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部長，是馬克思主義者口中的“精神教皇”，是意大利最后的全才…

值意大利著名哲學家、歷史學家及政治活動家貝內德托·克羅齊誕辰160周年之際，意大利共和國總統馬塔雷拉于2月25日（克羅齊誕辰當日）發表正式聲明，高度贊譽這位深刻影響意大利乃至世界文化進程的學者，稱其為“取之不盡的知識源泉”。

馬塔雷拉系統梳理了克羅齊在學術領域的廣博建樹與動蕩年代的政治抉擇，將其塑造為“自由的宗教”這一理念的終身踐行者，并強調了他在戰后意大利民主秩序重建中的奠基性作用。

貝內德托·克羅齊于1866年2月25日出生于意大利阿布魯佐大區的佩斯卡塞羅利，逝于1952年。他出身于一個富裕的望族，祖父曾任波旁王朝那不勒斯大法官，母親路易莎·希帕莉是一位極具文化修養的婦女，酷愛讀書和造型藝術，在她的熏陶下，克羅齊自幼便“表現出重視和酷愛歷史、文學的傾向”。然而1883年，在伊斯基亞島上的卡薩米齊奧拉度假時，一場突發的地震奪去了他雙親和姐姐的生命，他本人也被埋在瓦礫中受了重傷。這一悲劇性事件深刻地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移居羅馬叔父家后，他曾經歷最痛苦灰暗的時期，甚至萌生過自殺念頭，但很快克服精神危機，到羅馬大學法律系注冊就讀，雖不專注聽課，卻經常去圖書館博覽群書。繼承的遺產使他得以擺脫生計之憂，全身心投入學術研究，最終在那不勒斯的家中成為一位獨立的知識分子。馬塔雷拉在聲明中指出，克羅齊作為世界文化界的領軍人物，其研究橫跨人文知識的多個學科，從藝術、哲學到文學批評和歷史編纂學，留下了浩瀚而深邃的學術遺產。

克羅齊的哲學體系被稱為“精神哲學”，這是他學術大廈的基石。他將精神活動劃分為理論活動和實踐活動兩個相互對立的方面，前者以直覺（藝術）與理智（邏輯）為其從屬形態，后者以經濟和倫理為其從屬形態。1902年，他出版了奠定其學術地位的《作為表現科學和普通語言學的美學》，這部著作集西方古典美學之大成，開現代西方美學之先河，在歐洲文化界產生深遠影響，隨后被譯為德、英、法等多種文字。在這部著作中，克羅齊提出了著名的“直覺即表現”命題：直覺是一種知識，是心靈賦予雜亂無章的質料以形式的存在，沒有在表現中對象化了的東西就不是直覺或表象。在他看來，直覺、表現、藝術幾乎是同義詞——藝術是幻象或直覺，藝術家創造一個意象，而欣賞藝術的人則在自己身上再現這個意象。他通過五個否定來闡明藝術本質：藝術不是物理事實，不是功利的活動，不是道德的活動，不是概念或邏輯活動，也不可分類。這一美學理論深刻影響了西方文藝界，也為后來者如朱光潛等中國美學家所譯介。

在歷史哲學領域，克羅齊同樣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1915年，他的《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以德文出版，兩年后推出意大利文版，這部著作標志著其精神哲學體系建構的完成。正是在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后世廣為傳頌的命題：“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這一命題并非如字面誤解的那樣否認過去的存在，而是強調歷史只有與當代生活產生關聯、在歷史學家腦海中“震動”時，才成為真正的歷史?？肆_齊從“精神一元論”出發，認為歷史與哲學是同一的，歷史的本質是人的思想或精神。他批判實證主義史學將歷史視為單純求真的科學，主張歷史學兼具求真與求美兩種屬性——歷史除了被準確地建構起來之外，還應該從藝術上寫得很好，“任何話語都必須以良好的散文表達”。在克羅齊看來，歷史探求個體性，關注具體事實，而科學追尋普遍規律，兩者任務不能混淆。這一思想深刻影響了英國歷史哲學家柯林武德，后者在歷史哲學方面被視為克羅齊的追隨者與發展者。通過牛津大學哲學家史密斯的引介，克羅齊的思想在20世紀初傳入英國，柯林武德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接觸并吸收了克羅齊的歷史哲學，強調歷史學與自然科學的本質區別。

