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阿富汗沖突：美國的戰略關切

本文編譯自中東研究所2026年1月22日文章。

巴基斯坦與阿富汗塔利班的關系，已從1990年代的公開支持，轉變為2001年后的無聲伙伴關系，再發展到2021年以來的疏遠和敵對狀態。他們當前的沖突，不僅給兩國帶來巨大損失，且似乎沒有簡單的軍事或政治解決方案，同時也對鄰國的穩定與繁榮構成威脅。 盡管美國于2021年8月從阿富汗軍事撤軍后，其在該地區的戰略利益大幅減弱，但該地區變化的政治動態，特別是其不斷轉變的政治和軍事聯盟，已促使美國加強與巴基斯坦的接觸，并試探性地與阿富汗接觸。與此同時，美國已成為伊斯蘭堡和喀布爾制定國家安全戰略的一個考量因素。

背景

巴基斯坦自1947年建國后不到十年，便作為遏制蘇聯的冷戰聯盟體系成員，進入了美國的戰略視野。這種安全伙伴關系因1980年代巴基斯坦支持的抗擊蘇聯的伊斯蘭圣戰而得到加強，并在2001年“9·11”事件后因應對阿富汗境內的塔利班叛亂而得以重啟。在美國數千名軍隊部署在阿富汗的二十年里，巴基斯坦授予的領空使用權以及卡拉奇港的可用性，對于維持打擊塔利班叛亂分子的軍事行動供應鏈至關重要。在同一時期，巴基斯坦也為阿富汗塔利班戰斗人員提供安全庇護所，這對沖突局勢至關重要，若無此庇護，叛亂可能無法得逞。但隨著美軍撤離阿富汗，這兩個國家都不再位列美國的戰略考量之中。

華盛頓于2004年將巴基斯坦指定為“主要非北約盟友”，從而將兩國關系提升至戰略防務伙伴關系。但這個南亞國家隨后發現，其與美國的緊密關系被一種善意忽視的政策所取代，這在喬·拜登總統執政期間變得尤為明顯。曾經資金充足的反恐計劃終止了，發展和外交聯系降至最低。盡管對該地區再次輸出恐怖主義和核不擴散的擔憂依然存在，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仍試圖效仿巴拉克·奧巴馬總統政府的做法，轉向亞太地區，卻因事件所迫不得不將注意力轉向中東，隨后又是烏克蘭。

從阿富汗脫身嚴重加劇了這一趨勢。華盛頓急于將美軍尷尬的撤出以及美國建立一個立憲、經濟上可行的阿富汗國家的失敗努力拋諸腦后。由于決心孤立該國，拜登政府切斷了幾乎所有外交接觸。盡管喀布爾新政府被視為違反了2021年多哈協議的條款，并為包括基地組織在內的地區恐怖組織提供庇護，但塔利班政權本身被認為對美國國家安全不構成直接威脅。因此，與世界其他地方令人不安的事態發展相比，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處于邊緣位置。

在交易心態明顯的唐納德·J·特朗普總統的現任政府領導下，美巴關系明顯回暖，并經歷了一些重新評估。對巴基斯坦重新產生的興趣，集中在巴基斯坦愿意向美國提供對其能源和國防工業需求至關重要的關鍵稀土礦物，并為新的美國投資提供有希望的機會。作為交換，伊斯蘭堡尋求美國制定對其外交政策優先事項更為敏感的政策，并更愿意敦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該國嚴峻的經濟狀況表現出更多理解。在雙邊層面，加強的軍事接觸最近促成了關于加強巴基斯坦與阿富汗和伊朗邊境安全合作的協議，這是在本已加強的美國培訓和軍售計劃之外的又一進展。更緊密的美國擁抱還體現在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阿西姆·穆尼爾元帥與白宮及美國高級將領之間發展的友好關系上。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印關系的降溫，也有助于鞏固與巴基斯坦的更緊密聯系，同樣，華盛頓希望使伊斯蘭堡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減少對中國投資的經濟依賴也起到了作用。在更廣闊的畫卷上，有了巴基斯坦作為伙伴，美國或許也能更好地在一個日益受中國影響的地區重新獲得地緣戰略立足點。

