瓣瓣同心京津冀丨站在新起點 奮力開創京津冀協同發展新局面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要鞏固提升京津冀高質量發展動力源作用。1月22日，《現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間協同規劃（2023—2035年）》（以下簡稱《規劃》）正式獲批。這些都為區域協同發展注入了新的時代內涵與戰略動能。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京津冀協同發展不僅肩負著優化國家區域經濟布局的關鍵任務，更是激活國內超大規模市場潛能的樞紐引擎，以及探索中國式現代化路徑的核心實踐場，直接關系到協調南北區域發展質量和塑造國家長遠競爭優勢，全局性、戰略性意義日益凸顯。

　　一、深刻把握新階段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意義與時代價值

　　京津冀協同發展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區域重大戰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第一個重大區域發展戰略。其立足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全局高度，對優化國家發展區域布局、塑造新發展動力、探索現代化建設路徑具有里程碑式的深遠影響。深刻認識新發展階段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大戰略意義，是統一思想、凝聚合力、推動戰略向縱深發展的根本前提。

　　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的區域實踐，為解決超大規模發展難題提供先行示范。一個時代，總要有一個時代的改革樣板。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然要直面超大城市治理與區域均衡發展的世界性難題。京津冀同屬京畿重地，地緣相接、人緣相親，地域一體、文化一脈，但存在“北京吃不了、天津吃不飽、河北吃不著”的發展不平衡不協調問題。在此背景下，黨中央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牛鼻子”，優化京津冀經濟結構和空間結構，根本指向是打破單中心集聚的傳統路徑依賴，在發展中同步優化核心城市功能與區域整體布局。這不僅是為解決區域內部的均衡發展問題，也是為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實現高質量發展與共同富裕相協同，探索出一條可復制、可推廣的實踐路徑；更是為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理念，提供內涵豐富的區域樣本。

　　打造新時代創新驅動增長極，為贏得全球科技競爭主動權構筑戰略支點。京津冀協同發展亟待破除制約新質生產力形成的體制機制障礙。京津冀雖具備密集的科教資源、完備的產業體系與豐富的創新要素，但三地在創新能級與產業層級上呈現顯著梯度落差，同時，成果供給和產業需求明顯錯位。因此，深化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核心，在于遵循新質生產力的生成規律，貫通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構建從基礎研究、技術攻關到產業應用的無障礙通道，將京津冀打造成為引領全國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戰略高地，為我國贏得科技競爭主動權、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韌性提供核心支撐。

　　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的關鍵環節，為構建新發展格局奠定堅實基礎。暢通經濟循環是新發展格局下決定資源配置效率與經濟增長潛力的核心。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就是要發揮其東臨渤海、攜攬“三北”的地理區位優勢，依托超大規模消費市場與完備產業體系的規模優勢，著力打通要素流動不暢、區域壁壘猶存等關鍵堵點，解決內部循環“主動脈”不通、“微循環”不順、市場潛能未能充分釋放等系列問題。一個內部聯系緊密、規則統一、循環順暢的京津冀區域市場，能夠形成強大的規模效應與集聚效應，顯著提升區域經濟的自持力與穩定性，從而在我國應對復雜外部環境變化、有效防范化解外部沖擊的過程中，發揮出不可替代的“壓艙石”和“增長極”作用。

　　統籌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為國家戰略實施筑牢堅固屏障。安全是發展的前提，高質量發展需要高水平安全的保障。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統籌高水平安全與高質量發展已成為緊迫的時代課題。而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承擔著為大國首都功能運轉、為國家現代化建設全局筑牢安全屏障的重大使命。因此，京津冀地區應著力構建區域安全與發展協同互促的新格局，對內筑牢首都安全護城河、對外構筑國家戰略安全防火墻，為在嚴峻復雜的國際環境中把握發展主動權、實現穩中求進提供關鍵的戰略支撐。

　　二、縱深推進新階段京津冀高質量協同發展的重點舉措

　　我們必須牢記“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不斷邁上新臺階，努力使京津冀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先行區、示范區”的戰略囑托，勇闖深水區、敢啃硬骨頭。聚焦破解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發展新質生產力、優化空間形態等時代課題，拿出實招硬招。以一系列標志性工程和關鍵性改革，將京津冀真正打造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先行區和示范區。

　　堅持調整存量與做優增量相結合，拓展京津冀協同發展新空間。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是在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中先行示范的偉大實踐。一是要高標準、高質量建設好現代化首都都市圈。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動京津冀地區建設成為世界一流城市群；依托京津、京雄走廊發展新質生產力，培育京津雄地區創新三角，支持天津濱海新區與河北雄安新區、北京城市副中心錯位聯動發展；唱好京津“雙城記”，推動天津“津城”與“濱城”協同發展、通武廊地區建成產業創新發展先行區，強化天開高教科創園等平臺全面融入發展。二是以TOD（以公共交通為導向的開發模式）模式為抓手，持續夯實“軌道上的京津冀”。加速構建以北京、雄安、天津為頂點的“黃金三角”快速交通網，并重點推進天津西站、天津南站、武清站等樞紐的站產城綜合開發，打造集商務、創新、居住于一體的城市活力中心，布局一批定位清晰、特色鮮明、職住平衡的“微中心”和專業化承接平臺，引導央企二三級總部、科研院所中試基地等向京外精準布局。三是創新性推進飛地經濟合作，積極探索跨省市飛地的經濟合作模式，務實解決飛地協同發展問題，探索規劃共編、開發共投、利益共享的新模式，將其轉化為跨行政區合作“前沿哨所”與政策創新“試驗田”。

