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的艱難抉擇：是繼續輸血巴勒斯坦，還是任由其財政徹底崩潰？

長期以來，歐洲聯盟及其成員國一直以巴勒斯坦人民支持者的姿態自居，其主要手段是向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提供持續的資金支持。巴勒斯坦裔比利時籍通訊專家塔瑪姆·阿布薩拉馬在分析中提出質疑：這種做法究竟是出于對巴勒斯坦愿望的真誠支持，還是淪為了維持以色列占領現狀的工具？

現實情況顯示，歐盟對該機構的所謂支持，更像是一種象征性的姿態，而非真正致力于推動巴勒斯坦的解放與司法公正。與其通過制裁等手段直接挑戰以色列的占領行為，歐盟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已演變為一種“占領管理”工具。

這種政治邏輯可以追溯到1980年的《威尼斯宣言》。在那份聲明中，歐盟正式確立了“兩國方案”的邏輯，承認了以色列的生存權。宣言也提出了一些關于“全民公正”、巴勒斯坦人自決權和回歸權等含糊其辭的表述。

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通往《奧斯陸協議》的談判進程中，歐盟進一步鞏固了這一立場。布魯塞爾方面認為，這是一個將自己塑造成巴勒斯坦建國捍衛者的絕佳契機。

但從核心邏輯來看，歐盟當時將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一個在占領狀態下建立的臨時行政實體——視為確保猶太復國主義計劃持續進行的機制。這種安排幾乎沒有考慮巴勒斯坦人的實質權利。

1997年，歐盟與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簽署了關于貿易與合作的臨時聯合協議。自此以后，歐盟每年向其提供高達3億歐元的資金，重點投向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項目。分析人士認為，這實際上是在以色列持續占領的背景下，為維持該機構穩定而支付的成本。

在德國籍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的領導下，歐盟執行委員會似乎意識到，以色列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隨著歐洲內部民意和民間動員對歐盟與以色列戰略聯盟的批評日益激烈，布魯塞爾方面開始加碼利用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來維持現狀。

歐盟越來越多地將該機構呈現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2023年11月下旬，在加沙局勢急劇惡化之際，西班牙籍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何塞普·博雷利聲稱，一個穩定的巴勒斯坦國是以色列最好的安全保障，并將其與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穩固聯系在一起。

隨之而來的是密集的資金投入：2023年12月撥付1.18億歐元用于維持該機構穩定；2024年7月提供了4億歐元的緊急贈款和貸款，并附加了關于治理改革、反腐敗和教育的約束條件。

去年4月14日，歐盟在盧森堡與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舉行了首次高層對話。在那次會議上，歐盟提議在2025年至2027年期間實施一項價值16億歐元的龐大計劃，其中6.2億歐元作為直接財政支持。僅在2025年，該機構就已從歐盟獲得了1.72億歐元的援助。

通過這種方式，歐盟試圖引導數百萬走上街頭抗議的歐洲民眾，讓他們相信支持該機構就等同于支持巴勒斯坦的抗爭。

但現實是，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早已失去了法律和道義上的合法性。其領導人馬哈茂德·阿巴斯自2005年以來一直執政，期間未進行過任何選舉。調查數據顯示，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高達百分之八十七的巴勒斯坦人認為該機構存在嚴重的腐敗問題。

在海外同情者眼中，它可能是一個處于待命狀態的政府，正在穩步建設未來國家的機構。但在大多數當地巴勒斯坦人看來，它是一個緊緊抓住權力不放的精英集團，在維持經濟進步的假象之下，服務于外部利益。

根據美國支持的和平計劃，歐盟及其盟友將教育改革視為核心元素。為此，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近期對國民學校課程進行了重大修訂。

隨著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加強實際控制，歐洲納稅人提供的數十億援助正面臨被浪費的風險。在剝奪了實質政治權力或主權后，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已淪為以色列軍事管制下的地方服務管理者。

歐盟及其內部的左翼政黨必須面對一個尷尬的真相：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目前僅代表其自身利益。在軍事占領持續且腐敗侵蝕制度的情況下，它無法在實地產生任何真正的影響力。

同樣，布魯塞爾必須承認，長期以來作為財政支持借口的“兩國方案”已不再可行。幾十年的無序擴張已讓這一模式變得過時。更重要的是，由外部勢力決定巴勒斯坦人的未來，本質上是對他們自決權的剝奪。

歐洲必須停止成為現狀的共謀。在盧森堡的會議室里，16億歐元的數字在精美的報告中閃爍。在約旦河西岸那些被涂改了辭藻的教科書背后，是一代孩子正在失去對自己歷史的解釋權。當援助資金變成了維持一座日益搖搖欲墜的行政外殼的“呼吸機”，它所保護的不再是民眾的福祉，而是某種不再符合現實的政治秩序。

只有當這種外來的干預與本地的依附關系終結，真正能反映民眾現實意愿、具備問責能力的領導力量才可能破土而出。正義的實現從來不依賴于支票的金額，而取決于是否敢于撤掉那些遮蔽真相的屏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