沖突

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之間的敵意，根源于1893年一位英國殖民官員的政策，該政策劃分了分治前印度（即現巴基斯坦地區）與阿富汗境內難以管束的普什圖部落。自1947年巴基斯坦成立以來，阿富汗一直擔心被其更強大、往往盛氣凌人的東方鄰國支配。阿富汗的應對方式是，一方面支持建立“普什圖尼斯坦”——一個擬從巴基斯坦西北部分離出來的、按族裔劃分的獨立國家——的想法，另一方面尋求通過與巴基斯坦的宿敵印度建立牢固關系來獲得制衡力量。歷屆阿富汗政權都抵制巴基斯坦試圖將其用作針對印度教印度的戰略防御要素。雖然普什圖尼斯坦問題仍是兩國關系中的一個刺激因素，但其已被意識形態分歧所掩蓋。

事實證明，塔利班能夠鞏固其對權力的掌控，在沒有國際承認且面對制裁的情況下生存下來，同時展現出在抵制外部壓力時的自力更生和韌性形象。其領導層似乎確信，世界最終將不得不承認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完全權威和作為主權政府的合法性。該組織的信心源于他們從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手中奪取了對阿富汗的控制權。塔利班成員自視為身經百戰的戰士，肩負著通過推行更純正的伊斯蘭教法和教義來凈化阿富汗的使命，這種認知使其思想與眾不同。作為一個本質上的意識形態政權，其領導人一直抵制交易行為，并且不太容易受到要求其遵守國際外交規范的壓力影響。

當前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危機源于喀布爾政府向一個致力于使巴基斯坦變得像阿富汗一樣、成為一個更純粹的激進哈里發國的分支激進運動——巴基斯坦塔利班運動（TTP，即“巴塔”）——提供庇護。自阿富汗塔利班于2021年8月奪取政權以來，在喀布爾政府的協助下，“巴塔”（TTP）對巴基斯坦發動了跨境恐怖襲擊，已造成數千名安全人員和平民死亡。盡管阿富汗塔利班在2020年2月的多哈協議（該協議為美國決定從阿富汗撤軍奠定了基礎）中承諾，禁止任何第三方利用阿富汗領土對任何其他國家或組織實施恐怖主義行為，但襲擊仍在發生。

迄今為止，所有旨在結束因“巴塔”（TTP）問題導致的僵局的努力均告失敗。塔利班領導人安排了“巴塔”（TTP）與伊斯蘭堡政府之間的直接談判；中國、卡塔爾、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也曾嘗試調解。然而，談判反而凸顯了雙方在基本問題上存在的鴻溝。塔利班不愿拋棄與其長期結盟的“巴塔”（TTP），而巴基斯坦軍方堅決拒絕達成和平協議的提議，認為這可能會助長極端主義恐怖分子的氣焰，并破壞巴基斯坦的穩定。為安撫伊斯蘭堡，喀布爾政府試圖讓“巴塔”（TTP）將其武裝人員轉移到離邊境更遠的地方。但不斷升級的暴力事件導致巴基斯坦軍方對“巴塔”（TTP）在阿富汗境內的營地和其他目標（包括喀布爾的目標）發動了打擊。然而，有針對性的軍事行動未能勸阻喀布爾維持與“巴塔”（TTP）的聯系；因此，巴基斯坦陸軍元帥穆尼爾威脅要通過對阿富汗國家實施“毀滅性打擊”，形式包括加強轟炸襲擊，并向尋求在阿富汗實現政權更迭的當地抵抗組織提供武器。

