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是生存的唯一方式——《羅賈瓦的反資本主義經濟》（5）第一章（二）

作者： 阿齊茲·阿斯蘭（Azize Aslan）

編譯者：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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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NDA君耗費極大精力譯成的《羅賈瓦的反資本主義經濟——庫爾德人斗爭中的革命矛盾》一書，擬在本號連載，這是本號的莫大榮幸。希望我們都能夠從這本庫爾德人撰寫、關注庫爾德人革命的著作中汲取教益。

庫爾德人斗爭中的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緊張關系

可以說，庫爾德人斗爭的語言從1960年代后越來越明顯地帶有反資本主義特征。1960年以前的庫爾德人運動具有更傳統和民族主義的特征。哈米特·博扎斯蘭 (2008, p.841) 指出，庫爾德的民族主義直到 1914年都是一種文化民族主義，并從同年開始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政治民族主義。

如果我們將庫爾德民族主義的政治化解讀為與國家和中央政府沖突的過程，那么這種政治化在封建統治者地主、穆斯林部落領袖、封建領主組織的叛亂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發動叛亂以重新獲得他們失去的特權。例如擁有自己的士兵或征收地方稅收和收入的權利，這種情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越來越多的出現。

19世紀后期庫爾德斯坦的庫爾德封建自治國家

庫爾德人以大部落的形式生活；因此，這些封建勢力至今仍在對庫爾德社會施加影響，并一直與土耳其人結盟。此外，在這些聯盟的框架內，他們還參與了亞美尼亞種族滅絕（?elik，2020），其目的是實現資本國有化，特別是在為土耳其建立民族國家提供保障的獨立戰爭期間。然而，在獨立戰爭后，在奧斯曼帝國領土上建立的民族國家在“單一民族國家”認識的基礎上，否定了庫爾德人的文化和政治存在，而封建領主則推動了沒收社會財富的進程，即不加區分地對所有庫爾德人施加全面壓迫。

對庫爾德社會實施不分階級差異的同化和壓迫政策，掩蓋了社會階級的矛盾和沖突；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可以說，由于社會的一致和團結，庫爾德社會中的階級斗爭一直處于次要地位。

阿卜杜拉·奧賈蘭將馬哈巴德庫爾德共和國成立前的時期定義為原始民族主義。馬哈巴德庫爾德共和國（República Kurda del Mahabad）在蘇維埃俄國的支持下于 1946 年宣布在伊朗庫爾德斯坦 (Rojhilat)成立，后來因失去蘇維埃俄國的支持而垮臺。在該共和國崩潰之后，庫爾德人的所有反抗運動都逐漸消亡，直到 20 世紀60年代才恢復。許多研究者，如巴斯金·奧蘭 (Bask?n Oran)、哈米特·博扎斯蘭(Hamit Bozarslan)、伊斯梅爾·貝西克奇 (?smail Be?ik?i)，將這一時期稱為庫爾德人斗爭史上的“沉默、恐嚇或無言時期”。很難說這一時期存在任何有組織的動員或叛亂，但當時敘利亞庫爾德詩人齊格赫溫（Cigerxwin）的作品受到庫爾德青年的喜愛，而且穆薩安特爾（Musa Anter）在土耳其迪亞巴克爾還出版了一份名為底格里斯噴泉（Kaniya D?cleyê）的庫爾德語報紙。很明顯，這并不能被稱作一段“沉默的時期”，那個時代只是以一種消極而深刻的方式證明了反抗的存續。我認為抵抗并不總是以一種政治行動或組織的形式表現出來；組織日常生活來抗拒體制本身已經是一種人民反抗的形式，正如薩帕塔派同志所說：

[…] 我們薩帕塔人把沉默變成了一種隱蔽的、對抗無能為力的斗爭武器；針對我們的沉默，刺耳的謊言、子彈、炸彈、鎮壓一次又一次地落下。正如在1994年 1月的戰斗之后我們發現了言語的武器一樣，現在我們用沉默做了同樣的事情。當政府對每個人發出死亡和毀滅的威脅時，我們能夠自我學習和自我教育，研究另一種戰斗方式，并且，憑借理性、真理和歷史，人們可以在沉默的狀態下戰斗并取得勝利……（CCRI-EZLN，1998 年）。

