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位年輕人走進派出所，開門見山指明：我要改名愛新覺羅

1979年正月剛過，北風還帶著些寒意。內蒙古興安盟科右中旗的一間小派出所里，門一推開，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快步走進來，沒寒暄，也不繞彎子，只說了一句：“我要改名。”戶籍民警一愣，還沒問緣由，只見他已經在紙上寫下四個字：愛新覺羅。后面又添了“恒鈦”二字。

這一幕，在當時很多人看來，不過是年輕人一時“圖新鮮”。可對于這個叫“金建華”的小伙子來說，卻等了整整二十多年。因為在他心里，這并不只是換了個名字，而是認祖歸宗，把一段被塵封的家族史重新接了起來。

有意思的是，恒鈦走進派出所的那一年，恰好是清朝滅亡后第六十八個年頭。舊王朝早成歷史，可那個曾經站在九重之上的姓氏，卻又以這樣一種樸素、幾乎有點安靜的方式，回到了一張普通人的戶口簿上。

一、“皇上都沒了，還要什么愛新覺羅？”

時間要往前撥回到1911年。那一年，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統治土崩瓦解。第二年，隆裕太后以太后名義頒布退位詔書，年僅六歲的宣統帝溥儀不再是“天子”，卻暫時保留在紫禁城內生活。

溥儀的日子，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看上去似乎沒什么改變。吃穿用度皆按舊制，小朝廷的禮儀也還在，袁世凱每到過年，還要派人專門進宮“拜年”，擺出一副對“舊皇室”依舊恭敬的樣子。宮門內外，兩種時代的氣息短暫并存。

1917年7月，張勛揮著清軍旗，闖進北京城鬧了一出復辟鬧劇。十二歲的溥儀再次穿上龍袍，端坐龍椅。短短十幾天之內，北京城里忽然又有人接上“辮子”，從箱底翻出舊朝官服，一時竟像回到了從前。

可是戲終究是戲。十來天后，復辟草草收場，溥儀再次被迫退位，繼續待在紫禁城里，被各方勢力監視、擠壓。他和弟弟溥杰、老師莊士敦曾悄悄計劃離開紫禁城，卻始終沒能走出去。

1924年，馮玉祥派鹿鐘麟率兵入宮，直接把小朝廷連根拔起。溥儀先搬到父親載灃的住所，旋即又進了日本公使館尋求庇護，輾轉搬到天津。到了這里，“皇帝”已經成了別人嘴里的稱呼。外國人在場面上對他頗為客氣，生日時還會來慶賀，卻在經濟上鮮有實質幫助。

反復受挫之下，溥儀終究一步一步走向日本人。他接受扶持，去了東北，建立偽滿洲國，成為名義上的“皇帝”。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偽滿洲國土崩瓦解，溥儀第三次退位，被蘇軍俘獲，后來移交中國，成為戰犯。

不得不說，這幾十年間的溥儀，幾次登上帝位，又幾次被趕下臺，從“天子”變成普通戰犯，個人命運的起伏，和那個時代的動蕩幾乎重疊在一起。對很多人來說，“愛新覺羅”這四個字，也就在這個過程中一點一點褪去了光環。

1928年，另一件事對這塊舊皇室的“尊嚴”打擊極大。軍閥孫殿英盜掘清東陵，慈禧太后陵、乾隆皇帝陵被洗劫一空，棺槨被砸得一片狼藉。溥儀得知后，派載澤、寶熙前往清東陵，負責重新安葬祖先。同時，他還給蔣介石發通電，希望嚴懲孫殿英。

蔣介石在字面上給予回應，命令閻錫山處理此事，實際卻并未動真格。孫殿英仍然逍遙無事。很現實的一點在這里暴露無遺：在新的權力格局中，這位末代皇帝已不再重要。

再往后，全國各地接連發生排滿風潮。許多滿族旗人改姓避禍。葉赫那拉拆作“葉”“那”，赫舍里改成“高”“康”“赫”，鈕鈷祿有人改成“郎”。到愛新覺羅這里，因“愛新”在滿語中有“金”的含義，不少后人便干脆改姓“金”或“毓”。