巴基斯坦不太可能真的實施此類政權更迭的威脅，因為其結果過于不可預測，并可能破壞整個地區的穩定。盡管巴基斯坦擁有壓倒性的軍事優勢，但若將地面部隊引入阿富汗以清除“巴塔”（TTP）據點，可以預料將面對久經戰陣的塔利班防守者，他們很可能采取非對稱的游擊戰。伊斯蘭堡還必須考慮到，戰爭擴大可能會使阿富汗人團結起來反對入侵者。此外，在阿富汗擴大軍事行動可能會分散巴基斯坦自身安全部隊應對恐怖主義威脅的精力，并可能激活國內激進的、反國家的伊斯蘭團體。無論效果如何，對于本已經濟困難的政府來說，這肯定會造成財政上的高昂代價，并可能在內部引發政治阻力，特別是來自普什圖人占多數的開伯爾-普什圖省的阻力。與該省廣受歡迎的、被監禁的伊姆蘭·汗所屬的執政政黨一樣，開伯爾-普什圖省的大多數民眾更傾向于對阿富汗塔利班采取和解態度。

為了向喀布爾施壓，要求其停止“巴塔”（TTP）和其他恐怖組織的滲透，伊斯蘭堡施加了經濟壓力。已有超過280萬阿富汗人（其中許多是巴基斯坦的長期居民）被驅逐，這給被迫尋求重新安置他們的阿富汗政府帶來了沉重負擔。巴基斯坦還經常關閉與其西部鄰國進行貿易的關鍵邊境口岸，加劇了阿富汗本已困難的經濟。這種貿易擠壓對內陸國阿富汗的經濟造成嚴重損害，但也使巴基斯坦付出高昂代價。開伯爾-普什圖省與阿富汗市場緊密相連，口岸關閉阻礙了巴基斯坦與中亞地區不斷增長的貿易。阿富汗與巴基斯坦貿易的中斷，也加速了塔利班政權用通過伊朗連接印度和歐洲的路線替代巴基斯坦路線的努力。

巴基斯坦與阿富汗關系惡化除了將阿富汗推向伊朗和印度之外，還產生了地緣政治后果。它分散了伊斯蘭堡在重大政治問題上與中東國家協調政策的努力，并顯示出巴基斯坦與沙特阿拉伯簽訂的、要求沙特提供軍事援助的防務協議的局限性。沙特無意卷入巴基斯坦涉及阿富汗或印度的沖突。巴阿之間缺乏和平，也破壞了實現長期規劃的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努力，而這一體化有賴于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的合作。同樣，中國為其“一帶一路”倡議制定的許多計劃也依賴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和平。如果印度對喀布爾政府的政治和經濟擁抱導致其提供安全支持，則存在引發這兩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之間重大沖突的危險。

美國的介入

鑒于雙方分歧看不到解決的希望，人們自然會問，在地圖各處積極斡旋和平倡議的特朗普總統，是否會介入以緩和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之間的緊張關系？在他第二個任期的早期，美國總統已表示有興趣在兩國之間進行干預。從表面上看，美國似乎并不適合擔任調解人。與俄羅斯、中國、幾乎所有地區大國或歐盟不同，美國沒有通過在喀布爾設立機構來進行外交接觸。曾經龐大的、可能賦予美國影響力的人道主義食品、衛生和發展援助，在特朗普政府早期大多已終止。華盛頓最近對巴基斯坦的擁抱也引發了關于它是否會充當誠實中間人的疑問。

然而，美國并非完全沒有影響塔利班領導層的手段。在尋求國際合法性的過程中，阿富汗政權幾乎找不到比美國的外交承認，或至少在喀布爾設立常駐外交使團更有意義的事情了。塔利班官員對吸引美國經濟投資和獲得美國幫助獲取國際貸款表現出濃厚興趣。盡管塔利班政權受到制裁，但它也間接受到美國金融政策的支持，這些政策穩定了阿富汗銀行體系，并有助于避免導致大規模失業和新一輪難民潮的經濟崩潰。美國還有未利用的影響力，即先前凍結的35億美元阿富汗儲備，這些資金已從美國賬戶中釋放，指定用于加強阿富汗經濟，但從未發放。