黃色為馬哈巴德庫爾德共和國疆界

20世紀60年代，這種庫爾德人的抵抗形式崩潰了，以封建勢力的階級利益為主導的民族主義運動被以學生和左翼知識分子為領導的庫爾德社會主義運動（TKDP、PSK、DDKD-KIP、PKK、Rizgari、Kawa和Téko?in）所取代。庫爾德民族主義繼續影響著這些社會主義運動，抵抗力量的階級性質變化也改變了反抗的語言，通過爭取庫爾德工人和農民的權利的斗爭引發了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討論。

這些年，蘇聯成為該地區一支決定性的政治力量，它為周邊人民帶來了社會主義的希望，再加上許多其他歷史因素，例如1968年土耳其青年運動的革命性影響，以及土耳其工人黨（T?P-Türkiye ???i Partisi）在迪亞巴克爾、巴特曼、西韋雷克、德西姆等庫爾德城市組織的東部民眾集會（Do?u Mitingleri）所有這些都促成了以“社會主義革命”為中心的運動的興起。此外，還有一些因素對土耳其的庫爾德人產生了特別影響：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1954年至1962年）、穆斯塔法·巴爾扎尼（Mustafa Barzani）領導的伊拉克庫爾德人的解放斗爭（1961年至1970年）、埃塔（ETA）為解放巴斯克地區而開展的斗爭等等。這些年來，庫爾德人開始將自己視為“殖民地人民”，并從這個意義上講，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中找到了為“民族斗爭”辯護的論述，并以有機的方式將他們與各種左翼思潮聯系起來（Bozarslan，2008 年，第 842 頁）。 20世紀60年代，庫爾德運動和庫爾德左翼幾乎成了同義詞（Jongerden、Akkaya & ?im?ek，2015 年，第71 頁）。 阿赫邁特·哈姆迪·阿卡亞（Ahmet Hamdi Akkaya） (2013) 認為，這種結合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變得更加明顯。傳統民族主義訴求、承認身份權利和庫爾德語表達自由等要求從未被消除，而是與社會主義思想相結合。

20世紀中后期伊拉克庫爾德民族主義領袖穆斯塔法·巴爾扎尼

20世紀70年代，內部分裂的庫爾德運動開始討論“庫爾德斯坦殖民化”的主題。這一時期最重要的事件是土耳其左翼的組織分裂和導致了東方革命文化角（Canteras de Cultura Revolucionaria Oriental）（DDKO-Devrimci Do?u Kültür Ocaklar?，1969-1971）出現的庫爾德斯坦分離主義斗爭。目前很難找到關于庫爾德人為何脫離土耳其左翼的詳細分析。后來的各種回憶錄表示，這種分裂“本身就是一種必需”。我可以列舉出我在研究這一時期時發現的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土耳其左翼將庫爾德人的解放置于社會主義革命之下，指責那些強調庫爾德問題的人分裂革命力量。第二，正如土耳其工人黨社會主義者所倡導的，他們反對通過暴力融合庫爾德人，但接受自然同化。這些問題在今天的土耳其左派的討論中仍然可以找到。另一方面，土耳其左翼勢力分化嚴重，內部矛盾突出。 “庫爾德人不想等待一場不會發生的革命” (F?rat, 2006, 第 179 頁)。因此，脫離了土耳其工人黨和其他社會主義組織的左翼庫爾德人于 1969 年成立了庫爾德人第一個獨立的社會主義組織“東方革命文化角”(DDKO)。東方革命文化角不是一個政黨，而是一個學生俱樂部，年輕的庫爾德社會主義者在這里聚會。東方革命文化角最初在有大學生聚集的伊斯坦布爾和安卡拉進行組織建設，后來在巴特曼、迪亞巴克爾、科茲盧克等庫爾德人聚居的地區擴展組織。

根據博扎斯蘭 (2008, 第 856 頁) 的說法，東方革命文化角代表了這一時期庫爾德左翼組織的重要發展。而根據阿卡亞的說法，東方革命文化角是庫爾德社會主義者從土耳其社會主義者中自治（以及 1970 年代“獨立”）的主要來源之一。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土耳其社會主義者對庫爾德問題的態度，大致可以概括為：“民族問題可以用社會主義革命來解決”（2013 年，第 95 頁）。

