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主方敏女士,新年好。”
電梯門開了。
屏幕上是物業的春節祝福,紅底金字,一行一行往上滾。
“翡翠灣7棟2單元1801室業主方敏女士,恭祝您闔家幸福,萬事如意。”
我愣在原地。
業主。
方敏。
我叫方敏。
但這房子,不是一直都是我婆婆的嗎?
樓上傳來聲音——
“方敏!菜都涼了!你在底下磨蹭什么呢!”
我抬頭。
十八樓的聲音從樓道里一路砸下來。
我沒動。
電梯屏幕還亮著。
“業主方敏女士。”
除夕夜。
年三十的晚上,全城都在放煙花。
我站在電梯里,看著那行字,手指發涼。
業主方敏。
不是錢桂芬。
不是周建國。
是方敏。
我。
電梯門開了又關,關了又開。傳感器捕捉到有人,一直不走。
“方敏!你到底在不在下面!上來!”
婆婆的聲音又砸下來了。
我按了18樓。
電梯往上走。我的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搞錯了吧。物業系統搞錯了。
這房子是婆婆的。
2016年搬進來的時候,婆婆說的:“這房子我掏錢買的,五百萬,我這輩子攢的錢全擱這兒了。你們住著,要感恩。”
八年了。
我在這個房子里做了八年的飯,拖了八年的地,洗了八年的碗。
每個月交三千塊“房租”給婆婆。
她收錢的時候理直氣壯:“住我的房子,意思意思不過分吧?”
我沒覺得過分。
我一直覺得,住人家的房子,就是矮一頭。
電梯到了。
門開了。
婆婆站在門口。
圍裙沒系,手插在腰上。
“讓你下去拿個快遞,半個小時。年夜飯你不吃了?”
我看著她。
她六十三歲。燙了小卷發,穿了件新的暗紅色外套,大年三十嘛,要體面。
她?ū1看起來像這個家的主人。
八年了,她一直是這個家的主人。
“媽,”我張了張嘴,“物業系統上——”
“什么物業系統?先吃飯!建民他們在桌上等著呢。快!”
她轉身走了。
那個“業主方敏”被她的聲音蓋過去了。
我站在門口,手里拎著快遞。
里面傳來熱鬧的聲音。小叔子周建民一家三口來過年,桂芬高興,一大早就催我去買菜。
魚是我殺的。
排骨是我燉的。
年糕是我蒸的。
十二個菜。
一個人做的。
我換了拖鞋進門。
十二個菜擺了滿滿一桌,紅的綠的,熱氣騰騰。
小叔子媳婦趙麗坐在沙發上嗑瓜子。
小叔子在看春晚。
我老公周建國在給他媽倒飲料。
沒有一個人在廚房。
“快坐下,涼了就不好吃了,”婆婆招呼小叔子一家,“來來來,建民,嘗嘗這個排骨,燉了三個小時呢。”
燉了三個小時。
是我燉的三個小時。
但這句話里沒有“我”。
“嫂子手藝真好,”趙麗嗑著瓜子說了一句。
婆婆接話:“她閑著也是閑著,做個飯還不是應該的?住我的房子,讓她干點活怎么了?”
趙麗笑了笑,沒接。
我坐下來。
筷子拿起來,又放下。
業主方敏。
那幾個字在我腦子里轉。
婆婆在給建民夾魚,給趙麗的孩子倒果汁,嘴上說著“多吃多吃”。
我老公坐在我旁邊,低頭吃飯,什么都沒說。
他從來什么都不說。
我結婚八年,從來沒聽他在他媽面前幫我說過一句話。
不是因為不愛。
是因為沒必要。
在他看來,他媽說的都對。
他媽的房子,他媽的規矩。
我看了一眼客廳墻上的全家福。去年春節拍的,我站在最右邊,靠著門框。裁掉剛好。
一個念頭冒出來——
如果物業沒搞錯呢?
如果這個房子真的是我的呢?
那我這八年——
“方敏,愣什么呢?幫我盛碗湯。”
婆婆的聲音把我拽回來。
我站起來。
走進廚房。
湯鍋還在灶上。
我拿起湯勺。
手在抖。
不是因為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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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說清楚這八年,其實用不著什么大事。
全是小事。
小到說出來別人會覺得我“太敏感了”。
搬進來那天,婆婆就定了規矩。
“這房子五百萬買的,我這輩子的積蓄。你們住著,但有些事得說清楚。”
我以為她要說房產分配。
她拿出一張A4紙。
上面寫著:
每月交房租3000元;
不許釘釘子掛畫;
不許換窗簾;
不許養寵物;
家里來客人要提前報備;
空調溫度不能超過26度。
我當時笑了。
我以為她在開玩笑。
周建國拉了一下我的袖子。
他說:“我媽的房子,就聽她的吧。”
從那天起,我在這個家就不是“主人”。
我是“住客”。
第一年,我想在臥室墻上掛一幅畫。
婆婆進來看了一眼:“釘子打進去,墻就毀了。這墻一平方多少錢你知道嗎?”
我把畫收起來了。
第三年,廚房的櫥柜門壞了,關不嚴,油煙往外跑。
我自己掏錢換了一套新櫥柜。一萬二。
婆婆第二天跟鄰居說:“我剛花了一萬多把廚房重新裝了,這房子我可沒少投錢。”
我在旁邊站著。
沒吭聲。
第五年,小叔子周建民結婚,帶著媳婦趙麗來住了兩個月。
兩個月。
四個人的飯我做。四個人的碗我洗。四個人的衣服我不洗——但我得收。
趙麗不交房租。
我問過一次。
婆婆說:“建民是我親兒子,住自己媽的房子還要交錢?你跟他能一樣嗎?”
我跟他不一樣。
我是外人。
外人住這個房子,每月三千,做飯洗碗拖地,不能釘釘子,不能換窗簾,不能開超過26度的空調。
親兒子住這個房子,吃現成的,住現成的,一分不掏,理所當然。
八年,我交了多少房租?
我沒算過。
不敢算。
算了就會發現自己有多蠢。
有一次,我在拖地。
婆婆在沙發上看電視。
我拖到她腳邊,她抬了一下腳,沒看我,繼續看電視。
我繞過去,繼續拖。
地板很亮。
我能看到自己映在里面的影子。
彎著腰。
拎著拖把。
像個保姆。
拖完了。我把拖把洗干凈,放回陽臺。
換了雙拖鞋。
繼續擦廚房臺面。
那天晚上,周建國回來了。
我跟他說:“今天拖了三個小時的地,你媽一句話都沒說。”
他說:“她不說就是沒意見,你想多了。”
我沒再說。
還有一件事。
去年十月,我的一箱書——大學時候的課本,畢業證,還有我爸生前給我寫的幾封信——被婆婆從儲藏間清了出來。
扔了。
我回來的時候,垃圾已經被收走了。
“儲藏間太亂了,”婆婆說,“我的房子,東西該扔就扔。你那一箱破爛占了一個角,礙事。”
我爸的信。
他去世五年了。
那些信是他生病住院的時候寫的。一共七封,一周一封。最后一封沒寫完。
全扔了。
我蹲在儲藏間門口。
沒哭。
我已經不怎么會哭了。
周建國說:“你再買個箱子放別處吧。我媽就那脾氣。”
放別處。
我在自己住了八年的房子里,找不到一個放自己東西的地方。
因為這不是我的房子。
這是婆婆的房子。
她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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