“皇上都沒了，還要什么愛新覺羅？”這樣的想法，在當時并不少見。大王朝倒塌之后，那個高不可攀的姓氏，就這樣在各地慢慢散開、隱去，融入千萬個普通漢姓當中。

二、新中國的“特赦001號”，走下龍椅進戶籍簿

如果說，辛亥革命之后的幾十年，是舊王朝殘影的緩慢消失，那么新中國成立之后，愛新覺羅家族再度出現在公眾視野，意義卻完全不同了。

1959年，中央決定對一批確已悔過自新的戰犯實行特赦，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特赦。被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溥儀，起初并不敢抱太大希望。他始終覺得，自己過去的錯誤太多，未必夠得上“特赦”這兩個字。

那年12月，首批特赦大會召開，宣讀名單時，愛新覺羅·溥儀排在“001號”。聽到這個號碼，他忍不住當場落淚，一連說了好幾句“沒想到”。在他看來，這個社會給了他一個重新做人、重新融入集體的機會。

第二年，他的弟弟溥杰也在第二批特赦中獲釋。此時的新中國，已經是一個全新的國家。愛新覺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代名詞，原先的“皇帝”“王爺”，要像普通公民一樣上戶口、辦登記。

溥儀第一次帶著“五妹夫”萬嘉熙走進派出所，眼看著戶籍簿上一筆一劃寫下“愛新覺羅·溥儀”六個字，那種復雜的感覺，恐怕連他自己都很難完全說清。一邊是過去身份的尾聲，一邊卻又是作為新中國公民的起點。

特赦之后，溥儀和溥杰都進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工作。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對他們的生活情況始終有所關注。1961年除夕前后，周總理在全國政協禮堂請溥儀、溥杰、載濤等人一起吃年夜飯，這一頓年夜飯，足足吃了三個多小時。

飯桌上再無君臣之分，只有幾位經歷了不同時代的人，對過去與未來的平靜交談。周恩來詢問他們的身體情況，也很誠懇地問對今后生活有什么打算、有什么困難。溥儀七叔載濤在座，總理還當眾請他幫溥儀操辦婚事，讓他能在新生活中組建一個普通家庭。

言談間，周恩來提到溥儀的父親載灃。他坦率地說，慈禧太后為了垂簾聽政，選一個三歲的孩子來當皇帝，把二十七歲的載灃推上攝政王的位置，這是制度的安排，不應把責任都算到個人頭上。載灃執政時雖盡力而為，卻難以阻擋封建制度的終結，這在歷史發展面前，幾乎沒有個人可以改變。

這番話，既有歷史的冷靜判斷，又帶著一種難得的體諒。溥儀聽著，眼圈忍不住紅了。他很清楚，清朝的覆滅，是一個時代大勢的終點，與其說是誰“失職”，不如說舊路走到頭了。

同一年，毛澤東在頤年堂接見溥儀。那天溥儀穿了一身洗得干干凈凈的中山裝，腳上是一雙樸素的帆布鞋，戴著眼鏡，顯然準備得很仔細。一見到毛主席，他就有些哽咽：“今天能得到主席親自接見，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榮幸。”這一句，沒有任何“皇帝”的架子，只是一個普通人在表達激動。

兩人坐下來一起吃飯時，毛主席一邊關心他的身體、精神情況，一邊也在談歷史的因果。溥儀說，如果當年不是被推上皇帝的位置，也許不會有那么多后來的事情。毛主席勸他別總往自己身上攬，“皇帝”是舊制度造出來的角色，那套制度既然已經結束，那么類似的故事就不會再重演。

