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培晉三是如何用安倍經濟學破壞美國再工業化企圖的？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開始從金融游戲造就的GDP神話中清醒過來。意識到制造業對國民經濟的重要性后，歷任美國政府都將再工業化作為重要政策目標。

然而，十多年過去，美國不僅未能實現再工業化的目標，反而還在進一步去工業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導致這一局面的原因自然多種多樣，但其中一條外部因素給人的感覺格外微妙，那就是2012年年底，安倍晉三再度當選日本首相后，為解決日本長期以來的通貨緊縮問題，要求日本央行實施量化質化寬松政策，推動日元大幅貶值。這使得日本制造業產品的國際售價驟降，推動全球制造業企業開啟瘋狂的價格內卷，讓本土用工、能源、交通等成本居高不下的美國制造業在哀嚎中進一步衰落。

想當年，正是美國用一紙《廣場協議》打斷了日本經濟蓬勃發展的勢頭。日本的經濟泡沫迅速膨脹并破裂，成為其經濟長期停滯的開端。以此舊恨為鋪墊，日本祭出安倍經濟學，究竟是長期通縮下的無奈之舉，還是蓄意報復美國，意圖徹底堵死其再工業化之路？

20世紀70年代，對美國而言是糟糕透頂的十年。在此期間，美國不僅要承受越戰失敗的苦澀，還要接連面對兩次石油危機的沖擊。經濟在雙重打擊下陷入前所未有的滯脹危機。

更令美國人難以接受的是，在本土經濟陷入困境之際，作為二戰戰敗國的德國和日本，卻在戰后美國的扶持下強勢崛起，對美貿易順差持續擴大。盡管這種順差源于日德產品物美價廉、深受美國消費者青睞，但在本土制造業遭受沖擊、失業危機加劇的背景下，美國工人并不在意這些原因。他們憤怒地指責日德通過“不公平貿易”打壓美國本土產業，危害國家安全，并發起各類運動抵制進口商品。

面對民間情緒高漲，本就苦于外貿赤字與財政赤字的美國政府順勢而為，逼迫日、德、英、法四國配合其經濟政策，推動美元貶值，以提升美國制造的競爭力。面對這位陣營“老大”的強勢施壓，四國幾乎沒有拒絕的余地。

于是，1985年，五國財長在紐約簽署《廣場協議》。其中，日本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又缺乏歐洲國家與美國的歷史文化紐帶，自然成為美國的重點針對對象。美方要求其貨幣升值幅度遠超其他三國。

如此激進的貨幣升值突如其來，自然嚴重打擊了日本出口。為避免本土企業大規模倒閉，日本政府試圖通過降息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刺激國內消費，以對沖出口下滑的損失。然而事與愿違，這些資金并未如愿流入實體經濟促進創新或消費，反而紛紛涌入樓市與股市。

面對日益膨脹的經濟泡沫，1990年1月，日本政府決定“壯士斷腕”，主動刺破泡沫以防其失控釀成更大災難。當時的日本人絕未料到，此舉竟讓日本經濟一蹶不振。畢竟，泡沫破裂在資本主義世界本是常見的周期性危機，通常衰退期不會太長，隨后便會迎來新一輪繁榮。

可惜的是，日本作為非完全獨立的主權國家，其經濟發展深受美國制約。而美國因日本在泡沫時期得意忘形，頻頻叫囂“日本可以對美國說不”“半個東京就能買下整個美國”，早已厭惡至極，根本不愿給日本東山再起的機會。

于是，在日本主動刺破泡沫、開始降息以修復經濟創傷時，美國卻以更快、更猛的速度降息刺激本國經濟，導致日元對美元進一步升值，繼續打擊日本出口。當降息策略失效，日本無奈之下只能加大刺激力度，一邊將利率降至史無前例的0.5%，一邊由政府大規模舉債投資基建，試圖拉動內需。

經過這番努力，日本經濟狀況終于有所好轉，似乎看到了走出危機、重回正軌的希望。然而不到兩年，美國資本便在亞洲股市興風作浪，掀起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盡管此次危機并非直接針對日本，但與東南亞經濟聯系緊密的日本仍難逃波及。

