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查老賴”到“裝GPS” 民間調查的邊界在哪？

影視劇里常有“私家偵探”的身影，但在我國正規行業名錄中，并無這一職業。可就是這樣一個灰色領域，仍有人鋌而走險牟利。

春節期間，據山西警方通報，去年12月，楊某在上海以“私家偵探”為幌子，采取跟蹤、偷拍、非法安裝定位設備等方式，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目前，楊某已依法移交上海楊浦警方，案件正在進一步辦理中。

記者調查發現，在網絡平臺上，不少帖子打著“私家偵探”旗號招攬生意，聲稱可以“全國尋人找人、私人調查取證”。記者聯系了其中一家調查公司，對方表示可以提供跟蹤、拍照、調查個人信息等服務，人員跟蹤費一個星期2萬元。

另一家調查公司則聲稱可以提供跟蹤、調取銀行卡流水等服務，可按一天3500元收費，或用15萬元打包價查清所有信息：“你給我15萬元，我給你全包辦，流水、房產什么一清二楚，但是你要給我她的身份證、手機號碼。”

事實上，早在1993年，公安部就明令禁止開設“私人偵探所”類機構，市場監管部門也從未批準過相關經營范圍的企業注冊。這類機構僅能像普通公民一樣收集公開信息，無權行使公安、司法機關的法定偵查權。然而，當前網絡上仍活躍著不少以“調查”“咨詢”為名的機構，宣稱可提供“行蹤調查”“婚外情取證”“尋找老賴”等服務。不少從業者在業務宣傳、調查手段、信息使用等方面存在違法違規行為，甚至借機敲詐勒索、騙取定金，亂象突出。

需要明確的是，合法的信息收集受法律保護，但跟蹤、偷拍、非法安裝GPS、私自查詢銀行流水等行為，均涉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根據兩高司法解釋，違法所得5000元以上，或非法獲取行蹤軌跡等敏感信息50條以上，即構成犯罪。現實中這類服務單次收費動輒數萬元，早已觸碰法律紅線。

所謂的“私家偵探”，其行為具體有哪些法律風險？所謂的“調查結果”能成為相關案件的證據嗎？

律師岳雪飛表示，從事私家偵探業務主要存在三方面的法律風險：民事侵權、行政違法以及刑事犯罪。在民事方面，可能侵犯個人隱私權。她說：“《民法典》明確規定，除非法律另有規定或權利人明確同意，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拍攝、窺視、竊聽、公開他人私密活動，不得進入、拍攝、窺視他人住宅、賓館房間等私密空間，也不得處理他人的私密信息。”在行政方面，可能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如果使用針孔攝像頭或定位器等設備，情節嚴重還可能構成刑事犯罪。此外，以營利為目的，未經許可從事調查、跟蹤、偷拍業務，可能被認定為《刑法》規定的“非法經營罪”，嚴重擾亂市場秩序。

對于證據效力，岳雪飛強調，通過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屬于非法證據，法院不予采信。“如果是通過進入他人房間竊聽或偷拍等方式取得的證據，肯定是無效的。”

既然“私家偵探”并非合法職業，為何仍有不少人委托他們調查？一般而言，民事訴訟遵循“誰主張，誰舉證”，但普通人缺乏調查手段與技巧，難以自行獲取婚外情、財產轉移、商業侵權等關鍵證據，從而催生了對第三方調查的需求。而警方、法院等公權力機關主要處理刑事案件與重大糾紛，對婚姻、債務等民事領域的調查介入有限——這種“空白”源于法律對公權力邊界的限定，民事糾紛主要通過訴訟途徑解決，而非公權力主動介入。

與此同時，技術門檻正在降低。定位器、針孔攝像頭等設備雖多次被打擊，但在電商平臺仍可輕易買到。加之銀行、電信、酒店等渠道的信息泄露問題屢禁不止，進一步降低了“調查”的門檻。

面對民間調查這一有一定現實需求的領域，如何做好法律導航，避免其成為“侵權偵探”？在婚姻或債務等糾紛中，如何合法地調查取證？

岳雪飛表示，普通人自己完全可以做到合法取證。“比如你和對方的通話記錄，或者聊天過程中你做的錄音，雖然是偷錄的，但因為是在雙方談話的場合，這樣的錄音法院是認可的。另外，自己在家安裝的監控視頻，這也是沒有問題的。還有微信聊天記錄、郵件往來等，平時保存好，出現糾紛時都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當然，并非所有證據都能自行收集。岳雪飛指出，根據《民事訴訟法》，只有在當事人和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證據時，才可以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這類證據包括由有關部門保存、當事人無權查閱調取的檔案材料等。

最后，岳雪飛提醒，法院在審理案件時會審查證據的“三性”——真實性、合法性和關聯性。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不符合合法性要求，不會被法院采信。因此，切勿輕信所謂的“私家偵探”，更不要委托其進行非法取證，否則不僅證據無效，還可能面臨法律制裁。

看看新聞記者: 潘文婷 陳昱卉 翟靜

編輯: 陳昱卉 翟靜

責編: 崔信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