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向榮將軍夫人余慎，不習慣別人稱她某某夫人：我有自己的事業

1960年的北京冬天來得比往年略早一些。機關大院里北風一陣緊過一陣，許多首長家屬提著簡單行李，陸續從地方單位調回部隊，等著新的任命與安排。就在這樣的日子里，有人提起軍委辦公廳主任蕭向榮，話題卻很快轉到另一位身上——他的愛人余慎。

在不少人看來，一位高級干部的夫人，如果回到機關工作，既體面，又穩定，還能照顧家庭，是再合適不過的選擇。更何況，有人輕聲勸她：“蕭主任那么忙，你要是回來，在辦公廳任個職，一來幫幫他，二來也能就近照看家里。”話說得客氣，意思卻很直接。

余慎的回答，卻干脆得近乎有點“冷”：她說，“我有自己的事業。”口氣平靜，卻毫不含糊。她不習慣別人用“某某夫人”來介紹她，更不愿意把自己的一生，簡單掛在丈夫的名頭上。不得不說，在那個時代，這樣的態度是少見的。要想理解她為何這樣堅持，只能從她極不順坦的少年一路說起。

一、從“寄養女孩”到抗大學員

1916年，余慎出生在山東單縣的一個貧苦農戶家庭，原名“余忠卿”。那是民國初年，戰亂頻仍，地方軍閥盤踞一方，縣城外頭常能見到亂兵來回。為了幾口人能活下去，她的父親被迫去軍閥部隊當兵。理論上，當兵有餉，能吃飽；現實里，上面層層克扣，下面只剩一點殘羹冷炙。

家里失去了成年男子，生活一下子塌了半邊。幾張嘴等著吃飯，余母一人根本撐不住。無奈之下，她把長女寄養到親戚家，自家則帶著小女兒到地主家做長工。就這樣，五歲的余慎被送到巨野縣姑母家，從此改名“王素卿”，名義上是寄養，實際上已是過繼。

在姑母家，她吃的是“添一雙筷子”的飯，做的卻是自家孩子少干的活。童年能讀幾天書，全看大人心情和家里收成。好在她天生爭氣，記性好，認字快，老師也替她說了幾句好話，才有了繼續上學的機會。

轉折出現在她十三歲那年。姑父家生意每況愈下，已經支撐不起繼續供她讀書。這個時候，多半女孩的路，只剩一條——被安排一門“還算過得去”的親事，早早嫁人。而她卻聽說，菏澤地區有一所師范專科學校，不收學費，包吃住，每月還有五元生活津貼。對于一個貧寒人家出身的女孩，這簡直像天上掉下來的路子。

她一路打聽，托人帶信，最后咬著牙報了名。能考上，并不容易。那幾年，許多貧家子弟都擠著往這種學校里鉆。她憑著扎實的底子和極強的記憶力，硬是在眾多考生中殺出一條路。三年時間，她把教科書翻了又翻，也第一次接觸到一些進步的書和說法，人漸漸有了自己的判斷。

學業快結束的時候，姑父姑母卻另有盤算。看著這個養女快成大姑娘了，他們打起了一筆“養老賬”：如果能把她嫁給一個家底不錯的人，往后說不定還能指望女婿接濟。于是，軟言相勸在前，威逼強攔在后，不僅阻攔她回菏澤學校延續學業，還將她關在屋里，打算以這種辦法徹底“安頓”她的人生。

這種做法在當時的鄉村并不新鮮，不過大多女孩也就認命了。但余慎心里另有主意。她想繼續讀書，不愿就這樣被迫“嫁人了事”。在一位好朋友的幫助下，她冒險從姑母家逃出，和那邊斷了往來。這一走，不僅是從一個家庭中脫身，也等于從舊式安排下掙脫出來。

1935年夏，她從師范學校畢業。那一年，中國的局勢已經頗為緊張，北方政局動蕩，各類風潮此起彼伏。她沒有回封閉的老家，而是做了一個對當時許多人來說有些冒險的決定——去省城濟南闖一闖。對一個二十出頭的女教師而言，這一步不算小。

