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娛評│武俠不該只有刀光劍影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于民星

2026年春節檔，《鏢人：風起大漠》（以下簡稱《鏢人》）憑借袁和平“手搓”的硬核武打，在激烈的檔期中表現亮眼。電影里，大漠風沙中的真刀真槍，吳京、謝霆鋒等打星的拳拳到肉，看得觀眾熱血沸騰。然而，當電影結束、燈光亮起，影片留給觀眾的，只剩一身被點燃的熱血，和一顆無處安放的江湖心。

這份“無處安放”，正是源于影片在俠義詮釋上的失焦。《鏢人》用干凈利落的真功夫展現了武俠電影的高動作水準，卻在敘事層面暴露了漫改作品的深層困境：當商業邏輯凌駕于人物邏輯之上，視覺奇觀取代了精神內核，那份本該在刀光劍影中流淌的俠氣，便只能淪為風沙中的一聲嘆息。最終，觀眾看到的是一部“能看卻不經典”的流水線產品。

不可否認，《鏢人》的動作場面，堪稱近年來武俠電影的頂級水準。“第一武指”袁和平帶著劇組在沙漠里“死磕”六個多月，不用綠幕特效，真打真摔真騎馬，實景拍攝，一點點打磨，給觀眾帶來了極具視覺沖擊的武打場面。電影中刀馬的刀快準狠，諦聽的招式陰狠刁鉆，不管是大漠里的追逐打斗，還是客棧里的近身廝殺，沒有多余的花哨動作，每一場都干凈利落、力道十足，讓觀眾感受到了傳統武俠電影的魅力。這種對武打細節的極致追求，不僅守住了武俠電影該有的樣子，也證明了觀眾依然喜歡實打實的真功夫，依然熱愛武俠文化。

但武俠電影，從來不止于打打殺殺；漫改作品，也不能只靠原著IP的名氣和華麗的視覺場面吸引人。所謂“武俠”，“武”是筋骨，是視覺的奇觀，是拳拳到肉的刺激；“俠”是魂魄，是敘事的縱深，是觀照人心的溫度。其核心是“俠”，是人與人之間的情義，是亂世中的堅守與擔當。好的武俠片，從不滿足于讓人只看一場熱鬧。

《鏢人》的問題，恰恰在于把所有的誠意和才華，都傾注在了動作設計上，留給文戲的空間被壓縮得極為逼仄，導致劇情倉促、人物潦草、情感轉折生硬，甚至出現明顯的邏輯漏洞。電影后半段，刀馬一行人歷經千難萬險突出重圍，眼看就要護送知世郎奔赴長安、成就天下大義，卻突然決定折返莫家集，這一轉折生硬到觀眾根本找不到角色的自洽動機；諦聽明明已在渡江口成功擒獲小七與知世郎，卻莫名其妙地押著人質重回險地，非要與刀馬進行一場生死對決，陷入“為決戰而決戰”的套路。

對比原漫畫，許先哲的原作之所以能積累海量忠實粉絲，靠的不僅僅是打斗分鏡的凌厲，更是靠扎實的劇情、立體的人物、厚重的歷史感。故事設定在隋末亂世，天下動蕩，鏢師刀馬帶著幼子小七行走西域，接下護送知世郎前往長安的任務。這條護鏢路，串聯起江湖恩怨、部族紛爭、朝堂權斗，每一條線索都環環相扣，每一個角色都有自己的執念與過往。可以說，故事、人物，還有那份亂世里的人性與堅守，才是動漫《鏢人》最動人的地方，而這些，恰恰是電影沒有抓住的。

電影中，由于敘事倉促，人物的立場與掙扎不再，角色便失去了靈魂。刀馬作為絕對主角，本應在浪子底色與俠義覺醒之間展現出豐富的內心層次。吳京的表演足夠松弛賣力，但角色的生存困境與情感羈絆，終究被一場接一場的打斗擠占了表達空間。諦聽與刀馬那段本該充滿宿命感的恩怨，僅用幾個閃回片段匆匆交代，無法支撐諦聽復雜的人性灰度。謝霆鋒一如既往驚艷出場，貢獻了精彩絕倫的打戲，角色卻淪為“為打而打”的工具人。知世郎的弱化最為典型，本是原作中承載歷史重量、心懷天下的關鍵人物，在電影中被降格為只會耍賴搞笑的滑稽角色，成為推動劇情的工具，體現不出角色該有的格局與抱負。

其實，漫改作品并非不能調整節奏、簡化復雜設定，關鍵在于不能丟掉原著的核心，不能丟掉人物的靈魂。就像被觀眾廣為認可的漫改電影《浪客劍心》，它能被大家記住，不只是因為劍招好看，更因為主角劍心臉上的十字傷疤背后，藏著他的痛苦、愧疚與抉擇，藏著他在亂世中的掙扎與堅守。而《鏢人》恰恰缺少了這樣的東西——它有鋒利的刀，卻沒有能讓這把刀有意義的江湖；有精彩的打斗，卻沒有能支撐起打斗的故事和人物。

作為頂級漫改的武俠電影，《鏢人》武戲封神，文戲欠佳，是一部優缺點同樣鮮明的電影。它就像一面鏡子，讓人看到了華語武俠電影在武打層面的堅守和進步，也看清了當下漫改影視普遍存在的困境。它靠著硬核武打成為春節檔黑馬，卻因薄弱的文戲，只能停留在“能看”的層面，無法成為一部真正優秀的漫改武俠電影。

片尾的彩蛋中，袁和平、張鑫炎、吳彬三位武林前輩望著通緝令上的刀馬與小七，留下一句“那是年輕人的事了”的感慨。這句囑托背后，是武俠電影代際交接的殷切期盼，交接的不應只是“武”的招式套路，更應是“俠”的精神內核。武俠的魅力，從來不止于刀光劍影的快意恩仇，更在于那些在亂世中依然堅守的道義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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