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福建上空突現敵機，司令員葉飛力排眾議：先別急著打下來

1956年1月的一個凌晨，福建沿海的漁港還沉在黑夜里，海風呼呼刮著，岸邊的船只輕輕晃動，碼頭幾乎沒有行人。就在這樣再普通不過的夜色里，一架從臺灣方向飛來的飛機，悄悄闖入大陸沿海防空區上空，打破了寧靜。

雷達首先發現了這架陌生飛機的蹤跡，緊接著，福建軍區的防空警報被拉響。等到飛機飛臨泉州上空時，地面的高射炮陣地已經進入戰斗狀態，炮手們瞄準天空，連續開火，炮彈在夜空中拉出一道道火線。不過，有意思的是，這架飛機在空中不斷變換高度和航向，幾次急轉彎，竟然硬是從密集的炮火縫隙里鉆了過去。

負責觀測的軍官一邊緊盯著目標，一邊心里犯嘀咕。飛得不算高，速度也不算快，路線更說不上規矩。按以往經驗看，這既不像正規偵察機，也不像戰斗機的作風。這樣“怪模怪樣”的飛行方式，反倒讓前線指揮員沒了準頭，隨即將情況上報軍區指揮所。

接到報告后，福建軍區司令員葉飛立刻被驚動。指揮所里，參謀們給出的意見很一致：既然闖入防區上空，又不表明身份，那就應當堅決擊落，以絕后患。有人甚至提議調更多高射炮和戰斗機，務必要把這架“不明機”留在大陸。然而，葉飛聽完情況介紹，并沒有急著下令追加火力，而是反問了一句：“飛行高度、速度、航線，都再核對一遍。”

等到雷達參數、目視觀察結果一一擺在桌上，葉飛開始回想前幾年幾起空軍飛行員駕機起義的經過。稍作推敲，他給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頗為冒險的判斷：這架冒險從臺灣方向飛來，又不按常規軍機航線飛行的，很可能不是“敵機”，而是有人想駕機投奔大陸。

“先不要急著打下來。”葉飛下了決心，“加強監視，注意觀察，如果出現降落意圖，予以掩護。”這道命令，很快就通過作戰電話傳到了泉州一線。槍炮已經上膛的戰士們，只能暫時壓下扣動扳機的手指，帶著疑惑繼續觀察天上的小黑點。

有意思的是，后來事實證明，這一次“收槍”的決定，為一場特殊的空中起義留出了生路，也讓這架特殊的飛機，安全從臺灣飛到了大陸。

一、從零星駕機起義，到“警惕中帶著等待”

新中國成立以后，空中突然出現從臺灣飛來的小飛機，既可能是偵察、襲擾，也有可能是飛行員冒著生命危險投向大陸。1950年前后，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過幾次，對前線指揮員的判斷提出了不小的考驗。

1950年1月3日，國民黨空軍軍官學校第28期學員李純，從臺灣岡山機場駕駛一架AT-6型教練機，一路飛往福建漳浦縣赤湖鄉海灘并成功著陸，完成了起義。那時候，大陸剛剛解放不久，成體系的防空系統還在建設當中，防空雷達、高射炮的配合遠沒有后來的嚴密。正因為如此，李純的飛機飛抵大陸時，并沒有遭遇密集防空火力的阻攔，起義過程顯得相對順利。

這次事件之后，大陸方面也意識到，如果能接應更多飛行員駕機起義，不僅可以削弱臺灣方面的空軍力量，還能增加技術骨干，對未來空軍建設大有裨益。于是，新華社廣播電臺通過公開的電波，與有意起義的臺灣空軍人員約定了一套信號方式：飛抵大陸上空時，放下起落架低空盤旋一圈示意，再收起起落架，表明身份。

六天之后，1950年1月9日，李純在臺灣的同學黃永華，從臺南機場駕駛AT-6教練機飛到潮安上空。按照約定，他放下起落架，在空中低飛繞了一圈，再收輪。不過，戰爭狀態下的信息本就復雜，一線高炮部隊并不是人人都了解詳細暗號，因此這樣的識別方式，并不能保證起義者完全不受攻擊。