席間還有一段小插曲。毛主席笑著問他：“御膳房的飯菜到底好不好吃？”這半帶玩笑的問話，既拉近了距離，也在不動聲色地把那層帝王光環化開，讓它徹底落到尋常煙火味中。

后來，得知溥儀的月薪只有一百八十元時，毛主席特意托人送去兩千元，還輕描淡寫說了一句：“他是皇帝嘛。”這話聽上去略帶調侃，卻也透出一種對舊人物命運的同情。

國家領導人并不僅僅關注溥儀一人。溥儀的妹妹愛新覺羅·韞穎，清廷倒臺后境遇相當艱難。1945年溥儀逃亡、被俘之后，她更是帶著年幼的兒子在街頭擺攤賣香煙，生活拮據。后來，文史界老前輩章士釗在擔任中央文史館長時，偶然看到她寫給哥哥的信，從信中讀出這位昔日格格如今的窘境，便向毛主席作了匯報。

毛主席很快批示，讓周恩來協調處理。不久，韞穎被安排到北京市東城區擔任政協委員，生活條件有了明顯改善。溥儀得知后，頗為感慨，對國家的關照心懷感激。

從這種種細節來看，新中國對這一家人的態度，有清晰的原則，也有人情味。一方面，對過去的歷史是非有明確判斷；另一方面，對于這些在舊制度中被裹挾的人，也給出了重新融入社會的空間。這一點，在后來的許多故事里，都能看到影子。

三、“金”“毓”“愛新覺羅”：被拆散的姓氏與家譜

說到那位1979年走進派出所的年輕人，就不得不從家譜和姓氏混亂講起。

清王朝滅亡后，滿族旗人面對的現實壓力并不小。各地出現的排滿風潮，讓不少人不得不在姓氏上做文章。有人為了躲避歧視，也有人只是為了順應新的環境。總之，在這股浪潮中，許多原本顯赫的姓氏被拆分、改寫，慢慢混入了尋常人家。

愛新覺羅在滿語中，常被解為“金氏”。這一點，后來成為不少后人改姓“金”的理由。還有一部分，則取其中輩分字為姓，如用“毓”作為家族標記。時間一長，外人看過去，只會覺得是普通的“金某”“毓某”，很難聯想到“末代皇族”。

載灃一支，是清室中較為重要的一脈。他有四個兒子：溥儀、溥杰、溥倛、溥任。溥倛三歲夭折，留下的主要是三兄弟的后人。溥儀生平娶過多位妻子：皇后婉容，淑妃文繡，祥貴人譚玉齡，福貴人李玉琴，以及特赦后成婚的李淑賢。然而，這幾段婚姻都沒有留下子嗣，這一點在史料中有清楚記載。

溥杰與日本妻子嵯峨浩婚后，育有兩女。長女愛新覺羅·慧生與同學大久保相戀，因母親強烈反對，內心沖突難解，十九歲時與戀人殉情，自殺身亡。這段悲劇一直是研究清末皇族命運時繞不開的一筆。次女愛新覺羅·嫮生后來嫁給日本人福永健治，婚后改姓為“福永嫮生”，過上平靜的家庭生活，育有五個孩子。

更為關鍵的一支，是最小的弟弟溥任。他后來改名“金友之”，在北京過著相當低調的生活。溥任這一支，被許多人視為“末代皇族中最為正統的一支后人”。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溥儀在日本人的控制下前往東北，溥杰也在那邊。載灃帶著溥任去東北看望兩位兒子，見到他們在日本人安排下做“傀儡”的狀態，心里非常難受。他曾對溥任說過一句頗為刺骨的話：“當人家的兒皇帝有什么好處？連石敬瑭都不如。”

這句話并非簡單的情緒發泄。五代十國時期的石敬瑭，割讓幽云十六州，依附契丹，自稱“兒皇帝”，在歷史上一直被視為屈辱的象征。載灃用這個比喻，既是對現實的憤慨，也是在提醒兒子，做“皇帝傀儡”，不僅改變不了局勢，反而難免背負罵名。