到了濟南，她先后在幾家小學任教，經人介紹，接觸到許多背景不同的青年教師。有的是北大畢業生，有的是曾赴日留學的歸國學生。課余聊天時，這些人談起五四以來的學潮，提到南方北方的學生運動，講到各地紛起的抗日救亡活動。對從鄉間走出來的她來說，這些信息簡直像是打開了一扇新窗。

她一邊教書，一邊聽這些青年談起民族危機、國家前途。慢慢地，她不再只把“教書”當作安身之計，而開始思考：讀書識字，到底能為這個混亂的國家做些什么。她遲遲沒有給自己安排婚事，卻時常去聽進步講座，這在當時也算是“另類”的選擇。

1937年，形勢急轉直下。盧溝橋事變后，全面抗戰爆發。日軍南下，山東各地陸續失守。濟南守不住是遲早的事。許多外地教師被迫離開，學校停課，她也不得不返回單縣老家。日軍的鐵蹄逐步逼近，當地出現了一些小規模的抗日組織，多以宣傳、聯絡、情報和慰問為主。余慎加入其中，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看似微不足道，卻讓她第一次真正投身到“抗日”這個大背景里。

隨著侵略范圍不斷擴大，膠東、魯西南不少青年開始想方設法離開淪陷區，去尋找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關于延安和八路軍的消息，經過口口相傳，在民間已經小有名氣。她身邊的熱血青年有的去找游擊隊，有的打聽去延安的路。幾番討論之后，她也下了決心——去陜北，報考抗日軍政大學。

1938年1月，她歷經輾轉來到延安。黃土高原的寒風刺骨，窯洞里卻常常擠滿了從各地趕來的青年。她順利進入抗大學習，并在這時起改用“余慎”這個名字。同年4月，她加入中國共產黨。因為受過系統師范教育，文化基礎好，加上勤奮刻苦，她在各類學習中成績優異，很快引起了組織的注意。

不久，她被分配到軍委編譯科擔任秘書。這是個以大知識分子云集著稱的部門，負責大量文件翻譯、編寫和理論研究工作，第一任處長是郭化若。這里既是機關，又是一個思想交流非常密集的地方。她日常接觸的多是有較高文化水平的干部，這使她原本就不算狹窄的眼界再次打開。

她的直接上級，是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的夫人王長德。兩人在工作中接觸頻繁，時間一長，關系也近了一些。王長德發現，這個從山東來的年輕女同志說話不多，卻有主見，辦事認真，對自己的生活安排也有清晰想法，便格外關照她的工作與生活。

二、延安窯洞里的相知與婚姻

在延安工作久了，許多人的婚姻問題難免要提上議程。生活艱苦是真實狀況，但人在戰火中仍然需要感情支撐。組織有時候也會出面，幫著年輕同志牽線搭橋，只是大家講究志同道合，講究共同理想，不講排場門第。

王長德出于關心，曾問起過余慎的“終身大事”。余慎并不諱言。她提到在山東時，有人曾給她介紹過對象。對方本人成績不錯，人也肯上進，只是家庭條件比較好，而對方父母嫌她家境貧寒，橫加阻攔這門親事。她聽說之后，心里很不舒服，對這樣的門第觀極為反感，干脆中斷往來。

后來，那位舊相識也到了延安，經過一番歷練后，自覺思想有所轉變，于是寫信向她表達誠意，聲稱已經擺脫家庭束縛，希望能重新建立戀愛關系。她拿著信，反復思考，最后還是把信退了回去。用她的話說，一段感情如果從一開始就被“看不起”籠罩，即便環境變了，心里那道坎也很難真正跨過去。

王長德從這一件事里，看出她的性格：要強，有自尊，更看重精神上的平等。她知道，這樣的女孩，在感情上不會輕易妥協。

恰在此時，另一位熟悉的人也常在譚政家里出現。那就是時任總政治部宣傳部長的蕭向榮。蕭向榮比余慎年長幾歲，1911年出生，早年參加革命，干起宣傳工作來思路敏捷、文字有力，是許多青年人敬佩的“老同志”。