事實上，不少飛行員駕機起義時還要面對兩個方向的危險。一邊是臺灣方面的追擊攔截，另一邊，則是尚不清楚意圖的大陸防空火力。1955年1月12日，郝龍年駕駛C-46型運輸機從臺中機場起義，他起飛后采取超低空飛行，試圖避開雷達監測，卻仍被臺灣方面的軍艦發現，遭到猛烈炮擊。好不容易沖出火力區域，飛抵福州上空時，因為事先沒有與我方約定暗號，又遇到地面高射機槍射擊，險象環生。

郝龍年在緊張的火力網中堅持操縱飛機，最終落在福州機場。等守軍弄清楚來意，才驚出一身冷汗，趕忙上前迎接，連聲道歉。類似的經歷，讓前線部隊明白一點：起義與“敵情”，有時候只隔著一兩分鐘的判斷。

正是這幾次前車之鑒，讓1956年1月7日那場“是否繼續開火”的爭論，變得尤為突出。葉飛細細回憶這些情況，判斷那架從臺灣方向飛來的小型飛機，很可能又是一場冒險的起義行動。于是，他干脆命令：停止對空射擊，跟蹤觀察，必要時保護降落。

從結果來看，這一次押寶式的決斷并沒有失手。泉州一線的部隊收到軍區的新指示后，迅速調整火力部署，留出一塊較安全的空域，同時在幾個可用機場加強戒備。那架在空中扭來扭去的“怪飛機”，終于緩緩降低高度，轉向泉州方向，開始尋找降落場地。

一陣緊張的滑行之后，飛機總算安穩停住。圍上前去的戰士很快發現，這機器和印象中的偵察機不一樣：機身沒有武器掛架，機腹也看不到炸彈，內部裝置更像是供人乘坐的客艙。等到艙門打開，幾名國民黨空軍人員從機艙里走出來，連忙舉手說明來意——他們是來起義的。

機務人員隨后進行檢查，很快搞清楚情況：這是一架小型客運機，原本是蔣介石之子蔣緯國的旅行游覽專機。駕駛員名叫韋大衛，同行的還有業務員梁楓、事務員翟笑梧。這一消息傳到軍區指揮所，許多人這才意識到，葉飛那句“先別急著打下來”，保住的不只是一架飛機，更是一件極為敏感的政治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這架飛機的到來，在臺灣方面造成的震動一點也不小。對比不久前被稱為“克難英雄”的何偉欽在1955年駕駛F-47戰斗機起義，此次事件雖然“主角”換成了小型客機，但牽涉到蔣緯國的專機，讓它的象征意義更大，臺灣當局內部的震動絲毫不遜色。

二、“七年籌劃”的飛行員：從桂林少年，到“嫌疑最大”的教官

這架飛機的故事，并不止于一次大膽的降落。如果往前追溯，可以看到一個人長達數年的籌劃和掙扎。按照韋大衛后來對自己經歷的回憶，這次起義并不是臨時起意，而是足足醞釀了七年。

1930年12月26日，他出生在廣西桂林一個經濟條件還算不錯的家庭，從小接受較完整的教育。家庭氛圍對他影響很深，他的三個叔叔都在抗戰時期投身空軍，先后在戰斗中犧牲。這種經歷給家里留下很深的傷痕，長輩們不愿再有人飛上“那個鬼地方”。然而在少年韋大衛心里，飛行員這個職業并沒有因此褪色，反而帶上了一層帶有犧牲意味的光芒。

求學時期，他在學校里就是性格沖勁十足的學生。大約在17歲那段時間，他擔任大學學生會主席，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因為言行激烈，被當局列入“問題學生”名單，不得不離開原來的環境，南下廣州。1949年前后，他報考了陸軍軍官學校，想著“從軍救國”。可現實比他想象的復雜得多。

那時的國民黨政權已經走到了末路。廣州方面招收這批學員，表面上是培養軍官，實則打算把他們一批批運往臺灣。很快，韋大衛意識到自己被當成“后備兵員”準備轉移，他開始不斷琢磨逃脫的辦法。臺灣方面也心里有數，知道這些年輕學員里有不少人思想不穩定，所以看管格外嚴，行動受限。

在軍中那段時間，他生活艱難，日子過得壓抑。后來，他抓住一次機會，冒險脫離隊伍，逃進深山，在山林中躲藏了一段不短的時間。沒有組織依托，也沒有穩定生計，靠自己硬撐。直到實在撐不住，他才在老鄉幫助下走出山林，被介紹到空軍系統做預備人員，隨后又在一次選拔中被送入空軍軍官學校。