偽滿洲國覆滅后，載灃和溥任好長一段時間都不知道溥儀、溥杰的確切下落，只能在惶惶不安中熬日子。溥任后來回憶那段時間，說“度日如年”并不夸張。

溥任有五個孩子：長子金毓嶂、次子金毓峑、幼子金毓嵐，長女金毓琨、次女金毓珵。長子金毓嶂1942年出生，從小在祖父載灃和父親身邊長大，對家族舊事耳濡目染。1959年溥儀特赦回京，與弟弟溥任重逢時，金毓嶂第一次見到這位“傳說中的伯父”。后來他回憶，覺得這位末代皇帝有點“傻乎乎的”，見到每個人都主動伸手問好，連小孩子也不例外。這種略顯拘謹又努力示好的姿態，實際上反映了他面對新環境時的緊張心理。

成年后，金毓嶂刻意遠離政治相關職業，被北京地質學院錄取，后來分配到青海地礦局第二地質隊工作。那時候，他已經更像一名普通地質工作者，而不是“皇族后裔”。

不過，家族姓氏和身份的余波并沒有完全散去。金毓嶂的侄輩金鑫小時候，經常看到有人上門找爺爺溥任合影。起初，溥任來者不拒，態度和氣。但沒過多久，那些合影就出現在報紙上，被人拿來當“證據”，說自己是“皇族后代”。騙子越來越多，爺爺和父親后來干脆很少再接待這類人。

金建華，也是在這樣的家庭氛圍中長大的。小時候只知道自己姓“金”，周圍也沒有人刻意講起“愛新覺羅”的故事。直到二十多歲那年，他才在一次家常聊天中，突然接觸到被遮掩多年的那一層身份。

那天，父子倆坐下來隨口談祖輩。金毓巒對他說：“咱們本來不是姓金，是清道光帝第五子敦親王奕誴那一支的后代，本來姓愛新覺羅。愛新，就是金的意思，所以才改成金。”緊接著，他又補了一句：“你原來的名字，其實早就起好了，叫‘愛新覺羅·恒鈦’。”

這番話，對已經二十五歲的建華來說，無疑是扔進平靜生活的一塊石頭。原本習以為常的姓氏，忽然變成一個時代的縮影。家里不愛多說，課本上涉及這部分內容也不多，他只好一遍遍回想父親給他講的那些零散故事，試著把它們串成線。

1979年，建華有機會去北京，見到了溥杰、溥任等親屬。面對這些在書本和傳聞里出現過的人，他有些緊張，也有種“人到其間”的真實感。等從北京回到內蒙古后，他下了決心：要把自己的名字改回按照家族輩分起的那個——愛新覺羅·恒鈦。

父親提醒他：“這事可得想清楚。”建華卻說：“我考慮好了，都二十多歲了，應該認祖歸宗。”于是才有了開頭那一幕——大年剛過，他走進科右中旗派出所，簡潔地說了一句“我要改名”，在紙上鄭重地寫下祖上留下的那個名字。

手續辦得出奇順利。只是身邊熟悉的人已經習慣叫他“建華”，很長一段時間里，兩個名字并行不悖。到了1993年，他調到河北三河市文化館工作，新的環境里，同事們都照身份證叫他“恒鈦”，這才真正讓這個名字扎下根來。

四、宗譜、真假與“千家萬姓中的一個”

改名這件事，引出一個更棘手的問題：誰，才算是“真正”的愛新覺羅后人？

在社會層面，隨著“皇族”光環逐漸變成一種獵奇符號，一些人開始主動往上面貼，拿出一張合影、一段模糊的口述，就敢對外宣稱自己“出自皇室”。金鑫說得很直白：那些人上門合影，是沖著將來“多一層賣點”去的，不少人覺得只要攀上這層關系，畫畫能多賣錢，作品能多添幾分噱頭。