馬塔雷拉特別強調了克羅齊思想中的核心政治理念——“自由的宗教”。這一理念在克羅齊的代表作《十九世紀歐洲史》中得到了充分闡述，并指導了他一生的行動。在哲學思想上，克羅齊深受黑格爾影響，但他是從右的方面批判黑格爾的新黑格爾主義重要代表，用“差異辯證法”取代“對立辯證法”。在政治實踐層面，克羅齊并非僅囿于書齋的學者。他曾擔任意大利王國的參議員，并出任意大利公共教育部長，在職期間推動了一系列旨在保障教育系統質量及保護國家藝術遺產和景觀的法令。

馬塔雷拉在聲明中著重追溯了克羅齊在反法西斯斗爭中的關鍵作用。1925年，面對喬瓦尼·金蒂萊等知識分子與墨索里尼政權合流而炮制的《法西斯知識分子宣言》，克羅齊毅然起草了針鋒相對的《反法西斯知識分子宣言》。這一舉動標志著他與法西斯主義的徹底決裂。值得注意的是，克羅齊與金蒂萊曾有過密切的學術合作——1903年至1923年，兩人共同編輯《評論》雜志，這份雜志成為當時意大利文化界的重要陣地，在克服實證主義哲學支配地位的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當金蒂萊投向法西斯陣營后，克羅齊毅然與之分道揚鑣。此后，他不僅在參議院堅決反對法西斯政權的鉗制性法律，其本人生活也受到嚴重威脅，住宅和圖書館曾遭法西斯軍警搜查，學術成果被主流輿論刻意掩蓋，沒有一家主流報紙或學術出版物提到過他。馬塔雷拉評價道，克羅齊對法西斯意識形態進行了頑強的抵抗。

隨著二戰的結束和意大利政體的轉型，克羅齊再次成為制度變遷的核心人物。馬塔雷拉回顧道，克羅齊先后在巴多格里奧政府及博諾米政府中擔任不管部長，隨后被選入意大利共和國制憲會議。在經歷過世界大戰悲劇的意大利的復興進程中，他貢獻了寶貴的智慧，積極參與建設一個基于尊重基本自由的先進民主秩序。這段歷史背景顯示，克羅齊不僅在思想層面為意大利奠定了反法西斯的基礎，更在制度構建上直接參與了戰后共和國的締造。1944年民主恢復后，他再度出任部長，并長期擔任意大利自由黨主席，直至1947年。

克羅齊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復雜而充滿張力。1890年代，通過其哲學啟蒙導師安東尼奧·拉布里奧拉的影響，克羅齊曾一度研究馬克思主義，甚至出資印刷了拉布里奧拉的《紀念〈共產黨宣言〉》。然而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熱忱只持續了數月，很快就被他的“批判精神一掃而光”。在其《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他對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提出質疑，并污蔑馬克思主義是新形而上學。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并非簡單否定——1900年他曾熱情接待德國工人運動領袖威廉·李卜克內西，邀其到家中做客；1938年當警察局禁止再版拉布里奧拉的著作時，他提出強烈抗議。1944年時他還認為“共產主義作為新經濟法則與新社會秩序，沒有理由與人們那么珍重的自由為敵”。直到晚年，他才表現出更強烈的反對態度。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稱克羅齊為“精神教皇”，認為要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就必須徹底清算克羅齊的思想。

克羅齊的學術影響力早已超越國界。他創辦并主持了長達四十余年的《評論》雜志（1903-1923年與金蒂萊合編，后單獨主持），以此為陣地影響了整整一代意大利文化人。其著作總卷數達76卷，被譯成25種文字出版。在近代思想史上，像克羅齊這樣涉及學術領域之廣、著述之巨、集思想家與活動家于一身者并不多見。他關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論斷，至今仍是歷史哲學領域被反復引用的經典命題，深刻地揭示了歷史認知與當下現實生活的內在關聯。其美學理論通過朱光潛等學者的譯介，對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美學界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聲明的結尾，馬塔雷拉代表意大利共和國，在克羅齊誕辰160周年之際向其表達崇高敬意。這位集哲學家、歷史學家、文學批評家與政治家于一身的巨匠，其畢生追求將文化視為社會進步不可或缺的要素，并致力于將其作為公共財富加以保護與傳播。在今日的意大利，克羅齊的形象不僅是學術史上的豐碑，更是一種將思想自由與政治責任融為一體的精神象征。

來源：意歐視點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