有意思的是，這個階段他還同時報考了海軍軍官學校，結果雙雙被錄取。一開始，他被分配到海軍，畢業后登上了“永泰”艦，成為海軍軍官。可在艦上待了一陣，他發現海軍并不真正適合自己，一心又惦記著空軍，于是設法從海軍轉往空軍。空軍方面愿意接收這個有基礎的軍官，海軍卻不愿輕易放人，雙方一拖再拖，韋大衛索性“先跑了再說”。

空軍征兵的上校怕他半路被海軍抓回去，干脆安排他暫時藏起來，還提醒了一句：“千萬別被海軍的人看見，不然誰都保不了你。”他在這種既緊張又尷尬的狀態下躲了幾個月，才正式到空軍報到。進入空軍后，他抓住機會鉆研飛行技術，希望真正飛上天空。

然而，技術上的順利，并沒有換來政治上的信任。他在部隊里講話直來直去，對當時國民黨當局內部的腐敗和顢頇頗有微詞，一些尖銳的批評不合上層心意，卻很得基層年輕軍官的認同。漸漸地，他在同僚中的口碑不錯，卻也引起軍政部門的警惕。

更麻煩的是，他在海軍服役時就被政治部門懷疑過“有問題”，到了空軍，相關檔案沒有消失，反而跟了過去。空軍政治部對他保持密切關注，卻拿不出直接證據，只能反復將他叫去談話。一次次談話、詢問，內容多繞著“思想傾向”“接觸對象”打轉，時間一長，人難免疲憊。

后來，一位飛行教官私下告訴他，軍方內部的真實想法并不簡單：“他們就是想讓你整天被查問、被折騰，精神狀態不好，上天時容易出事。只要你出一次事故，就什么都不用說了。”這番話聽起來很冷，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并不夸張。軍隊寧愿“錯殺”，也不愿放過任何一個被懷疑的對象。

在這樣的壓抑氛圍里，韋大衛對臺灣當局的失望不斷加深。起義的想法在他心里變得越來越清晰，不過他很清楚，自己已經處在被嚴密監視的圈子里，想要直接駕軍機飛走，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果然，沒過多久，空軍司令部以“共黨嫌疑”為由，把他調到臺北司令部，實質上是變相軟禁。

隨著形勢發展，一批批“嫌疑人”被秘密處理。他也被正式逮捕，關押在特定地點。一同被捕的，還有他身邊的同事和熟人。區別在于，對其他人的處理還留了一些余地，對他，則幾乎認定為“重點對象”。經過一番審查，他被趕出了空軍系統，失去了軍職。

離開軍隊后，他在臺北街頭輾轉做了不少工作，靠打工維持生活，也積攢下了一些錢。后來，他想辦法疏通關系，憑借自己曾經在空軍任職、熟悉飛行技術這一點，進入臺北的一個飛行社，當上飛行教員。也正是從那時起，他重新接觸到飛機，起義的可能性，才慢慢變成可以操作的計劃。

三、蔣緯國專機的“新命運”：一次驚險的空中突圍

韋大衛所在的臺北飛行社，配備了二十多架飛機，絕大多數都是小型教練機或輕型飛機，速度不快，航程有限。比較特別的一架，是蔣緯國使用的旅行專機，原先作為裝甲兵部隊的指揮專機，后來轉為供其出行游覽之用。因為身份特殊，這架飛機在飛行社的管理非常嚴格，平時非任務不得輕易動用。

從技術角度看，這架專機油量大、航程長、性能相對穩定，如果要從臺灣直飛福建一帶，比那些小教練機可靠得多。問題在于，接觸機會極少，警衛也盯得很緊。韋大衛一邊在飛行社日常教學，一邊觀察每一次專機起降的細節，逐漸摸清它的結構和駕駛特點，也留意著地面警衛的交接班規律。

在這個過程中，他結識并信任了兩位同事：事務員翟笑梧和業務員梁楓。兩人同樣對當局的不公和腐敗頗有不滿，對大陸的情況也存有好奇。幾次私下聊起現實，三人逐漸走到了一起。有一次，韋大衛半開玩笑地提起：“要真有一天能飛回去，你們敢不敢跟著？”沒想到兩人當場就表態：“有路就一起走。”這一段簡短的對話，表面輕松，實則已經定下了三個人的命運。