博扎斯蘭(2008)認為，這種組織發展伴隨著兩個重要的理論發展，它們重新詮釋了庫爾德問題：

理論層面上最重要的發展是，庫爾德斯坦不屬于伊朗、伊拉克或土耳其，而是被這些國家殖民和分裂。第二個理論發展是這一理論的自然結果，即每個庫爾德運動都將自己視為整個中東庫爾德歷史的一部分，而且并不否認庫爾德斯坦獨立統一的合法權利和政治可能性。（2008 年，第 856 頁）。

也就是說，因DDKO的經歷而獲得自主權的庫爾德左翼，開始圍繞“民族問題”探討“革命”的理念。其結果得出的推論與當時左派的理論傾向相吻合：社會主義民族國家是解決民族問題的答案。事實上，在羅賈瓦進行革命和建立自治的庫爾德運動都是為了這個目標而誕生的：統一和獨立的庫爾德斯坦。

超越革命歷史

社會問題與革命問題完全相關。這是由于革命現象表達了社會關系流動中一個非常特殊的時刻。因為革命是整個社會現實歷史的濃縮和焦點；形而上的升力處于驚人的程度；在這種時刻，社會的熱情與心跳加速并相遇。而這個時刻，就能夠到達自由。（Erdal，2018 年，第 20 頁）

庫爾德人斗爭史上曾發生過29起重大叛亂（Karay?lan，2011年）。其中的28次起義均被殖民國家以大屠殺的方式鎮壓下去。因此，在庫爾德人的共同記憶中，反抗與屠殺是兩種始終活躍的意象。對于一個庫爾德人來說，反抗不僅意味著自己的死亡，還意味著一場屠殺。人們相信，與帶著種族滅絕的記憶活著相比，死亡是最好的救贖。因此，反抗、痛苦和憤怒是組成共同體和在各地組織斗爭的最重要元素。

勞爾·齊貝奇（Raul Zibechi）（2006，第51頁）在談到內格里（Negri）時強調，痛苦“是打開共同體之門的鑰匙”，而共同體并不是自發產生的。

共同體不是自己產生的；它不是一個機構，甚至不是一個組織，而是接受人與人之間聯系的一種形式。比定義共同體更重要的是了解它如何運作。（Zibechi R.，2006 年，第38頁）毫無疑問，有時對于一個共同體來說，共同的痛苦比共同的土地具有更加深刻的意義，但很難說痛苦是一種革命性的或解放性的情感。因為痛苦本身就能產生令人恐懼、威脅和分散的效果。悲傷是一種強烈的情感，它使痛苦的共同體凝聚在一起，但它往往與恐懼相伴而生，并破壞共同體的自然形態。痛苦在發生的一瞬間內捕獲記憶。那些感受到痛苦的人會停留在那一刻。在經歷了巨大的痛苦之后，時間仿佛停止了。例如，我們這一代人在20世紀90年代不得不從庫爾德地區移民，在經受痛苦之后，在沉默和否認中長大。因此，我們對1990年的庫爾德斯坦知之甚少，因為父母們仍然對此難以啟齒。我們的庫爾德父母試圖忘記自己的苦難，拒絕成為庫爾德人，例如，不教我們母語庫爾德語。曾在20世紀90年代擔任該地區記者的耶爾德勒姆·圖爾克（Y?ld?r?m Türker，2011）這樣描述20世紀90年代的迪亞巴克爾：

人們不住在這里，而是躲在這里。找出他們在躲避什么也許是了解這里的第一步。迪亞巴克爾人民不會躲避士兵，不會躲避庫爾德工人黨，也不會躲避想象中的或可預見的敵人。他們躲避著自己的身份，躲避著被抹去的歷史以及由此產生的無法理解的怨恨。簡言之，躲避著自己是庫爾德人的事實。這就是所謂的緊急狀態。

20世紀90年在許多方面影響了庫爾德人的社會生存。 1989年，庫爾德運動在庫爾德工人黨的領導下宣布爆發“叛亂”，直至1993年，叛亂蔓延至土耳其的所有庫爾德聚居區。多年來，幾乎整個聚居區都爆發過民眾起義和暴力沖突。在此期間，土耳其國家啟動了一項名為“村莊衛隊”（koruculuk）的安全計劃，以防止民眾支持庫爾德工人黨。世界各地都成立了類似于村莊衛隊系統的準軍事部隊。如哥倫比亞的“團結自衛軍”、車臣的“卡德羅夫支持者”（Kadyrovtsy）（G?C-DER，2013，第1頁）。通過這一系統，土耳其政府希望武裝邊境村莊，以利于國家。村莊衛隊得到了部分人的認可，但大多數村莊上拒絕了使用武器對抗庫爾德工人黨的想法。這一決定導致了歷史上最大規模強制遷徙之一的出現，由于村莊被焚燒和政治壓力越來越大，數百萬庫爾德人被迫遷移到土耳其東部的大城市，然后再到西部省份。

