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親手任命的大法官反水，3人倒戈，6：3斷了他的關稅捷徑

當地時間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的票數裁定，特朗普政府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實施大規模關稅的行為違法。這一裁決不僅是對特朗普貿易政策的重大法律挫敗，更是在美國三權分立的制度框架下，對行政權力邊界的一次清晰厘定。就在裁決公布數小時后，特朗普迅速簽署新的行政令，援引《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對全球加征10%關稅。這一戲劇性的轉折，揭示出美國貿易政策正在經歷一場從“緊急權力濫用”向“常規法律工具”的戰術轉向，但其底層邏輯——以關稅為武器重塑全球貿易規則——并未動搖。

這場法律對決的核心，并非關稅本身，而是總統能否繞過國會、單方面重塑國家貿易政策。最高法院的裁決明確指出，《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這一1977年通過的立法，其本意是授權總統應對金融領域的緊急威脅，如凍結外國資產、制裁特定實體，而非為總統提供征收全球關稅的“空白支票”。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在判決書中強調，若國會真要下放如此重大的征稅權力，必須以明確的語言授權，而非依靠模糊的條款解釋。

這一判決的深遠意義在于，它為任何未來總統動用“緊急狀態”實施大規模經濟政策劃定了紅線。從制度層面看，這是司法系統對行政擴權的一次強力制衡，重申了“征稅權屬于國會”這一憲法基本原則。值得注意的是，投票結果中三位保守派大法官——包括特朗普自己任命的戈薩奇和巴雷特——與自由派站在一起，形成6比3的壓倒性多數，這本身就說明，案件的爭議已超越黨派政治，觸及憲政制度的底線共識。

裁決帶來的最直接財務沖擊，是高達1750億美元的關稅稅款面臨退還風險。這筆巨款約占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征收關稅總額的絕大部分，相當于美國2023財年關稅總收入的近六成。雖然最高法院并未明確稅款如何處理，而是將問題留給了下級法院，但法律邏輯已相當清晰：如果一項征稅行為自始就被認定為無權征收，那么基于該行為收取的稅款，理論上就應當退還。這對于依賴關稅收入作為談判籌碼和財政補充的特朗普政府而言，無疑是一記重擊。

更棘手的是，退稅的執行將牽涉數十萬宗進口交易、數以萬計的企業，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的行政系統將面臨巨大壓力。特朗普本人也承認，圍繞退稅問題的法律纏斗“可能要打五年”，這意味著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美國政府和企業都將深陷這場稅務糾紛的泥潭。對于進口商而言，即便最終能夠拿回款項，漫長的時間成本和現金流壓力，也是不可忽視的現實考驗。

最高法院的裁決并未讓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戰按下暫停鍵，反而促使其以更快的速度切換法律工具。數小時內簽署的新行政令，轉向《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暴露了白宮的明確意圖：不惜一切代價維持關稅的存在。與《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相比，第122條確實是一個更合乎常規貿易法的選項，它為總統應對“根本性國際支付問題”提供了快速通道，允許征收最高15%的關稅，期限最長150天。但這一工具的局限性同樣明顯：它有明確的“保質期”，延期需國會批準；其法律依據——應對貿易逆差——可能面臨新一輪的司法挑戰；且10%的統一稅率，無法覆蓋此前針對特定國家的懲罰性加征。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同時強調，依據“232條款”和“301條款”征收的關稅將繼續有效，這揭示了其真正的戰術布局：第122條只是一個臨時的“替代品”，用以填補《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失效后的政策真空，而“232”和“301”這兩個更具持久性的工具，才是未來貿易戰的主戰場。

透過這場法律風波，可以清晰地看到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的兩條主線：一是對“美國優先”原則的堅持，二是對總統行政權力的極致運用。即便遭遇最高法院的重擊，白宮并未展現出任何妥協姿態，而是迅速用新的法律工具填補空白，這表明其貿易戰的底層邏輯——以關稅為杠桿，迫使貿易伙伴讓步、重塑全球供應鏈——并未因司法判決而改變。從“對等關稅”到“全球10%關稅”，變化的只是稅率和形式，不變的是將貿易政策作為施壓工具的本質。這種戰術轉向也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第122條的150天期限，意味著在2025年年中，美國政府將再次面臨關稅政策的“斷崖”；而國會是否會批準延期、是否會介入對貿易授權法的改革，都將成為影響未來走向的關鍵變量。

對于全球貿易體系而言，這一事件釋放的信號是復雜的：一方面，美國司法系統對行政擴權的約束，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一絲制度制衡的希望；但另一方面，白宮快速切換法律工具的靈活性，也意味著未來美國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仍將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