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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3月5日下午七時,臺北榮民總醫院的一間病房里,國民黨的二號人物、連任兩屆"副總統"、外號"小委員長"的陳誠,吐出了生命中最后一口氣。這個在中國政壇叱咤風云四十年的人物,留下了一封66字的遺書和一張寫著四個字的紙條,就此撒手人寰。遺書的內容讓蔣經國如臨大敵,而那四個字,更是讓妻子譚祥當場變了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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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誠是1964年底被確診為肝癌的。早在抗戰時期,陳誠的胃就出過大問題,1948年在上海做手術,整個胃被切去了三分之二。醫生當時就發現肝臟已經有中等程度的硬化,可陳誠不當回事,繼續拼命工作。
1963年臺灣遭遇特大臺風,陳誠不顧身體,冒著大雨跑到一線指揮抗洪救災,幾天幾夜沒合眼,直接把肝病拖成了肝癌。妻子譚祥得知確診結果后,要求醫生只告訴陳誠是"肝硬化",不敢讓丈夫知道真實病情。
到了1965年年初,陳誠的身體已經徹底垮了。一個曾經指揮千軍萬馬的人,瘦得只剩下皮包骨,連筆都拿不起來。3月初,陳誠把長子陳履安叫到病床前,說要交代遺囑。陳履安是從美國趕回來的,當時經濟窘迫到連機票錢都湊不齊。堂堂國民黨二把手的兒子,買張機票的錢都沒有,這件事本身就說明陳誠為官確實清廉。
陳誠口述,陳履安執筆,前后只記下了66個字,分三層意思。大致是這樣的:第一,希望同志們一心一德,在總裁領導下完成革命大業。第二,不要消極,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國軍民共此患難。第三,黨存俱存,務求內部團結,前途大有可為。就這三句話,66個字,言簡意賅,看起來四平八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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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是這66個字,在國民黨內部炸了鍋。原因很簡單——遺囑里頭只字未提"反攻大陸"。要知道,"反攻大陸"在那個年代可是國民黨的政治正確,是絕對不能缺的口號。陳誠身為副總統、國民黨副總裁,臨終遺囑居然一個字都沒提,這在很多人看來簡直是大逆不道。
馬上就有人找到譚祥,話說得很直白,意思是這份遺囑不合適,最好修改一下,加上"反攻"的內容,不然沒法對外發表。
死者為大,陳誠畢竟是自己最信任的人之一。在這個節骨眼上計較遺囑措辭,反而顯得蔣氏父子心胸狹隘。這個面子,蔣介石還是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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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誠能走到國民黨二把手的位置,既有真本事的成分,也有攀附權貴的因素。1898年,陳誠出生在浙江青田一個普通家庭,父親陳應麟是個秀才,做過教育局長。
陳誠20歲從師范學校畢業,本來打算到父親兼任校長的小學當老師,可父親不肯給兒子開后門,讓陳誠去了一個偏僻小學。陳誠在那里待了幾個月就坐不住了,果斷辭職,決心投筆從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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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改變陳誠命運的是兩件事。第一件是1925年的棉湖之戰。北伐前期,陳誠所在的部隊陷入苦戰,陳誠臨危不亂,硬是扭轉了局面。這一仗讓蔣介石對這個矮個子軍官刮目相看,從此把陳誠帶在身邊重點培養。
第二件事更關鍵——蔣介石和宋美齡親自當媒人,把國民黨元老譚延闿的女兒譚祥許配給了陳誠。譚延闿是蔣介石和宋美齡結婚時的介紹人,1930年病逝前把女兒托付給了宋美齡。蔣宋二人挑來挑去,在胡宗南和陳誠之間選了陳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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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陳誠在老家已經有了原配妻子吳舜蓮。在譚家和蔣介石的壓力下,吳家只能妥協,跟陳誠協議離婚。1932年元旦,陳誠和譚祥在蔣介石的見證下舉行了婚禮。從此陳誠多了一個身份——蔣介石的干女婿。有了這層關系,陳誠在國民黨內部的仕途就像坐了火箭一樣,一路從軍長、集團軍司令到戰區司令長官,被人稱為"小委員長"。
可陳誠打仗的本事,真不怎么樣。圍剿紅軍的時候,陳誠指揮中路軍,在黃陂戰役中被紅軍殲滅了兩個整建制師,連自己的看家部隊十一師都差點全軍覆沒。到了解放戰爭時期更慘,1948年蔣介石讓陳誠去東北主持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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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誠到了東北就開始大搞"整頓",到處撤換高級將領安插自己的心腹,連戰功赫赫的71軍軍長陳明仁都被免了職。結果弄得軍心渙散,人心惶惶。解放軍發起進攻的時候,陳誠的精銳部隊一夜之間就被打垮了,兩個師長都當了俘虜。
