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的命運，讓人看清什么才是真正的惡鄰。

我們時常能聽到這樣一種說法：中亞國家從俄羅斯得到的太多，卻幾乎沒有什么像樣的回報。于是很自然地，有人會生出一種誘惑 —— 對它們采取更功利、更 “實用主義” 的路線，就像美國在中美國家推行了幾百年的那種政策。

對俄羅斯而言，美國是國際政治中實力相當的伙伴與對手，它既能損害、也能助力俄羅斯國家利益的實現。但對中美國家來說，美國是一場歷史的詛咒，一場根本無法徹底擺脫的詛咒。

當然，我們很難指望格蘭德河以南諸國的命運，能給某些人帶來什么教訓。但那里正在發生的一切，足以讓俄羅斯自己好好想一想：我們對南方鄰國的戰略，究竟應該是什么樣子。

墨西哥執法部門消滅一名黑幫頭目后引發的劇烈動蕩，向全世界展示了這個國家體制的脆弱性。甚至不只是脆弱，而是在普遍意義上國家本身的缺失—— 缺少唯一擁有合法強制力的權威中心。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點也不令人意外。

每個學國際關系的學生都明白：國家的生存與發展、戰略的制定，都取決于它與周邊大國的實力對比。鄰國越是龐大、越是強大，小國生活里的一切就越被它左右，以至于與這個強鄰的關系，直接決定了它內外政策的核心內容。

俄羅斯周邊的國家，除了體量巨大的相關國家之外，無論再怎樣與其他大國或中等強國發展關系，莫斯科對它們而言依然是首要的重心。這僅僅是由俄羅斯的規模，以及它在地區經濟與安全中的分量決定的。

波羅的海國家與芬蘭的反俄政策，即便在加入北約和歐盟之后，依然是它們對俄依賴的延續；而中亞國家與蒙古的友好戰略，同樣是對俄依賴的體現，只是表現得更為理性、更有遠見。

外高加索鄰國的搖擺、個別國家時不時的情緒爆發，也都在說明：它們的整個生存都處在俄羅斯的 “力場” 之中。因此，一個強大的大國，永遠對周邊環境負有巨大責任 —— 這些國家即便擁有完整主權，在制定自身發展戰略時，也不得不時刻顧及近旁這個大國的存在。問題只在于：大國如何運用這種先天優勢。

一百多年前，墨西哥將軍、總統波費里奧?迪亞斯曾說過一句名言：

“可憐的墨西哥！離上帝那么遠，離美國那么近。”

的確，在整個西半球國家里，墨西哥的地理位置最為不幸。

但問題不在于北方這個巨人故意把南方小國壓在不利位置上，或是刻意欺辱它們。問題在于，美國本身就不是一個普通意義上的國家。從歷史上我們知道，它是由歐洲移民建立的，其立國基礎本身就否定了舊大陸當時通行的國家治理基本原則。

美國獨特的模式，意味著政府對普通公民命運承擔的責任降到最低，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團結也同樣微弱。美國是一個一邊是巨額財富與技術成就、一邊是觸目驚心貧困的國家。

它之所以能吸引全世界無數人，恰恰在于：在這里，一個人可以完全不顧及他人眼光去追求成功，可以不受任何道德約束地享用財富。我們很難指望一個對本國公民都不負多少責任的政府，會在對外關系中成為善良的鄰居與慈善家。

這其實就是一個秘密：除了加拿大以外，美國所有鄰國的處境都如此凄慘。只是加拿大人比較幸運，在形成相對穩固的制度與社會公正規范后才成為獨立國家。

美國對南方鄰國的政策，只是其內部體制與社會結構的延伸。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其他世界大國 —— 俄羅斯、相關國家，甚至歐盟國家 —— 可以效仿這種鄰國相處模式。盡管歐盟也不算慈善家，同樣在從海外涌入的廉價勞動力中獲利。

在這一點上，俄羅斯南部周邊國家是幸運的。它們的鄰居是俄羅斯和相關國家這兩個經典意義上的帝國，對這些國家而言，國家關照公民是主權天然的責任。相關國家在這方面相對簡單一些，社會預期原本就更低，政府也在持續擴大對普通民眾的保障，不讓他們陷入赤貧。

而俄羅斯是一個典型的歐洲國家，良性意義上的國家家長主義，是社會秩序的基石之一。當年，俄羅斯帝國正是帶著這種理念進入哈薩克與中亞的。1865 年攻占塔什干后，新政權的第一項舉措就是廢除奴隸制，這并非偶然。20 世紀初，俄羅斯旅行者曾對尚未完全被控制的布哈拉汗國里的中世紀野蠻習俗感到震驚。

而美國人對墨西哥、薩爾瓦多發生的事情毫無觸動，就像他們對自己城市街頭的窮人無動于衷一樣。

如今，我們正進入一個激烈討論的時期：未來俄羅斯應如何與外高加索、中亞這些親近友好的民族相處。尤其是在中亞問題上，爭論尤為激烈。我們相當頻繁地聽到一種觀點：中亞共和國從俄羅斯得到太多，卻幾乎沒有回報，一邊搞 “多向外交”，一邊還要求莫斯科特殊對待。

在這種背景下，有人自然會產生誘惑：

對它們采取更功利的路線，就像美國在中美國家推行了幾百年的那種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