紅色地區為1987-2002年的緊急狀態區域，鄰近地區則為橙色

2014 年，我去卡瓦爾村（Kawar）了解了該村的合作進程。卡瓦爾村是 1993 年被燒毀、摧毀并被迫流離失所的村莊之一。2005 年起，卡瓦爾村的村民開始返回自己的村莊，并試圖重建他們的集體生活。當與一位曾在酷刑、監禁、威脅和遷移中度過近十五年時光的村民交談時，他表達了自己不接受當村莊警衛的原因：

實際上我們只是在向庫爾德工人黨提供面包；誰能讓自己的孩子挨餓致死？他們是我們的孩子，他們應該活下去。我們只是向庫爾德工人黨提供面包和奶酪，庫爾德工人黨是幫助了我們的人，如果我們失去了斧頭，我們就會去找庫爾德工人黨。因為他們是正義的；如果有爭議，他們會以所有人都滿意的方式解決。他們總能解決血仇。在庫爾德工人黨出現之前，我們不知道什么是正義。沒有人把我們當人一樣對待。他們甚至解決夫妻之間的問題；比如，過去我對我的妻子很不禮貌，但現在我不再這樣了，因為女游擊隊員們經常跟我說話，告訴我我的妻子有多可貴，她為了這個家有多努力……現在我知道了，我的妻子是我家的玫瑰花，她有權利做任何她想做的事。

盡管這些年來國家進行了各種反宣傳和威脅，但庫爾德工人黨對人民并沒有任何惡意。因為有了庫爾德工人黨，庫爾德社會首次發生了有利于窮人的變化。卡瓦爾 (Kawar) 的一名拒絕擔任村莊首位的居民向努爾詹·貝薩爾（Nurcan Baysal）講述了卡瓦爾在“那一天”(O Gün) 被燒毀的經過：

那是1993年12月28日的晚上，士兵們到達后，首先放火燒山。凌晨1點后，特種作戰士兵 (?zel Harekat) 駕駛坦克進入村莊。那時，迪茲恰蘭村 （Düzcealan）（迪茲恰蘭是卡瓦爾村的正式名稱。土耳其建國后開始重新命名原來具有庫爾德語和亞美尼亞語名稱的城市、市鎮和村莊。）已經沒有人了，大家都去了其他村莊。他們槍擊我的舅舅，打中了他的手臂，并用坦克碾碎了他。 [...] 然后我們聽說我們的村莊被燒毀了。有炮聲和射擊聲。人們都快要瘋了。他們告訴我們： “村莊被燒毀了，我的舅舅被殺害了。” 我幾乎瘋了，他們殺了我的親戚，我的舅舅。我們無法直接返回村莊，因此我們決定穿越山區。

第二天，我們從山上回到了村莊。我們的擔憂成為了現實。村莊被燒毀了，我們找不到任何能夠交談的人。學校所在地有三、四輛大型坦克。我們試圖下到村莊，他們卻向我們開槍。 [...] 有一股草藥和樹木燃燒的味道。房屋仍在燃燒，沒有人前來救火。枕頭和沙發仍在燃燒。我們因為害怕而沒有進去。村里沒有其他人，他們都逃往其他地方了。我們和我的朋友坐在一起哭泣[...]。（Baysal，2014，第77頁）

迪茲恰蘭（卡瓦爾）村的地理位置

強制移民是國家為控制庫爾德運動而采取的軍事政治措施，也是土耳其亞美尼亞大屠殺之后最快、最徹底的剝奪和無產化過程（Y?rük，2012）。根據 1997 年 11 月緊急狀態州政府提供的數據，在處于緊急狀態的四個省和相鄰的六個城市，共有820個村莊和2345個村鎮被疏散。 此外，還有來自3165個定居點57314個家庭的378335人（不包括之后返回的人員）遷移到各個城市。如果加上后來被疏散并被迫遷移的 85 個村莊和 178 個村落，受影響者將達到 45 萬人（CHP Merkez Y?netim Kurulu Somut Politikalar ?al??ma Grubu，1998 年）。非正式數據顯示，1993年至1996年受強迫遷徙影響的人數超過150萬人。根據2004年《土耳其移民與流離失所人口調查》報告，受強迫移民影響的人數達300萬人（哈塞特佩大學人口研究所，2004年）。除此之外，還有數千起酷刑、強迫失蹤、身份不明謀殺、強奸和監禁案件。流離失所的庫爾德人不僅經濟貧困，而且失去了回憶、文化、語言和集體生活。