在延安那樣的環境里，干部們住得簡陋，走動卻頻繁。蕭向榮時常來和譚政商量工作，從宣傳戰線到干部教育，兩人一談往往就是半宿。見得多了，王長德和譚政對他的性格、習慣都十分了解。蕭向榮當時已二十八九歲，卻一直單身。按普通人的標準，早該成家了。但他把大部分時間都扔在文件、報告和講話稿里，對談戀愛既不上心，也沒有精力。

有意思的是，他對未來對象倒是有一條頗為明確的要求——文化水平要高，能交流，能在精神上彼此扶持。革命年代，許多同志只要政治可靠、性格合得來就可以成婚，而他在這個基礎上，還額外看重文化和學養。

在這樣的背景下，譚政夫婦自然想到了余慎。一個是宣傳戰線上的“寫文章的人”，一個是有系統師范教育背景、在編譯科干得有板有眼的青年女干部。兩人都不算外向，卻都重視學習和工作。于是，經兩位“媒人”撮合，兩個人開始有意無意地接觸。

最初見面，場面遠沒有后來文藝作品里寫得那樣浪漫。延安的窯洞里，幾只煤油燈，桌上擺著文件、報紙，閑聊中摻著工作。蕭向榮說話不多，多半時候在聽，偶爾插幾句簡單的評價。余慎也是性子沉穩，不擅長熱烈寒暄。但幾次交流下來，兩人漸漸發現對許多問題的看法頗為接近。

蕭向榮欣賞她，不僅因為她有文化，還因為她身上那種不卑不亢的勁兒。她不是出身“大家閨秀”，卻有一種安靜的氣質和自我要求，多年教書的經歷，也讓她在對人對事上更有耐心。他覺得，這樣的人，既能獨立支撐一份工作，又能在生活里并肩同行。

余慎對蕭向榮的印象，則在閱讀他的文章時早有基礎。在延安，許多工作材料和宣傳文章出自他手，她幾次在會議上傳閱過，心里佩服其思路清晰、文字有力量。真正接觸之后，她發現他身上帶有一股少見的“文人味”，在戰火紛飛的環境里，兼具理性與溫和，這一點頗讓她敬重。

1939年3月5日，延安的軍委總政治部迎來一個特殊的日子。同一天，有兩對新人在簡單而莊重的儀式中結婚。一對是王稼祥與朱仲麗，另一對便是蕭向榮與余慎。沒有豪華婚禮，沒有厚禮嫁妝，幾位熟識的領導和同志一同見證，周圍是延河風聲，是窯洞燈火。婚后的生活談不上寬裕，更談不上悠閑，但兩人的感情穩定，彼此支持，在戰事緊迫的歲月里，這樣的婚姻本身就是一種力量。

戰爭年代的夫妻生活，常常是聚少離多。工作一忙，常常幾個月見不上面。有人問起她是否后悔選擇這樣一條路，她只是淡淡一句：“早就想明白了。”這句話聽上去簡單，卻透出她對自己人生路徑的清醒態度。

抗戰勝利后，國內局勢迅速轉換。1946年下半年，隨著東北的解放和部隊的進駐，新一輪的工作擺在面前。也正是在這個節點，他們夫妻的生活軌跡再度發生變化。

三、從子弟學校到交通部：她的職業堅持

1946年底，余慎隨同蕭向榮所在部隊抵達哈爾濱。東北剛剛從長期的日偽統治和復雜局面中恢復過來，城市表面上恢復了一些秩序，實則百廢待興。部隊機關駐扎下來之后，一個看似“不那么緊急”，卻又無法回避的問題擺到了桌面上：干部子女的教育怎么辦？

許多高級干部的孩子到了上學年齡，當地原有的學校，要么是日偽時期的舊機構，要么由白俄人或舊勢力創辦，課程內容、管理方式與新的政權格格不入。孩子送去讀書，想想都不放心。于是，組織上決定自辦一所子弟學校，既解決教育問題，又能在新環境中培養下一代。

承擔這項任務的，是羅榮桓的夫人、老紅軍林月琴。她被任命為學校籌備負責人，相當于校長。為了把學校辦起來，她找來幾位有經驗、有文化背景的女同志商量。名單里有王長德，有呂正操的夫人劉莎，還有從教多年、出身師范的余慎。

