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二馬到底有多囂張？稱霸86年無人敢惹，最終被彭老總一舉殲滅

1936年冬，河西走廊北風獵獵，駐防張掖的馬步芳甫接密電——陜甘寧的紅軍越過了祁連，將在甘州一線集結。他環顧營帳，冷哼一聲：“敢來，就叫他們有來無回。”一句話，道盡了馬家軍閥的驕橫與殘酷。

回溯源頭，這份底氣并非一日而就。要追根溯源，得上溯到1870年代。那時，馬海宴和馬千齡還是在黃河兩岸挑擔營生的小販。靠著馱運和小買賣，他們攢下本錢，又搭上回族反清義軍馬占鰲的隊伍。馬占鰲于光緒十年降清，手下人獲編練成“甘軍”，馬海宴、馬千齡一并受封基層武弁，這才踏進軍界。兩個家族此后三代不離兵權，八十余年盤根錯節，終結成鼎立西北的“青馬”與“寧馬”。

青海的馬麒、馬步芳父子靠的是鐵與血。他們搶購良田水磨，把控鹽茶貿易，還把喜馬拉雅南麓的牦牛橡皮深入內地，一手壟斷；資金有了，槍桿也便粗起來。民國六年，馬麒把只有千把號的“循化營”擴成三千精騎外加炮隊，再暗中征集團丁八萬。外人問起兵力，他永遠報三萬五，暗袋卻裝了三倍的牌。

寧夏的馬福祥、馬鴻逵、馬鴻賓兄弟則以交游廣布著稱。彼時吳佩孚、張作霖、馮玉祥輪番進西北，他們總會端酒奉陪，“咱們自己人，日后互相照應。”一句“自己人”，換來槍支、餉銀與地盤。馬鴻逵更得蔣介石器重，一度被譽為“西北長城”。可他骨子里打的算盤，仍是把黃河套里那幾十萬畝良田牢牢抓在手中。

兩家都用宗教織網，卻分道揚鑣。馬步芳在青海強推保甲，十三萬戶拆分成萬甲萬戶，出兵納糧有名有姓、有籍可循。家里若有人不肯當兵，三日之內押上公堂，輕則鞭笞，重則抄家。至于抗日，他口頭高呼厭倭，暗地卻怕“牽一發動全身”。在他的安排里，最重要的戰場永遠是堵死紅軍西進之路。

寧夏方面，堂兄弟之間卻顯出微妙差異。馬鴻賓當年跟隨傅作義在綏遠血戰，那句“關山一失，回民也要當亡國奴”是他的真心話。相較之下，馬鴻逵則把南梁、環縣這片地界當作私產，對老百姓苛征猛斂，拿著中央政府撥的剿共軍費修私宅、筑公館，甚至還從日軍手里倒買軍火。

兩路“二馬”之所以能橫行八十余年，說到底仗的是地形、宗教、騎兵與分化之術。西北高原，溝壑縱橫，水草分散；只要控制泉眼與糧倉，就能逼迫百姓為己用。更重要的是，他們精于利用回、藏、蒙古與漢民的矛盾，外人稍有不慎，便會陷入迷局。

然而再深的山，也擋不住解放戰爭席卷的風雷。1949年初夏，西柏坡里燈火通明。毛澤東聽完情報分析后沉思片刻，提筆給彭德懷電示：集中西北野戰軍主力，破青寧兩馬，以蘭州為斧鉞，先斬馬步芳。字字鏗鏘，傳遞出必勝之決心。

同年八月，第一野戰軍主力沿西蘭公路閃擊而上。西固渡口的炮聲把馬步芳震醒，他急調馬家名將馬惇棠、馬繼援死守黃河。彭德懷卻不按常理，北出白銀、南渡黃河，包抄其后。有意思的是，蔣介石意欲派胡宗南馳援蘭州，結果胡宗南自顧不暇，無力分兵。馬鴻逵更是袖手旁觀，兄弟鬩墻的舊賬在此刻成了致命裂縫。

“若是他們不降，就讓他們埋骨黃河以西！”彭德懷放下望遠鏡，對身邊警衛員低聲說。三面合圍后只三晝夜，蘭州宣布解放，俘敵二萬七千余。馬步芳在電臺里急促叫喊“死戰到底”，轉眼自己卻飛往重慶，隨后遠走沙特，至死鄉愁難解。

槍聲未息，解放軍順勢東指。寧夏方面，馬鴻逵先喊出“寧作玉碎不作瓦全”，很快卻將指揮權丟給副手，攜家眷赴重慶。銀川城守望無依，守將盧忠良暗中致電西北軍區，表示愿意“罷兵”。此時，馬鴻賓收到彭德懷親筆信及中央電令，他沉吟良久，終于抬筆簽下“起義”二字。1949年9月23日，寧夏和平解放，馬鴻賓隨后出任甘肅省副省長、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昔日西北馬家槍炮縱橫，如今僅余半生從政的機會，這種轉折耐人尋味。

平心而論，馬鴻賓選擇順水推舟，不只是對形勢的判斷，還有多年軍旅中滋生的民族情感——從綏遠抗戰到西北保衛戰，他與日軍真刀真槍拼過命。這份經歷，讓他最終成了共產黨的同路人。相比之下，馬鴻逵在美國洛杉磯的終老，馬步芳在沙特流亡的沉寂，則更顯落寞。

西北“二馬”覆滅后，青海、寧夏迎來新生。曾經被捆在保甲、被迫從軍的回、藏、漢各族農牧民陸續回到土地、牧場。青海大通河兩岸的水磨不再姓馬，寧夏平原的稻麥倉廒改口歸公。昔日軍馬嘶鳴、營盤林立的戈壁與綠洲，如今再難聽見鞭影聲聲。

至此，持續八十六年的馬家割據畫上休止符。無論是倚仗地理之險的兇悍，還是挾宗教之名的威懾，都無法阻擋時代洪流。槊未曾收，烽煙早散，西北大局自此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