1956年1月6日晚，機會終于出現。那天，他以“第二天要執行試飛任務”為由，對警衛說需要提前檢查專機，順口提了句：“明天一早要試機，麻煩今晚先給飛機加滿油。”在飛行社里，他是經驗豐富的老教員，經常負責飛機檢修試飛，警衛對他熟得很，聽完要求也沒多想，就按規程給飛機加滿了油。

凌晨時分，天還未亮，韋大衛和翟笑梧、梁楓悄悄來到機庫。借著例行檢查的名義，他用話把警衛支走，趁著這短暫的空檔，三人迅速登上飛機。啟動、滑行、加速，一連串動作干凈利落。飛機發動機的轟鳴很快驚動了周圍警衛，但等他們反應過來，專機已經拉升起飛，沖入天際。

臺灣方面的反應極為迅速。桃園、新竹等地的機場幾乎在同時拉響警報，塔臺不斷呼叫：“立即返航，否則后果自負。”在機艙里，韋大衛抓起話筒，平靜而直接地回應：“我是韋大衛，你告訴蔣介石，老子走了。”這句帶著怒氣的話，轉瞬間從無線電里傳出，在當時的情境下，算得上是一種挑明態度的宣言。

事情到這一步，已不可能回頭。臺灣空軍很快出動了四架F-86戰斗機升空攔截。與這些噴氣式戰機相比，蔣緯國的專機本質上只是螺旋槳小型客機，無論速度還是機動能力都差一大截。如果在空中正面遭遇，對方稍微靠近一點，火力優勢就足以把它撕成碎片。

為了盡量拉開距離，韋大衛把飛機壓到較低高度，貼著海面飛行，希望能借地形折射和雷達死角，拖慢追擊節奏。他一邊盯著油量，一邊心算剩余航程，稍有差池就會墜海。追擊戰機在高空搜索，幾次試圖咬住目標，都被他憑借經驗躲過去。形勢雖然危險，卻始終沒有發展到完全絕望的局面。

飛出臺灣周邊海域后，新的麻煩又出現了。前方海面上，正好有美軍第七艦隊的一支驅逐艦編隊在活動，幾艘驅逐艦排成一線。若是從艦隊上空飛過，很可能被對方當場判斷為“不明空中目標”，引來防空炮或艦載火控系統的瞄準。韋大衛權衡再三，選擇繞行，寧愿多耗一點油，也不能在這里冒險。

飛機一路向西，朝福建方向飛去。接近大陸時，他開始頻繁呼叫，希望用無線電與大陸防空部隊建立聯絡，避免被當成敵機打下來。但由于事先沒有約定暗號，頻率又不完全對應，他在頻道里叫了許久，卻沒有收到明確回應。留給他的時間不多了，再拖下去，只會油量告急。

在這種情況下，他只能再做一次判斷：福建沿海哪個方向的防空火力相對薄弱？他很清楚，廈門、福州一帶的防空部署相對密，防區反應也更快。綜合航線和可能性，他最終選擇了泉州方向，希望那里火力相對疏一些，留出下降空間。

事實證明，這個判斷與葉飛的命令形成了一種意外的呼應。一邊是空中的冒險者，靠著個人經驗在海風里尋找生路；另一邊，是司令員在指揮所里壓住那句“擊落”的命令，讓高射炮火暫時沉默。兩者之間，并沒有任何事先聯絡，卻在無形中達成一種默契。

飛機落地之后，地面部隊才真正松了口氣。戰士們圍上去，聽著這幾位從臺灣飛來的人員講述空中驚險，有人忍不住感嘆：“再晚一點翻臉，炮彈就上去了。”此話不算夸張，在防空戰備的高壓狀態下，稍有誤判，結局就完全不同。

起義成功后，相關部門很快對韋大衛的背景、經歷進行核實。與此同時，他也逐漸開始新的生活。1956年6月11日，他被安排進入民航系統擔任駕駛員，參與國內航線的飛行任務。那幾年里，他經常以親身經歷在不同場合做報告，講述自己從軍校、海軍、空軍到飛行社，再到駕機起義的全過程。