事實上，土耳其政府在此過程中采取的暴力以及隨后的強制遷移造成了巨大的痛苦，進而帶來了巨大的恐懼。對于我們這一代人來說，需要一種更強烈的情感來克服這種遍布日常生活的恐懼。也許痛苦使我們成為一個共同體，事實上，我們因身為庫爾德人而流離失所，作為移民在我們所到的社區和地方建立了新的生活，但痛苦并沒有使我們成為一個流動的社區，它把我們變成了一個孤立和封閉的社區。然而，正是另一種情感給予了我們力量去奮斗、去改變，去想象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我想指的是創造性情感，它不是像痛苦那樣消極的情感，而是展現我們創造性一面的情緒。例如，薩帕塔人稱之為“義憤填膺”（digna rabia）。我猜對于庫爾德人來說就是“抵抗”（resistencia）。抵抗在許多語言中指的是一種行動，但在庫爾德人的象征世界里，它指的是一種感覺——生存的感覺。因為對于庫爾德人來說，反抗意味著生存，這可以用經常出現在許多詩歌、歌曲或街道墻上的標牌上的兩個詞來表達：抵抗就是生命！（Berxwedan Jiyane）。抵抗是生存的唯一方式。這句口號被20世紀80年代在監獄中遭受折磨的庫爾德人政治化了。在翻譯成其他語言時，它常常被錯誤地翻譯為“生命就是抵抗”。也就是說，當我們庫爾德人說Berxwedan Jiyane！時，我們認為抵抗是生命中唯一的情感，它是另一種思維方式，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另一種看待生活的方式。很多庫爾德人都用那句名言來標識自己：做自由山巒上的花朵，不做服從花園里的玫瑰！（耶爾馬茲·居內伊 (Y?lmaz Güney)的詩, 《自由》）換言之，抵抗不是一種政治話語，而是一種普遍存在的情感。事實上，這正是當今庫爾德人斗爭的動力所在。

土耳其左翼詩人耶爾馬茲·居內伊

我之所以講這一點，是想強調革命不是靠意識形態去進行，而是靠情感去進行。因為今天，當我們審視那些正在改變統治關系的革命運動時，它們教給我們的最重要的東西是：“從薩帕塔人身上，我們了解到，如果沒有下層的痛苦和憤怒（或者更好地說：沒有我們的義憤填膺，沒有我們的團結集中），革命這個詞就沒有意義。” （Tischler，2008 年，第 18 頁）。

換句話說，任何被官僚化并且脫離社會創造性情感的革命進程都無法帶來真正的解放。最終，所有這些運動也都以要求社會服從于被“社會管理”理念官僚化、合理化的新權力而告終。這也意味著革命的父權化。

譯者評論：

這一部分中，作者主要介紹了近代以來庫爾德人的抵抗歷史，強調了其從民族主義到社會主義，從依附于土耳其政黨到獨立斗爭的歷史。庫爾德人歷史上爆發過29次大規模起義，其中28次（興許很快會變成29次）都以國家的大規模屠殺收場。但每一次起義的失敗都是下一次更大規模起義的前奏。且每次失敗也不僅僅是運動單純的退潮，而是為下一次運動的登場積累思想經驗。

現在的庫爾德運動正受到另一次舊世界沖擊的考驗，不論最終結果如何，我們的主要任務并不是為已逝之人哀悼，抑或是對變革喪失信心。庫爾德人已經發動了29次大起義，正如作者所說，反抗與屠殺是庫爾德人記憶與歷史中的常客，一次運動的失敗絕不會代表反抗之火的熄滅。且正是在不斷地挫折和反思中，庫爾德運動完成了從封建主義到民族主義，再到社會主義的飛躍。我們首先應該以力所能及的手段繼續支持抵抗運動，第二應該分析這次運動給庫爾德人乃至整個世界上的革命運動所帶來的經驗和教訓。