幾人中，真正意義上“科班出身”的只有余慎。師范教育背景，加上在延安和機關工作中積累的經驗，使她對課堂教學、課程設計、師生管理有一套相對完整的想法。學校從無到有，從選址、布置，到籌措課桌、教材，人手緊缺、物資有限，她便一頭扎了進去。有人形容她那段日子“每天腳不沾地”，白天忙施工、排課，晚上琢磨規章制度。這樣的說法略帶夸張，卻不離實際。

這所子弟學校，雖規模不大，卻在當時起到示范意味。它不僅僅是解決干部子女上學的問題，更是一種新型教育觀念的嘗試。課堂不再只是死記硬背，還強調紀律、集體生活、勞動意識。余慎的角色，不僅是教師，更像一個兼管教學和管理的骨干。

1950年初，新中國剛成立不久，國家機構重建、調整方興未艾。這一年，蕭向榮調任華南軍區副政治委員，工作地點轉到廣州。南方的氣候、社會結構、歷史脈絡都與東北不同，華南軍區肩上的任務十分繁重。而在教育這一塊，問題同樣存在：大批隨軍干部的子女需要安置，延續學業。

組織上考慮到她多年的教學經驗，委派她在廣州創辦“中南軍區第二子弟小學”，由她擔任校長。一個“第二”，看上去只是編制里的排列，其實意味著在已有學校的基礎上再開一所，需要更多探索。她再次面對的是一片基本空白的場地和一群急需教育的孩子。

在廣州，她一邊協調房舍，一邊招募教師。那時教師來源復雜，有的是地方老教師，有的是隨軍文化干部，還有部分剛從學校畢業的青年。要把這群人組織成一個穩定的教學團隊，既要講原則，又要講方法。她堅持課程安排必須有序，教師管理必須規范，對待學生既嚴格又不失體恤。有老同志回憶，當時她對課堂紀律的要求非常高，但在課下對孩子卻很溫和，常常詢問他們的生活情況。

兩年后，為了解決烈士子女以及參加抗美援朝的干部子女在北京的學習和寄宿問題，中央軍委決定在北京設立“軍委十一小學”。這所學校任務特殊，不只是普通子弟學校：烈士子女經歷特殊，部分孩子失去雙親，心理狀況更為復雜；遠在朝鮮前線的干部，難以兼顧家庭，孩子在國內需要更加穩定的照看。

軍委十一小學由林月琴擔任校長。在人選問題上，她明確提出，希望余慎調來擔任副校長，全面負責教學工作。一方面是對她能力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對這些孩子負責的態度。組織接受了這一建議，余慎調入北京，從1952年前后起，長期分管這所學校的教學。

在北京的這些年，她一邊制定教學計劃，一邊關注學生成長，不少干部子女后來成為各條戰線上的骨干。許多學生后來回憶，在他們印象中，余慎總是面容嚴肅，卻會在關鍵時刻說上一兩句溫和的話，讓人心里踏實。有人親切叫她“余媽媽”，這個稱呼廣為流傳，倒也符合她在學生心中的形象。

這份教育工作，她一干就是十年左右。直到1956年，國家進行大規模裁軍和機構調整，部隊系統許多崗位進行了變動，她隨同許多軍隊干部子女學校的老師一道，面臨新的安排。按照組織決定，她轉業到國務院交通部工作。這意味著，從此她不再隸屬軍隊系統，而成了一名國家機關干部。

對一個長期在部隊環境中工作的教育者來說，這是一大轉折。不少同事猜測，她也許會不太適應。但從后來情況看，她在交通部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她熟悉干部培養，懂得組織工作，很快被安排到了政治部系統，從事組織人事方面的具體工作。

1960年，是一個值得單拎出來的年份。那一年，許多軍隊領導干部的夫人陸續被調回部隊，重新安排職務。對有軍隊工作經歷、又有資歷的女同志來說，這確實是一個機會。只要蕭向榮開口，她重回部隊并不難，以她當年的貢獻和資歷，獲得相應軍銜也并非沒有可能。