在這些接觸中，他與周恩來總理有過多次見面。據他的回憶，周總理對他的生活、工作安排都關心得很細，有時還會詢問家人情況。更讓他難忘的是，起義落地當天下午，他就接到了妹妹打來的電話——妹妹當時在天津大學求學，電話里簡單幾句話，說明家人平安無事。對于剛剛冒死飛來的飛行員來說，這樣的安排，無疑讓他的心真正落了地。

后來，政治環境經歷一段復雜的變化，韋大衛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工作一度中斷。直到1981年，他重新恢復了相關工作。第二年，他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出任民革中央“祖國和平統一促進委員會”副主任，從另一個角度參與兩岸關系相關工作。

四、一架飛機之后的人情冷暖與歷史余味

這起起義并沒有隨著時間自然消散。幾十年之后，當海峽兩岸人員往來逐漸恢復，一些當年的參與者和旁觀者開始重新談起那架專機的故事，也有一些頗為耐人尋味的細節被提起。

1987年以后，臺灣方面逐步開放部分民眾赴大陸探親。第二年，蔣緯國的機要秘書孟昭旭專程來到大陸，通過民革中央找到了韋大衛，兩人在北京見面，話題自然繞不開1956年的那一次起飛。

據轉述，那次見面中，孟昭旭帶來了一句話：“緯國將軍很關心你，特地托我來看你。”聽到這句話，韋大衛本人頗為意外，下意識問了一句：“我當年把他的飛機給飛走了，他不恨我？”這個疑問，很符合常人的直觀感受。

孟昭旭的回答，多少有點出乎意料：“他不恨你。他還挺欣賞你的。他知道臺灣留不住你，也覺得臺灣對你不公平。”這一段對話本身值得玩味。一個離開的人，一個失去專機的“主人”，在歷史的另一端，彼此對彼此并沒有簡單的敵意與仇恨，反而多了一種無奈和理解。

有時候，歷史并不是只有陣營分明的一條線。當年從臺灣飛走的，是一架飛機，也是一個對現實失望透頂的軍官的選擇。對留在那邊的人而言，這種選擇既是一種損失，也是一個提醒。對于后來重新回顧這一段經歷的人來說，人情的復雜遠比一紙軍事簡報中的“叛逃”“起義”二字要濃重得多。

韋大衛晚年曾萌生一個愿望，希望申請赴臺，親眼看看那位曾經的“飛機主人”蔣緯國，也想看看自己離開的那個地方多年之后變成什么樣子。不過，從現實程序到政治氣氛，這個愿望始終沒有得到臺灣當局正式批準，最后只能停留在設想層面。

回望整個過程，從1949年前后軍官學校的動蕩，到海軍、空軍的來回輾轉，再到臺北街頭打工、飛行社任教，最后駕機飛向福建，一連串節點串起來，既像命運的推動，又帶著個人一點一滴的選擇。1956年1月7日清晨的那次飛行，只是這條長線上的一個高光節點，但正是這個節點，讓許多本可能被時間沖淡的細節，得以保留下來。

在福建一側，那一夜的防空警報、參謀們提出的“擊落”方案、葉飛臨機一改的命令，都成為后來被屢屢提起的故事。有人從中看到軍事上的判斷，有人更在意其中對生命的那一點寬容。對前線官兵來說，這件事也留下一個教訓：戰爭狀態下，判斷敵我從來不容易，可只要多想一步，結果就可能完全不同。

而在臺灣一側，這架專機的“失蹤”，必然引發了一整套連鎖反應：責任追查、制度調整、內部整肅……只是這些細節，大多沒有公開記載，只能從有限的回憶與側面報道中略見輪廓。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這并不是一件在當時可以輕描淡寫帶過的小事。

從更長的時間線看，那些在1950年前后陸續駕機來到大陸的飛行員，有的在新工作崗位上繼續與飛機打交道，有的參與民航，有的投身航空培訓，也有人在其后的時代曲折里經歷起伏。命運各不相同，但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個特殊的群體：在兩岸對峙的年代，用最危險的方式跨越海峽的人。

1956年那架從臺灣飛到泉州的飛機，只是其中一例，不過它牽連的名字、身份、背景，的確讓這件事顯得格外敏感和醒目。它讓人看到，歷史并不總是簡單的黑白對照，有時會在縫隙間，呈現出個人抉擇的復雜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