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鏡頭對準學生，這種行為是否合法？

近年來，有不少自媒體博主將鏡頭對準學生，其中不乏學校教師，還有教育機構工作人員。他們在短視頻平臺上記錄、展示課堂教學活動、校園生活等“精彩”瞬間，有的博主因此成為流量網紅。

把鏡頭對準學生，這種行為是否合法妥當？

教師直播學生事件頻出

在社交媒體上，學生“被直播”現象屢見不鮮。

2025年，有媒體曝光，廣東一復讀機構通過教室內安裝的攝像頭將學生在教室學習的實時畫面在網上直播。有人認為，該校公開直播教室里的畫面涉嫌侵犯學生隱私，也有人表示，“聽說直播時必須配合，代入感挺崩潰的”。

同年，某民辦學校被曝出“懟臉直播”新生軍訓場面：視頻中教官舉著直播手機穿梭方陣，特寫學生發紅的臉頰、顫抖的小腿，甚至故意點名讓出列者“表演才藝”。在直播間里，網友甚至可以用“打賞”要求鏡頭對準特定學生，用彈幕投票決定懲罰內容。

有市民反映，多名自稱老師的博主在網絡平臺發布學生的視頻“吸粉”，并且在工作期間直播、收受打賞牟利。

有記者檢索后發現，多名自稱中小學一線教師、粉絲數近百萬的博主，通過拍攝課堂教學視頻、學生幽默段子等吸引關注。

這些以教師名義開設賬號的博主，發布了拍攝學生正臉的視頻，或直播時的畫面也包含學生面貌，且并未作模糊處理。在個人簡介中，這些博主會給自己貼上“中小學高級教師”“18年重點中學任教經驗”等標簽，以增強身份可信度。

其中，不少博主還在商品櫥窗內兜售學習用品、教輔資料和網絡課程，熱門商品銷量高達40萬件。

非教學必要

有違法律底線

從合法性角度看，在多數情況下，自媒體博主拍攝的學生活動短視頻不符合法定要求。

對于已經成年的學生而言，拍攝者需要取得學生本人的同意和授權。

而對于未成年學生，個人信息保護法明確規定，不滿十四周歲未成年人的個人信息屬于敏感個人信息，處理此類信息的行為標準高于一般個人信息。校園生活短視頻的制作播放需要征得所有學生的監護人的單獨同意。一些人為個人賬號引流、漲粉而拍攝學生，顯然不屬于教學的必要范疇，難以通過合法性審查。

值得注意的是，拍攝者即便取得了學生及監護人的同意，但如果并未清楚地告知視頻拍攝的目的與權益保障措施，拍攝和發布在自媒體上的行為也無法滿足個人信息保護法“真實、準確、完整”的告知規定，無法被認定為合法使用。

而且，在一些短視頻拍攝中，雖然拍攝者取得了學生及監護人的同意，但這種同意可能被認定為非本人真實意愿。

以教師為例，由于教師掌握著評分、評優、課堂管理等諸多話語權，學生及家長實質上處于弱勢地位，他們給出的“同意”有可能是一種“不得已”的同意。教師舉起手機詢問“老師想拍個視頻，大家同意嗎”，有多少學生敢于說“不”？又有多少未成年學生知悉自己的肖像和隱私被發布到互聯網上意味著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未成年學生還是成年學生，他們的從眾心理會在教師征求同意的過程中被放大。當周圍同學都表示同意時，個別持保留或反對意見的學生往往會選擇沉默。這種沉默是話語權不對等關系的衍生品，很難認定為真實的同意。

由于課堂的封閉性，學生的同意授權一般處于黑箱狀態，對于合法性的查明存在模糊地帶。退一步講，即便教師拍攝短視頻既符合同意要件，又尊重了每位學生的自主意愿，這種行為的合理性依然值得商榷。

讓教育回歸本真

教育的本質是育人育心，而非造星；課堂的功能是傳道授業解惑，而非娛樂。讓鏡頭退出課堂，讓教育回歸本真，應盡快采取措施防止此類現象進一步蔓延。

首先，相關主管部門應關注并明確教師在課堂及校園拍攝學生活動并用于自媒體運營的行為規范。對于確有教學記錄、成果展示需要的場景，教育單位及教育工作者應嚴格遵守并落實法律要求，確保涉及學生個人信息的處理行為遵循“合法、必要、正當”原則，取得相關主體同意并采取技術手段對學生肖像等個人信息進行脫敏處理。

其次，網絡平臺應承擔“守門人”責任，對涉及未成年人肖像的內容加強審核，充分驗證視頻作者是否獲得學生及未成年人監護人的真實同意授權。同時，平臺也可以借鑒現有的未成年人保護模式，開發針對教育場景的內容識別與過濾機制。

再次，教育工作者應當遵守職業規范，自覺樹立邊界意識，認識到學生不是自己的流量工具，將精力投入學生培養中，而非沉迷于短視頻的點贊、評論中。

編輯 | 張賢華

責編 | 陳燁熙 審核 | 黃國兵

來源 | 央視網、半月談、上游新聞、中國江蘇網 【聲明：“四川教育發布”微信公眾號刊載此文，旨在傳遞更多信息，提供內容參考，不代表四川省教育廳觀點。若有來源標注不當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權益，請及時與我們聯系，我們將及時更正、刪除或依法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