不少人出于好意，勸她抓住這個時機。有人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你回到軍委辦公廳，在蕭主任身邊工作，不是更好？既能幫他，又省得你在外面操那么多心。”這種建議，在當時聽上去并不突兀。許多高級干部的夫人都在機關擔任職務，既是工作崗位，也是“內外配合”。

她卻不為所動。面對勸說，她只是明確表態，自己已經在交通部的崗位上承擔起一攤工作，有既定的職責，不打算因為丈夫的職務而改變。那句“我有自己的事業”，也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說出。不是一時的“口頭硬氣”，而是基于多年職業堅持作出的選擇。

身邊工作人員后來回憶一個細節，頗能說明她的態度。蕭向榮因職務所需，經常陪同中央或軍委領導出席活動，接待外賓，觀看演出，公開場合亮相的次數不少。許多時候，活動都會安排領導干部夫人隨同出席，這既是禮節，也是“形象工程”。但余慎從不主動提出要參加。只有在確屬工作要求、需要夫人陪同時，她才把這當作任務執行，而不是一種“待遇”。

從哈爾濱子弟學校，到廣州子弟小學，再到北京軍委十一小學，以及之后的交通部崗位，她的職業軌跡看似平淡，并沒有耀眼的頭銜，卻始終圍繞“工作”二字轉圈。對她來說，“某某夫人”只是別人方便稱呼的一種方式，她真正看重的是手上這一份具體的事業。

四、不做“影子”，只做自己

“你怎么從來不愛提老蕭的職務？”有人曾這樣打趣地問她。她笑了一下，只說：“他有他的工作，我有我的。”一句話輕描淡寫，卻透露出一種清晰的界限感。

特殊年代之后，她在交通部政治部組織部擔任副部長，一直工作到68歲才正式離崗。在不少人已經退居二線，或者選擇清閑的時候，她屢屢承擔起干部安排、隊伍建設等頗為瑣碎卻又關鍵的工作。有人覺得她“太較真”，對任用、考察的手續、程序、材料一一核對，從不馬虎。她認為，干部問題不能含糊，關系到很多人的一生，也關系到單位的風氣。

這種工作性質，比起早年在子弟學校與孩子們打交道，要更枯燥、更承壓。她卻始終保持一種既原則又穩妥的態度。交通部的同事后來回憶，她在辦公室里，說話不急不慢，遇事先問緣由，再看規定，很少用情緒說話。有人總結她的一句話，頗為貼切：“她像一條繩子，表面不起眼，但很多地方都系在她那兒。”

從時間上看，她在教育戰線大約工作十年，在交通部系統又干了幾十年。兩段生涯加在一起，遠比“某某將軍夫人”的身份更能說明她的一生。她的名字常被提起時，與其說是因為婚姻關系，不如說是因為那些她親手推動的工作。

1991年1月18日，余慎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5歲。消息傳出時，不少曾在子弟學校就讀的學生，以及交通部一些老同事，都提起過她。記憶中，她不愛多說題外話，也不習慣被人圍繞在“夫人”的稱呼里。她更看重的是，別人能否記住她在崗位上做過些什么。

回頭看她的一生，從單縣貧苦農家女，到被寄養在親戚家；從師范專科生，到在濟南教書謀生；從冒險逃離“包辦婚姻”的安排，到踏上去延安的路；從抗大學員，到軍委編譯科秘書；從哈爾濱、廣州、北京的子弟學校，到交通部的組織工作，她所做的每一個選擇，都指向同一個方向——不做附屬，不做影子，只做一個在自己崗位上站得穩的人。

有時，人們習慣用“某某的夫人”或“某某的丈夫”這樣簡單的標簽，去概括一個人在家庭結構中的位置。對她而言，這種稱呼既不必刻意反感，也沒有必要享受。她在組建家庭時沒有忘記個人理想，在承擔妻子、母親角色時，也沒放下自己的職業追求。她拒絕了輕而易舉的便利，選擇了一條略顯辛苦但更合乎本心的路。

那句看上去平常的話——“我有自己的事業”，在那個年代，說出口需要一些膽量，更需要一種經過長年磨礪之后的篤定。正是這份篤定，讓一個出身貧寒的山東女子，在漫長而復雜的時代洪流中，既完成了與丈夫并肩的命運交匯，又保留了自己清晰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