加之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后，銀行體系已積累大量壞賬，僅靠政府激勵政策勉強支撐。如今再遭沖擊，多家銀行和證券公司不堪重負，最終破產。幸存機構為求自保，紛紛收緊信貸標準。結果，許多日本企業無法獲得貸款，只能裁員降薪；這又導致社會需求萎縮，日本陷入通貨緊縮的惡性循環。

日本政府對此想必極度崩潰，卻又不得不尋求對策。在零利率與擴大政府舉債均無明顯成效的情況下，日本開創性地推出量化寬松政策，由央行直接向市場注入流動性，以對抗通縮。盡管冒著巨大風險，日本總算勉強擺脫通縮困境。

2006年，日本終于得以終止量化寬松（QE）、取消零利率政策，并停止擴張性舉債。然而僅僅兩年后，美國次貸危機引爆全球金融危機，日本經濟再受重創。而在本輪危機中，其他國家因有日本的前車之鑒，紛紛大膽采用QE印鈔救市；反觀日本，因剛結束上一輪QE，不敢過度釋放流動性，導致其經濟復蘇速度遠遜于其他發達國家。

眼見日本經濟正滑向“失去的三十年”，舉國上下焦慮萬分。為扭轉頹勢，2012年，首相安倍晉三推出如今被稱為“安倍經濟學”的激進經濟刺激計劃。按他的宣傳，將通過超寬松貨幣政策、擴張性財政政策及結構性改革，解決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問題。

但實際上，安倍的產業政策因內容模糊、目標不清，加之現實阻力重重，多數淪為空談，難言實效。擴張性財政政策雖看似可行，卻受限于日本政府早已債臺高筑，無力揮霍。為兌現承諾，政府只能先提高消費稅以增加收入，再用這筆錢刺激經濟。這種“左手進、右手出”的做法，效果可想而知。

甚至有經濟學家指出，增稅對日本內需的負面影響，可能超過政府刺激政策帶來的正面作用。因此，安倍經濟學中真正發揮作用的，或許只有超寬松貨幣政策，即規模空前的QE，外加延長央行購債期限、擴大資產購買范圍。

得益于央行的無限兜底，日本股市開始節節攀升。同時，由于美國奧巴馬政府希望美元走強以提振全球對美國經濟的信心，此次美國并未與日本針鋒相對。在美國的默許下，日本的大規模量化寬松如愿促成日元貶值。

在此基礎上，日本民眾的消費意愿略有回升，長期低迷的內需稍有改善。而對日本企業，尤其是大型企業而言，這兩項利好尤為關鍵：股市上漲使企業融資更易，日元貶值則增強了其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盡管如此，日本仍只能算是勉強擺脫通縮陰影。為防止通縮卷土重來，日本政府不得不長期堅持安倍經濟學的激進路線。

表面上看，安倍經濟學是日本在多方嘗試無果后，被迫采取的、讓央行承擔高風險、政府透支未來以換取短期經濟增長的激進策略。但若結合其出臺時機及其對全球工業格局的影響來看，難免令人懷疑：這是否是日本對美國的一次報復？

畢竟，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政府也已意識到制造業的重要性，并于2009年起陸續出臺多項法案，力圖推動再工業化。而日本偏偏在此節點，以日元貶值刺激出口，引發全球制造業陷入價格內卷。在這場競爭中，就連中國也倍感壓力，不得不壓低用工成本以維持優勢，數據顯示，自安倍經濟學實施后，中國工資增速明顯放緩。

至于美國制造業，本就因成本控制不力而依賴政府補貼茍延殘喘，在這場殘酷的全球競爭中更是毫無招架之力。美國政府的再工業化口號，也因此淪為徹底的空談。考慮到日本經濟困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一手造成，實在難以排除日本借此機會拉美國下水、實施報復的可能性。至于安倍經濟學的真實意圖究竟如何，恐怕只有已故的安倍晉三本人知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