作者在本部分并沒有詳細展開論述其自身與羅賈瓦革命的思想，但其在末尾表達了對于意識形態斗爭與官僚化的反對。這兩個觀點實際上在為后文對列寧主義的批判做鋪墊。但是作者這兩個觀點是存在問題的。首先是意識形態與情感問題。本次推送中譯者將主要對作者關于意識形態的思想進行評價，而作者的第二個觀點將在下期推送與其對先鋒黨的看法一同評判。

作者似乎認為，意識形態與情感是兩個對立的革命動力，但實際上，意識形態革命離不開反抗階級的怒火。在上個世紀中葉的中國有一首民歌，其中唱到：“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其中加粗的歌詞同時體現了革命情感與革命的意識形態。空洞的說教和教條的規訓無益于任何革命行動，這是歷史上絕大多數革命者都同意的結論。

然而，由于一時的教條主義而否定意識形態對革命的重要性是因噎廢食的行為。更何況革命的情感離不開革命的意識形態。列寧曾經一針見血的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我們縱觀世界歷史，可以發現很多有情緒而無革命的運動。在英國的盧德運動、中國的義和團與太平天國、1911年墨西哥的“革命”等等運動中，工人和農民都對壓迫者有著憤怒的情緒，并且依靠這種情緒向壓迫者開戰。但由于缺乏正確意識形態的領導，情緒的力量無法完全化作革命的力量，它們也無一例外都沒有成為一場成功的革命——一場階級革命。對于這些抗爭，毛澤東曾在《實踐論》中進行了精確的評價：

無產階級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在其實踐的初期——破壞機器和自發斗爭時期，他們還只在感性認識的階段，只認識資本主義各個現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聯系。這時，他們還是一個所謂“自在的階級”。但是到了他們實踐的第二個時期——有意識有組織的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的時期，由于實踐，由于長期斗爭的經驗，經過馬克思、恩格斯用科學的方法把這種種經驗總結起來，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用以教育無產階級，這樣就使無產階級理解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理解了社會階級的剝削關系，理解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這時他們就變成了一個“自為的階級”。

而對于作者這種忽視理論重要性，片面強調感性重要性的看法，毛澤東也做出了評價：

如果以為認識可以停頓在低級的感性階段，以為只有感性認識可靠而理性認識是靠不住的，這便是重復了歷史上的“經驗論”的錯誤。這種理論的錯誤，在于不知道感覺材料固然是客觀外界某些真實性的反映，但它們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東西，這種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沒有反映事物本質的。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這種改造過的認識，只要是在認識過程中根據于實踐基礎而科學地改造過的東西，乃是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客觀事物的東西。

那么，馬克思主義者如何看待理論呢？毛澤東在他的文章中進一步說到：

馬克思主義看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為它能夠指導行動。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并不實行，那末，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于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于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

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全面地考察了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真理與實踐之間的辯證關系，其相較于作者通過孤立且片面的方式考察理性認識與感性認識所得出的結論要完備太多。任何的感性實踐都脫離不了理性的指導，具體到羅賈瓦庫爾德人的抵抗之中，抵抗的原因是什么？抵抗誰？為誰抵抗？如何抵抗？抵抗的目的是什么？這都不是某種情緒就能回答的問題，只有通過理性對感性實踐所得到的材料進行整理、分析，才能夠得出答案，并指導革命實踐。

總結來看，庫爾德人的抵抗是極為持久且百折不撓的，因此即便這一次的抵抗運動失敗了，下一次運動也會立即開始孕育。敘利亞庫爾德人最不缺乏的就是抵抗的記憶與情緒。然而這種記憶與情緒如何組織、轉化為革命的動力呢？羅賈瓦的庫爾德運動具有強烈的無政府主義傾向，雖然本書中多次提到馬克思及其理論，但作者對其理論運用是片面的。在接下來幾節中作者將著重討論羅賈瓦人的革命思想。譯者屆時會對其進行馬列主義式的分析。

【書籍介紹】

本文為Azize Aslan所著《Economía anticapitalista en Rojava: Las contradicciones de la revolución en la lucha kurda》，由NDA翻譯。本書初版于2021年由普埃布拉榮譽自治大學的豪爾赫·阿隆索講堂（Cátedra Jorge Alonso）出版于墨西哥，原文為西班牙語。

【本書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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