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被踢出局！巴政府強行接管港口，撤銷長和經營權，李嘉誠敗了

一次猝不及防的行政強控，令李嘉誠掌舵的長和集團在海外苦心經營近三十載的戰略支點轟然崩塌。

2月23日當地時間，巴拿馬當局援引最高法院一項“違憲”判決，對長和實際掌控的巴爾博亞港與克里斯托瓦爾港啟動緊急接管程序——現場封鎖出入口，驅離全部長和派駐人員，切斷所有業務系統權限，全面中止一切運營指令下達。這場表面突襲、實則醞釀已久的行動，背后早已寫滿政治權衡的草稿……

三十年說斷就斷

2025年2月23日，成為長和集團拉美布局史上一道刺目的分水嶺。

既無事前通告，亦無協商余地，巴拿馬政府執法隊伍直接進駐兩大樞紐港口，單方面宣告：特許經營協議即刻失效，港區管理權與日常調度權同步移交國家機構。

長和高管被拒之門外，辦公系統當日清零，一線員工收到明確禁令——任何繼續執行原公司指令的行為，均可能觸發司法追責。

至此，這家自1997年起深度嵌入當地經濟肌理、累計資本投入逾18億美元、承擔巴拿馬運河約40%集裝箱吞吐任務的國際運營商，被以近乎驅逐的方式，逐出了親手建設、持續運營近三十年的碼頭陣地。

表象是政策急轉彎，內里卻是伏線綿延多年。

1999年美國正式移交運河主權后，巴方亟需具備全球港口管理經驗的成熟主體承接關鍵節點，長和憑借專業能力與資金實力，順利獲得兩大港口長期特許經營授權。

此后二十余年間，企業持續升級基礎設施、優化作業流程、引入頭部船公司資源，將兩處設施由傳統中轉站重塑為加勒比海區域核心物流中樞。

2021年，雙方還共同簽署續期協議，將合作期限延展至2047年，且經巴拿馬國家審計署專項核查，確認全部條款符合現行法律框架。

誰料僅四年之后，這份曾被多方背書的契約，竟被最高法院一紙裁決判定為“憲法不可接受”，徹底推翻。

真正撬動局勢的支點，遠在萬里之外的華盛頓。

2025年初，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宮，將“遏制中國在西半球影響力擴張”列為新一屆政府外交優先事項之一。