消息傳回南京,朝野震動。白崇禧等人直接要求蔣介石"殺陳誠以謝天下"。這話說得狠,各大報紙也跟著喊,弄得在上海養病的陳誠絕望透頂。關鍵時刻蔣介石站了出來,撂下一句話——責任在我,與辭修(陳誠的字)無關。那些人看蔣介石動了真火,也就不敢再說什么了。蔣介石雖然保住了陳誠的命,卻也只能免去陳誠所有職務,僅保留了一個四星上將的虛銜。
東北一敗涂地,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也走到了盡頭。蔣介石決定退守臺灣,提前把陳誠派過去打前站。陳誠到了臺灣之后,倒是干了不少實事。推行"三七五減租"和土地改革,親自主持修建石門水庫,臺灣的農業和基礎設施在那幾年確實有了起色。
陳誠在臺灣老百姓當中的口碑不錯,被一些人稱為"臺灣土改之父"。后來陳誠又連任兩屆副總統,地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可隨著蔣經國在政壇上嶄露頭角,蔣介石的心思明顯傾向于讓兒子接班,蔣陳之間的嫌隙越來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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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字遺書的風波還沒過去,一個更大的秘密已經藏在了譚祥心里。陳誠在口述遺囑之后,又讓陳履安拿來紙筆,費了好大力氣寫下了幾個字。陳履安把紙條拿給母親譚祥看的時候,譚祥的臉一下子就白了。紙條上寫的是:"陳死火葬,以不占地為原則。"
這在今天看來稀松平常的要求,在1965年的臺灣卻是一顆炸彈。那個年代臺灣根本沒有火葬的風氣,講究的是入土為安、身體發膚受之父母。像陳誠這種級別的人物,理應以最高規格進行土葬厚葬,怎么可能去搞火葬?
更要命的是,大陸從1956年就開始推行火葬制度,陳誠偏偏在這個時候提出要火葬,這不等于授人以柄嗎?誰都知道蔣介石多疑,萬一把陳誠的火葬遺愿跟大陸聯系起來,陳家滿門都要受牽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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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祥太了解臺灣的政治環境了。周總理生前曾多次稱贊陳誠是愛國之人,大陸方面也曾通過秘密渠道給陳誠傳過信。這些事情在臺灣的情報系統里不是秘密,蔣介石不可能不知道。在這種敏感的背景下,陳誠提出火葬,無異于往火藥桶上扔火柴。譚祥想了又想,做出了一個痛苦的決定——把這張紙條藏起來,從始至終沒有向蔣氏夫婦提過陳誠想要火葬的事。
據說陳誠當時不僅提出了火葬,還對譚祥說過這樣的話:如果將來有機會,就把骨灰帶回浙江青田老家,葬在父母墳旁,也算是落葉歸根。譚祥聽完沉默了很久,搖了搖頭說:這不可能。譚祥心里清楚,以當時兩岸的關系,別說把骨灰送回大陸,就連提這個想法都會惹來殺身之禍。
陳誠到臺灣后經常表現出對故鄉的思念,水土不服、夜不能寐,心里一直記掛著浙江老家的山山水水。可身在臺灣、身不由己,這份鄉愁只能深深埋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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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3月5日中午,陳誠陷入昏迷。偶爾睜開眼睛,看一看圍在床邊的部屬和家人,嘴唇翕動卻已經說不出話來。下午七時,一口長氣吐盡,這個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縱橫了四十年的人物,在遠離故鄉的臺灣島上永遠閉上了眼睛,終年六十八歲。
蔣介石得知消息后,為陳誠安排了最高規格的葬禮。何應欽、張群等國民黨元老組成治喪委員會,蔣介石親自到場獻上花圈。陳誠被以土葬的方式安葬在臺北,火葬的遺愿沒有實現,歸鄉的心愿更是無從談起。陳誠曾經跟身邊人說過一句話:死在蔣介石前面,是一種幸福。這話聽著讓人唏噓,既是對病痛折磨的解脫,也是對幾十年政治猜忌的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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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陳誠的一生,功也好、過也罷,這個人身上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從不中飽私囊。兒子回國探病連機票都買不起,堂堂副總統家里沒有什么像樣的積蓄。單憑這一點,陳誠就比國民黨里那些貪污成性的將領干凈得多。
至于那66字遺書里隱含的對蔣介石的不滿,還有那個至今未能實現的火葬歸鄉之愿,都隨著陳誠的離世成了歷史的注腳。有些事情,活著的時候不敢說,死了之后也沒人敢替你做。這大概就是那個時代里,一個身不由己之人最深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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