美國介入巴阿沖突的一個嚴重障礙是美國公眾的情緒。動蕩不安的美國撤軍造成的創傷揮之不去，該事件的黨派政治化使得建立政策共識更加困難。那些優先考慮人權、希望看到美國政府努力制裁塔利班政權（因其對女性教育的立場）的有影響力的國內團體，使任何新的美國介入復雜化。如果美國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間扮演調解角色導致塔利班統治延長，并削弱其建立政治一體化政府的承諾，一些團體也可能對此提出質疑。

但華盛頓不能對持續的巴阿對抗漠不關心，這種對抗阻礙了美國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的實現。巴基斯坦與塔利班政權的交戰，干擾了新建立的巴美友好關系以及美國默許認可的巴基斯坦與沙特阿拉伯之間的共同防御安排的目標實現。在地區層面，巴基斯坦頻繁關閉邊境正使阿富汗在經濟和政治上更加靠近伊朗，并使其更加依賴中國的投資。在阿富汗支持的“巴塔”（TTP）在巴基斯坦開伯爾-普什圖省和俾路支省煽動暴力之際，美國希望與喀布爾政府就打擊“伊斯蘭國-呼羅珊省”（ISKP）進行反恐合作的愿望似乎無法實現。如果“巴塔”（TTP）不再構成威脅，美國對巴基斯坦國內伊斯蘭激進主義加劇、威脅其核武庫安全的擔憂可能會大大減輕。

沖突管理

阿富汗塔利班有動機延長與巴基斯坦的沖突，并非希望取得明確勝利，而是為了避免失敗，以免削弱其來之不易的對阿富汗的控制。與此同時，巴基斯坦面臨一個艱難的困境：它希望避免與阿富汗全面開戰的代價，但不能允許塔利班協助的恐怖主義在其境內不受阻礙地持續下去，這種結果可能會使巴基斯坦軍方作為國內安全的最終保障者的國家管理職責受到質疑。如果實際上沒有可見的軍事或外交手段來結束當前的沖突，那么可能實現的最佳結果就是將戰斗爆發控制在低水平的管理。要實現這一點，地區行為體和國際社會可能必須介入，美國憑借其經濟、政治和軍事實力也可能介入。然而，這需要遠比華盛頓迄今為止準備采取的更深入的外交接觸。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在演變中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背景下的定位

2025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SS）日益強調將經濟實力、軍事優勢和技術領導力整合為美國實力的基礎。該戰略的核心是認識到經濟安全與國家安全密不可分——這一原則在特朗普第一屆政府期間得到重視。維護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不僅需要軍事準備，還需要有韌性的工業能力、安全的供應鏈以及對支撐先進技術和國防系統的關鍵資源的持續獲取。

這一戰略愿景的核心組成部分是保護和多元化關鍵礦產和材料的供應鏈。這些資源對于國防制造業、能源安全和新興技術至關重要。《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SS）強調需要對抗掠奪性經濟行為，減少對敵對供應商的過度依賴，并確保關鍵全球資產不受敵對外國所有權或控制的影響。為此，美國情報界被賦予監測全球供應鏈、外國投資和技術進步的任務，以確保美國對其戰略競爭對手保持競爭優勢。

在這個更廣泛的地緣經濟框架內，防止中國鞏固對關鍵礦產供應鏈的主導地位已成為美國的主要戰略優先事項。中國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地對采礦、加工和基礎設施的廣泛投資，對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構成長期風險。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鑒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擁有顯著的稀土元素和其他關鍵礦產儲量，它們對華盛頓的戰略相關性得以提升。

