擺出來，就能理解這并非隨意拼接，而是在不同壓力下作出的組合。

首先繞不開的，是經濟層面的現實。日本這些年的經濟運行狀態談不上輕松，長期結構性問題始終存在，政策調節空間并不寬裕。

在這種情況下，外部環境的任何劇烈波動都會被迅速放大，因此決策者很難忽視對外依存度帶來的現實牽制。

日本的半導體、電子產業以及重稀土供應等關鍵領域，也在生產鏈條上與中國產業形成高度嵌合的關系。這種關系并非簡單的出口和進口，而是相互嵌入的生產體系。

一旦合作出現明顯阻滯，影響會迅速外溢，不僅是企業營收承壓，還可能出現關鍵原材料供應受限、產能釋放受阻、庫存積壓等問題，接著傳導到就業和社會層面。

而且，中國已經連續15年是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2025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200億美元，這種規模本身就意味著深度綁定。

日本企業在中國市場的投入和產出占比都不低，日本汽車在華銷售量占其全球銷量的30%以上，很多企業的利潤結構與中國市場緊密相連。

考慮到日本已經面臨老齡化和債務高企等長期壓力，這類沖擊帶來的連鎖效應會被放大。正因如此，在強調安全風險的同時，她仍然提到“戰略互惠”，更像是在為經濟運行預留調節空間，避免關系在短時間內被推向無法挽回的狀態。

僅有經濟約束，還不足以解釋她為何在安全議題上如此集中發力。更直接的動力來自國內政治。

高市早苗此次勝選，背后有日本右翼軍國主義勢力的支持。面對接近70%的支持率，她需要維持并鞏固這種政治基礎。安全議題恰好是最容易動員支持者的領域。

這些議題長期存在于右翼政治議程之中，高市如果能夠在任內持續推進，就更容易獲得穩定的支持。

日本內部的經濟與社會壓力并未緩解。人口老齡化持續加劇，公共債務規模超過GDP的250%，日元貶值、青年失業率上升等問題疊加，使得結構性難題愈發明顯。

短期內無法迅速解決的經濟困境，會不斷轉化為對執政者的質疑。在這種情況下，把公眾視線更多引向外部風險，本身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內部壓力。

因此，她在安全層面反復強調“戰后最嚴峻”，并把中俄朝三個方向集中呈現，其政治功能也就更加清晰。

日本所處的外部環境同樣在發生變化。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日本形成了安全依賴美國、經濟依賴中國的運行模式。

這種狀態之所以能維持，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當時美國并未堅決反對中日接觸，甚至寄望于通過經濟合作影響中國的發展，因此不會把中日經濟聯系視為必須切斷的風險。

如今情況不同，美國政策越來越強調將經濟問題納入安全框架。特朗普政府多次表示美國是全球自由貿易的受害者，美國國務卿魯比奧也反復提到盟友應從安全角度思考經濟問題。在這樣的政策導向下，日本對中國的依賴本身就被賦予安全含義。

若日本希望在美國對外戰略中提升位置，就會被要求減少對華依賴，加強與美國的經濟綁定。至于美國能否在規模和結構上替代中國，這仍然存在不確定性，但從政策方向看，中日經濟聯系被持續弱化是明確目標。在這種外部壓力下，日本原有的回旋空間明顯收窄。

在這一背景中，她對安全威脅的描繪便具有更強的工具屬性。她將挑戰分成幾塊內容，一是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軍事活動。二是朝鮮核導能力的持續推進，再加上朝鮮出兵支持俄羅斯可能引發的技術轉移風險。三是俄烏沖突帶來的地區震蕩。

通過這樣的敘述，日本周邊環境被界定為持續惡化。這樣既可以在國內為防衛政策調整爭取支持，也可以在對外關系中向盟友展示自身承擔的壓力。

圍繞對美關系，她還提到將盡快訪問美國，這種安排本身就是信號。美國戰略重心向西半球轉移的同時，又希望在亞洲地區保持對華遏制，但不愿單獨承擔高成本，因此需要盟友承擔更多角色。

高市早苗通過強調安全風險與對華立場，試圖向美國表明日本愿意在相關議題上更加主動，并承擔更高成本。雖然這種姿態無法改變日本在整體戰略中的從屬位置，但能夠提升其在特定議題上的重要性，也有助于爭取特朗普政府的支持。

當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時，與中國的關系就變得更加復雜。

過去，中國在中日外交關系起伏不定的情況下，仍然默許日本經濟上靠中國、安全上靠美國，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當時中國相信日本社會內部存在改善關系的意愿，并認為美國是阻礙中日進一步密切的主要外部力量。

因此，即便外交氣氛并不順暢，中國仍愿意維持和擴展經濟聯系。改革開放初期，日本曾是中國重要的投資來源之一，這種合作持續多年。

如今形勢出現轉折。高市早苗公開談及臺海問題，被視為觸及中國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在這種認知下，日本的對華態度被理解為不僅僅受到美國影響，而是其自身精英結構和社會氛圍發生變化。

如果在這種條件下，中國仍單方面推動經濟合作深化，就難以獲得對等回應。因此，她提出的“戰略互惠”很難得到積極反饋。

也正是在這樣的格局中，她希望同時實現的多項目標變得更為困難。既希望繼續依托中國市場和產業鏈穩定經濟，又在安全敘事上持續將中國置于風險位置，同時還要與美國在對華議題上深化協作，并借此推進日本向“正常國家”方向邁進。

這種多重訴求在以往相對寬松的國際環境中尚可勉強平衡，但在當前中美博弈強化、美國要求盟友降低對華依賴、中國對日戰略容忍度下降的背景下，空間正在縮小。

于是那場演說中看似矛盾的兩種表態，更像是在多重壓力下的折衷表達。

國內需要強硬姿態，美國期待更積極的配合，而經濟現實又要求保留合作可能性，只是這種平衡能否維持，并不完全取決于日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