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荷蘭沒話說了，中方正式宣布：更換國內供應商，從此不再合作

2026年2月24日，一封電子公函從中國東莞發出，直抵荷蘭奈梅亨。

發信方是安世半導體（中國）有限公司，收信方是其名義上的荷蘭總部。

信函的內容核心意思只有一句話：即刻起，停止與荷蘭總部的一切晶圓供應鏈合作，全面啟用中國國產供應商。

就在兩天后，隨著最后一批國產晶圓順利上線封測，安世中國完成了產業鏈的徹底重組。

此時此刻，那個曾經試圖用“斷供”來拿捏中國企業的荷蘭政府，終于發現自己手里剩下的，只有一堆賣不出去的庫存和一張再也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

國產“備胎”一夜轉正

2025年9月30日，荷蘭經濟事務大臣卡雷曼斯突然援引所謂“貨物可用性法”，對一家商業公司下手。

荷方凍結了安世全球的運營資產，暫停了中方CEO張學政的職務，甚至強行將母公司聞泰科技持有的投票權移交給荷蘭指定的管理員。

卡雷曼斯顯然認為，只要切斷上游水源，下游的東莞工廠就只能乖乖就范，交出控制權。

安世荷蘭總部以莫須有的“付款糾紛”為由，正式切斷了對東莞工廠的晶圓供應。

為了把事做絕，荷方甚至刪除了中國員工的郵箱權限，向客戶散布中國產品質量堪憂的謠言。

但荷蘭人低估了兩件事：一是中國產業鏈的韌性，二是中國人“不蒸饅頭爭口氣”的決心。

就在斷供發生的當晚，安世中國立即啟動了代號為“B計劃”的應急預案。

一個由200名頂尖工程師組成的專項測試團隊迅速集結，東莞工廠進入了戰時狀態。

從2025年10月底到12月，累計測試了超過1.8萬片晶圓，產生了10萬組對比數據。

結果讓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氣，也讓荷蘭人傻了眼。

在安世中國的測試報告中，這款國產晶圓的良率穩定在85%至90%之間，更驚人的是，其耐高溫性能比荷蘭同類產品高出了5%。

這意味著在極端工況下，搭載中國芯的汽車將擁有更強的可靠性。

全面切換國產晶圓后，安世中國的采購成本直接下降了約8%。

這8%的成本優勢，主要來自于去掉了漫長的海外物流費用和歐洲制造的高昂溢價。

2026年第一季度的數據顯示，大眾汽車從安世中國采購的芯片占比不降反升，達到了45%；寶馬的采購量更是提升了40%。

截至2026年2月，安世中國累計交付搭載國產晶圓的芯片超過70億片，無一例質量事故。

客戶不在乎晶圓是產自奈梅亨還是上海，他們在乎的是誰能穩定供貨，誰的產品更具性價比。

荷蘭政府試圖用政治手段阻斷商業合作，結果卻是親手將自己的企業踢出了全球最具活力的供應鏈。

中企重塑全球供應鏈規則

隨著安世中國在2026年2月24日正式宣布“不再合作”，多米諾骨牌效應開始在歐洲顯現。

由于荷蘭政府配合美國的激進管制政策，導致中國市場對ASML的信任度降至冰點。

2026年1月至2月，ASML對華銷售額占比從巔峰時期的近50%斷崖式下跌至25%。

為了應對寒冬，這家曾經不可一世的科技巨頭被迫宣布裁員1700人。

與此同時，聞泰科技的反擊也極其凌厲。

針對荷蘭政府的非法侵占行為，聞泰科技已經啟動了國際仲裁程序，索賠金額高達80億美元。

這筆天價索賠，無論最終結果如何，都將讓荷蘭政府在國際投資界聲名狼藉。

透過這一事件，我們能清晰地看到全球半導體產業邏輯的深刻質變。

長期以來，西方國家習慣于將“供應鏈安全”作為政治武器。

他們認為，只要掌握了源頭技術，就可以隨意切斷對華供應，以此遏制中國的發展。

然而，安世中國案例證明，這種邏輯已經徹底破產。

荷蘭的戰略誤判在于，他們沒有看到中國半導體產業在過去幾年里的“厚積薄發”。

2025年，中國IGBT晶圓的自主化率已經達到了48%，在專利數量上更是反超了歐洲。

從上海微電子的光刻機驗證，到中微公司的刻蝕機，再到南大光電的光刻膠，中國已經建立起了一套雖然尚不完美、但足以維持生存并不斷進化的供應鏈。

當卡雷曼斯試圖“卡脖子”時，他實際上是在充當中國企業國產替代的“催化劑”。

如果沒有荷蘭的斷供，安世中國可能還需要兩三年時間才會逐步切換國內供應商；正是荷蘭的逼迫，讓這一進程壓縮到了短短兩個月。

這對于全球供應鏈的啟示是深遠的。

當荷蘭政府為了政治目的肆意踐踏商業契約，它就成了全球供應鏈中的“不穩定風險源”。

安世中國這次的勝利，不是一次簡單的應急修補，而是中國企業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的一次“奪權”。

它向世界宣告：中國不再是那個只能做低端組裝的“世界工廠”，在功率半導體和成熟制程領域，中國已經具備了制定規則、主導供應鏈的能力。

荷蘭這次真的沒話說了。

他們不僅失去了一個最大的客戶，更失去了一個原本可以合作共贏的未來。

卡雷曼斯和他的同僚們，親手關上了通往中國市場的大門，而門內的中國企業，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構建起一個獨立、完整且充滿活力的產業生態。

參考資料：
江波龍：通過LTA或MOU確保存儲晶圓持續穩定供應
2026-02-09 19:22·證券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