盡管巴基斯坦與中國有著長期的戰略一致性，但伊斯蘭堡已表現出通過在關鍵礦產上合作與美國接觸的意愿。美巴關鍵礦產協議的達成，反映了巴基斯坦希望多元化其經濟伙伴關系，并向華盛頓發出了一個信號，即有機會確保戰略重要材料的替代來源。然而，這種合作的可行性取決于巴基斯坦內部的安全與穩定。對美國而言，不間斷地獲取關鍵礦產需要一個穩定的運營環境，特別是在將進行采礦和基礎設施開發的地區。

因此，反恐合作成為美國經濟與戰略利益中一個間接但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支持巴基斯坦的反恐努力——特別是在與關鍵礦產開采相關的地區——與美國確保供應鏈安全，同時維持在中國影響力持續擴大的地區的存在的目標相一致。與此同時，華盛頓尋求確保巴基斯坦不會進一步滑入中國的戰略軌道，即使與北京完全經濟脫鉤仍不現實。

與中國不同，美國無法復制大規模經濟走廊項目，也無法提供同等水平的基礎設施融資來重塑巴基斯坦的戰略取向。取而代之，美國可以追求有針對性的、高影響力的經濟倡議。其中一種方法是開發一個專注于關鍵礦產勘探、開采、加工和安全運輸的美巴礦產走廊。這種模式將增強美國供應鏈的韌性，同時為巴基斯坦提供經濟激勵，而無需直接競爭中國的一帶一路式投資。

阿富汗進一步使這一戰略格局復雜化。持續的不穩定，加上恐怖主義網絡的存在，不僅對地區安全構成風險，也對任何長期的資源開發倡議構成風險。巴基斯坦將跨境恐怖襲擊歸咎于在阿富汗境內活動的激進組織，并指控印度與阿富汗塔利班之間存在關聯，是這些活動的幕后黑手。這些指控為美國引入了一個敏感的地緣政治維度，特別是考慮到美國與印度的戰略伙伴關系。

美國更深入地介入巴基斯坦的反恐行動，可能會讓伊斯蘭堡產生期望，希望華盛頓利用其影響力向新德里施壓。這種介入有可能使美國卷入其《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SS）通常力圖避免的地區競爭之中。因此，美國的戰略反映出一種不干預雙邊爭端的傾向，僅在美國核心利益受到威脅時才直接干預。

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為巴基斯坦的利益進行干預——特別是為了影響印度——很可能僅在美國戰略資產（如關鍵礦產項目）受到恐怖活動直接攻擊，并且可能有可信證據表明存在外部國家參與的情況下才會發生。在此類情況之外，華盛頓可能依賴外交平衡而非強制介入。

特朗普總統的“以實力求和平”主義為管理這些相互競爭的利益提供了一個潛在框架。通過利用美國與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戰略關系，華盛頓可以促進這兩個競爭對手之間達成一種有限且務實的諒解。這種方法旨在防止阿富汗被用作代理沖突的舞臺，并減少破壞穩定行為的動機。

如果巴基斯坦繼續將印度視為通過基于阿富汗的網絡驅動恐怖主義的因素，美國可以通過遏制被視為敵對且與印度有關的活動來尋求解決這些關切，同時敦促巴基斯坦減少印度視為對其安全構成威脅的行動。鑒于美國與印度的長期防務伙伴關系以及其與巴基斯坦重新接觸，華盛頓在鼓勵相互克制方面具有獨特優勢。

印巴緊張局勢的持久緩和也將對阿富汗產生重大影響。隨著地區競爭的減弱，巴基斯坦將不那么傾向于從印度介入的角度看待基于阿富汗的激進主義，同時將出現更大的壓力，迫使阿富汗塔利班滿足國際社會的要求，切斷與反巴基斯坦激進組織的聯系。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可能有助于增強地區穩定，并為經濟發展和資源開采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最終，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穩定服務于美國更廣泛的國家安全目標。確保關鍵礦產的獲取、保護全球供應鏈、降低地區沖突風險以及遏制中國在南亞和中亞日益擴大的影響力，都與美國的核心戰略利益相一致。從這個意義上說，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并非邊緣關切，而是美國不斷演變的國家安全戰略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