這種現象，客觀上也讓真正的后人覺得困擾。金毓嶂后來回憶，騙子實在太多，連他們自己都懶得一一分辨。可問題在于，如果不想混亂加劇，就必須重視宗譜這套東西。

清朝皇家家譜，即《玉牒》，每十年續修一次，記載了宗室成員的世系、封號、婚配等情況。1936年，偽滿洲國時期，溥儀曾下令再修一次《玉牒》，這也是清室宗譜最后一次官方續修。此后，隨著政權更迭、戰亂遷徙，宗譜工作徹底中斷。

新中國成立后幾十年間，這部家譜更多只是史料保存在檔案中。到了改革開放前后，社會再度對“末代皇族”出現興趣，一些真正的后人也意識到，如果不把這條線理一理，很容易讓騙子鉆空子。

金毓嶂便萌生了重新整理宗譜的念頭。只是，當他真正開始著手，才發現難度遠超想象。時間隔得太久，老一輩能說清楚的已經不多。很多姓“金”“毓”的人跑來尋根，“說是皇族后代的人太多了”。恒鈦就說過一句實話：“現在只能問，你父親叫什么，你爺爺叫什么。他要是說記不清，那就沒法證明。”

這話聽上去有點無奈，卻很現實。族譜的價值就在于清晰記錄每一代人的信息，一旦中間斷檔，即便有血緣，也難以用可靠的方式對上號。更何況，不少當年改姓的人，出于安全考慮，刻意把前塵一筆抹去，子孫們多半也是在成年后才偶然得知“原來祖上還姓過愛新覺羅”。

沈陽的一位滿族聯誼會負責人洪海波，曾做過大致估算，認為目前各地的愛新覺羅后人，可能有三四十萬之眾。這并不夸張。一個大王朝延續兩百六十多年，宗室枝繁葉茂，后人散居各地，本就是正常現象。關鍵在于，大部分人在改姓之后，再也不以“皇族”自居，很自然地融入了周圍社會。

在這種情況下，要想搞清楚誰是誰，幾乎成了一道無解題。洪海波的態度很干脆：“一個朝代過去就過去了，歷史就是這么走的，皇上都沒了，還什么愛新覺羅。”話雖直白，卻點到了一層關鍵：姓氏可以追溯，生活卻沒有必要被姓氏綁住。

金毓嶂的看法也頗有代表性：“不要以為自己是皇族，其實什么都不是。”這句話并不是自我貶低，而是一種認清時代后的冷靜。他這一輩和下一輩，雖知曉家族來歷，卻更清楚，今天的社會里，“皇族”二字并不意味著特權，只是一個歷史概念。

在年輕一代愛新覺羅后人身上，所謂“皇家印記”越來越淡。他們大多知道祖輩的故事，會在某個家庭聚會上聽長輩提到“當年”的片段，但日常生活，與街坊鄰居并無二致。有人在學校做老師，有人在單位做普通職員，還有人像恒鈦一樣，在地方文化館埋頭做文化工作。

試想一下，如果在街上偶遇一個姓“金”或姓“毓”的人，旁人又怎會想到他們背后可能連著一串復雜的家譜。對外人而言，這是再普通不過的兩個漢姓；對當事人而言，那些藏在名字里的一點過去，也慢慢變成心里的私事，而不是需要反復拿出來展示的“身份標簽”。

的確有少數人愿意公開強調自己“出自皇室”，但在更多后人眼里，這樣的做法并不值得羨慕。與其圍著舊日光環打轉，不如老老實實把眼前的日子過好。這種樸素的想法，反倒更能說明一個時代的變遷已經完成。

從辛亥革命到特赦“001號”，再到1979年派出所里那一筆“恒鈦”的簽字，六十多年間，同一個姓氏經歷了從權力之巔到人間煙火的全過程。如今，那些散落在“金”“毓”等姓中的后人，走在大街上，不再需要解釋自己的來歷。愛新覺羅，也就自然變成了“千家萬姓中的一個”，靜靜地留在史書里，留在家譜中，留在少數人的記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