國務卿魯比奧旋即展開拉美首訪，首站直抵巴拿馬城，會談焦點聚焦于“運河戰略安全”及“非西方資本介入風險”等敏感議題。

數周后，巴拿馬最高法院便以罕見效率裁定長和港口協議違憲，政府隨即火速啟動接管程序。

從時間節奏到政策指向，整套操作更像一場高度協同的政治演練：巴方借司法程序之名，行政治表態之實，用終止中資企業合約這一強硬姿態，向美方傳遞清晰效忠信號。

72小時換班、系統亂套、負債國家賭不起

港口易主后，巴拿馬政府急于展示“自主運營能力依舊強勁”。

不到三天，全球航運雙巨頭——丹麥馬士基與瑞士地中海航運（MSC）即被官宣為新任運營托管方，全面接手原屬長和團隊的核心調度職能。

動作之迅捷，仿佛兩家公司早已備妥全套方案，在幕后靜候發令槍響。

官方同步宣布設立為期18個月的“平穩過渡窗口”，名義上體現程序尊重，實質上意在完成資產接收的同時，最大限度吸納長和多年沉淀的客戶網絡、操作標準與本地化管理體系。

但現實很快撕開了理想化敘事的外衣。

接管初期，港區智能調度平臺頻繁宕機，船舶靠泊計劃錯漏頻發，原本高效運轉的集裝箱流轉節奏明顯紊亂。

設備維保出現斷檔，大批冷藏集裝箱因長時間滯留、電力供應不穩，面臨溫控失準與貨損加劇雙重壓力，終端客戶投訴量激增。

港口運營絕非更換門牌、張貼公告即可奏效的簡單工程；數十年磨合形成的制度默契、人員協作與應急響應機制，無法靠短期人事更迭實現無縫承接。

更棘手的是巴拿馬自身的財政底色。

這個完全采用美元結算、喪失本幣發行權的小型經濟體，公共債務占GDP比重持續攀升，預計2026年將突破60%警戒線。

在此背景下，寄望通過強行收回港口資產來填補財政缺口，無異于押上國運的一場高危豪賭。

而特朗普政府對巴拿馬提供的年度經濟援助，僅占其外部融資總額的約5%，根本無法覆蓋失去長和長期穩定租金收入與后續投資承諾所造成的巨大資金落差。

長和雖被迫退出，巴拿馬短期內收獲了兩位“體面新伙伴”，卻也親手砸碎了自己精心維護二十余年的“開放、守信、親商”國家品牌。

倘若連深耕本地近三十年、合同完備、履約良好的跨國企業都可隨時被政策之手掃地出門，其他有意參與該國港口、能源、基建等長周期項目的投資者，必然會在盡調清單中將“政治不確定性”列為首要風控紅線。

長和轉身告到仲裁庭

面對這種近乎無償剝奪資產的處置方式，長和并未選擇沉默退讓，而是迅速啟動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

2025年2月初，集團正式向依據《華盛頓公約》設立的國際中心（ICSID）提交仲裁申請，索賠金額鎖定在80億至100億美元區間。

依據現行多邊投資保護協定及《紐約公約》執行框架，一旦仲裁庭裁定支持長和主張，賠償不僅涵蓋直接經濟損失，更可能觸發對巴拿馬政府及國有實體在全球170多個締約國境內資產的強制執行程序。

這意味著，巴拿馬在海外開設的銀行賬戶、持有的不動產、參與的合資項目，均存在被依法凍結或扣押的現實風險。

此類法律反制手段，其威懾力遠超常規外交交涉。

中方回應亦不止步于法理層面。

外交渠道密集發聲，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罕見刊發署名評論文章，措辭嚴厲指出此舉嚴重侵害中資企業在海外的正當權益與契約保障。

經濟合作層面，多項擬議中的對巴基礎設施援助計劃暫緩推進，部分國內大型航運集團已著手優化航線結構，主動降低對巴拿馬港口的路徑依賴度。

與此同時，中國海關同步提升對巴拿馬輸華香蕉、蝦類等主力農產品的檢驗檢疫抽檢頻次與技術標準，以貿易合規為由釋放明確警示信號。

資本市場則以最冷峻的理性作出反饋。

標普全球評級于事件發生后一周內下調巴拿馬主權信用等級，核心依據之一即是“外資營商環境穩定性遭遇系統性沖擊”。

評級調降將直接抬升該國未來主權債券發行利率、壓縮國際金融機構授信額度，并進一步動搖觀望資本的信心根基。

短短一個月內，巴拿馬外資信心指數斷崖式下滑，直觀體現為“新增投資意愿趨零、存量資本撤離意愿上升”的雙重壓力。

在此多重圍壓之下，總統穆利諾公開表態出現明顯軟化跡象，陸續釋放“不排除重啟對話”“考慮歸還部分運營設備”等緩和信號，試圖為當前困局尋求破冰出口。

但問題本質早已超越幾臺岸橋吊機或幾套IT系統的歸屬之爭，而直指一個根本性命題：當一國為換取短期政治認同，悍然撕毀自身簽署并履行二十多年的商業契約，其國家信用的內在價值，究竟還剩幾何？

長和折損的是橫跨三個十年的資產沉淀與區域布局，尚可通過亞太、中東、非洲等地的新項目逐步彌合。

巴拿馬真正輸掉的，是整整一代人傾力構筑的“契約精神”金字招牌與國際營商聲譽。這類無形資產一旦崩塌，縱有黃金水道之利、區位樞紐之便，也難阻資本用腳投票帶來的長期寒潮。

未來這18個月所謂的“過渡安排”，不僅是對新運營主體專業能力的極限測試，更是對巴拿馬國家治理成熟度與國際信譽存續力的終審裁決。

是執意堅守違約立場直至信用體系全面坍塌，還是在仲裁博弈與雙邊談判中，尋得一條既能保全基本顏面、又不至于墜入主權信用深淵的理性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