　　堅持原始創新與轉化應用相結合，培育京津冀協同發展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關鍵在于貫通從基礎研究“0到1”突破到產業應用“1到N”轉化的完整鏈條，這既是建設北京（京津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重要需求，也是實現創新“高峰”引領與產業“高原”支撐協同并進的核心任務，更是探索高質量發展道路中先行示范的必由之路。一是聚焦前沿新賽道，壯大產學研創新聯合體。圍繞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術、未來材料、未來能源等前沿領域，加快突破一批關鍵核心技術，提升原始創新能力。二是聚焦多鏈協調發展，合力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推動國家實驗室、大科學裝置等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在津冀加速布局，構建梯度分工、優勢互補、聯動共贏的區域科技創新網絡體系。同時，圍繞“六鏈五群”，以產業鏈“織網工程”為載體，合力建設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三是共筑全域開放的首用場景，打造新質生產力的綜合驗證場。率先為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前沿技術，提供從概念驗證、中試放大到商業落地的“全鏈條真實試驗場”。統籌規劃并有序開放智慧城市、智能交通、綠色能源等“超級場景”，以真實的復雜需求牽引技術迭代與集成創新。

　　堅持均等享有與舒心可及相結合，提升京津冀協同發展新溫度。協同發展的最終目的是造福人民，必須在實現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一是在教育協同上，重點從資源單向輻射轉向生態共建，依托數字技術構建京津冀一體化教研平臺與課程資源庫，推動師資培訓、課程開發與教學評價的深度融合，并圍繞區域重點產業鏈，以產教融合共同體形式共建高水平的專業化職業院校，實現人才培養與產業升級的動態適配。二是在醫療協同上，以數字健康為紐帶，推動三地醫療衛生數據互聯、標準互通，在檢驗結果互認基礎上探索建立京津冀分級診療與遠程診療協同體系，并依托國家醫學中心在津冀布局一批疑難重癥診療能力突出、專科特色鮮明的區域醫療中心，系統提升區域整體健康保障能力。三是在社會保障協同上，構建全生命周期支撐體系，創新跨省域養老服務補貼結算與質量監督機制，支持津冀利用空間與生態優勢，發展“醫養康養學養”融合的綜合性養老社區，并探索社保服務“一卡通辦”與跨區域公共就業服務網絡，實質性地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公平。通過制度創新與數字賦能，系統性縮小區域間公共服務差距，將協同發展成果轉化為三地居民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幸福感與安全感。

　　堅持生態保護與安全保障相結合，夯實京津冀協同發展基礎。高水平安全與高質量發展，是京津冀協同發展根基所系的一體兩面，必須協同推進，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上先行示范。一方面，筑牢生態安全屏障，讓“綠水青山”有價可循、有利可得。在持續實施重大生態修復工程的同時，構建標準統一、市場驅動、跨域核算的生態產品總值（GEP）核算與交易體系，依托數字化生態監測網絡，推動碳排放權、用水權、林權等權益交易的市場化運作，使張承等生態功能區的綠色發展獲得內源性、可持續的經濟激勵，變“輸血”為“造血”。另一方面，夯實發展安全基石，必須圍繞新發展格局構建更具韌性的區域“大安全”屏障。在強化自然災害的跨區域協同預警與應急響應的同時，共建平急結合的糧食與能源安全保障體系。

　　堅持深化改革與擴大開放相結合，激發京津冀協同發展新活力。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持續走深走實，必須刀刃向內深化改革，同時面向全球擴大開放，堅持強大國內市場與擴大自主開放相輔相成。一是破除隱形壁壘，讓京津冀真正成為一個企業可以自由經營的經濟整體。建立數據資產憑證和科技創新積分體系，進一步消除企業在三地經營時不便捷的程序等。同時設計清晰合理的跨區域利益核算與分配機制，保證各方在產業協作與園區共建中的投入獲得合理回報，從根源上解決合作動力問題。二是整合“抱團出海”，共建以國際信息產業與數字貿易港為核心、空海陸港高效聯動的世界級聯合樞紐體系，真正形成共繪一張產業地圖、共用一份政策清單、共組一支專業團隊，面向全球開展聯合招商與產業布局，圍繞核心技術與創投資本等關鍵資源，將區域的綜合優勢轉化為在全球產業鏈中不可替代的節點價值。三是聯合用好國際展會平臺，共同吸引全球高端要素，推動京津冀從“中國的京津冀”邁向“世界的京津冀”，在更高水平的開放競爭中塑造區域整體優勢。

　　（作者張貴 呂曉靜分別為南開大學京津冀協同發展研究院秘書長、教授，南開大學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