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掉縣城房子去省會，農民家庭“團圓”背后的“透支”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任亮亮】

縣城房子不香了嗎？

這個問題，放在五年前可能顯得奇怪。但今年回村，我發現A組三十二戶農民家庭中，已有八戶近兩年在省會城市買房——其中三戶，甚至賣掉了當年高位接盤的縣城房產。

從村里蓋房，到縣城買房，再到如今“賣縣進省”，農民家庭的城鎮化軌跡在短短十幾年間完成了三級跳。只是這一次，跳進省會的他們，真的跳出了壓力嗎？

賣掉縣城的房子

小康2018年結婚，當時縣城房價處于高位，父母花了七十多萬（含裝修）給他買了房。婚后第一年，小康夫妻在縣城生活，小康在周邊打工，但很快發現生活壓力過大。第二年，父母外出到省會務工，小康也去了河北某市打工，留下妻子在縣城帶娃。

2024年，小康回到省會務工，父母也在同一城市，小康的妻子說她也想到省會打工，并且希望把孩子帶到身邊上學。家庭內部協商好后，一家人在省會得以團圓。

不過很快，他們發現在省會每個月租房（三室一廳）要花2000元，縣城的房子卻在那兒空著。小康覺得縣城的房子沒有意義了，去年以45萬元的價格把房子賣了。同年，他們又加了30萬元，在省會買了一套兩室一廳的二手房。一家人覺得也算是省會立足了。

賣掉縣城房子的還有兩家，情況和小康家差不多。其實這也不難理解。老家所在的縣城是農業縣，缺乏較好的產業。農民前幾年進城，多以接受教育和享受公共服務為目標，也有被動卷入面子競爭而買房的。

但進城之后，縣城的消費不低，但吸納年輕人就業的崗位不多，待遇也不高。一般縣城的廠子所能提供的工資為每月三四千元。于是，年輕夫妻分工，一個外出務工，一個留守帶娃，或者夫妻共同外出，孩子交給爺爺奶奶帶。縣城的房子純屬被教育綁架，并不具備生活屬性。很多人說縣城的房子買了，一年到頭住不了一個月。

省會城市的私立學校較多，而且教育質量較高。不少人便考慮把孩子送到省會城市的私立學校，把陪讀的大人解放出來，一家人都在省會務工，孩子平時寄宿、周末回家，也有人帶。反而能夠實現教育競爭參與和家庭高度整合、情感需求得到滿足。縣城農民家庭生產生活難以一體化，成為他們拋棄縣域的原因。

在一處樓盤看房的客戶 資料圖：新華社

為結婚舉債在省會買房

小皮今年二十七歲，初中畢業即打工，三年前就開始被催婚。相親過好幾位女孩，他說很多人的要求是一樣的：縣城的房子不作數，必須在省會買套房。

一開始，他的父母并不同意，這些年的積蓄只夠應對縣城買房、彩禮、婚姻儀式花費，要在省城買房還差一大筆錢，不愿意答應女方的要求。不過去年，父母開始著急了，怕小皮成為大齡剩男，于是和親戚朋友借了二十萬，加上自家積蓄，花80萬元在省會買了一套房。

小皮本身有技術，賺錢能力較強，加上省會買房的消息傳開，他的相親就變得多了起來。去年年底，他和女方訂婚，也馬上就要結婚。

在村莊大齡剩男還較多的情況下，小皮相親成功引起了大家的模仿，有幾戶也借錢到省會城市買了房子。和過去婚姻競爭的邏輯一樣，房子是相親的門檻。只是在近十五年，就發生了村里建新房——縣城買樓房——大城市買房（二手房也可以）的迭代。

這也不難理解。在農村，婚姻市場上女方具備要價優勢。大家都意識到，縣城有房不再是問題，反而是婚后的生活，年輕夫妻要分離，聚少離多，家庭教育的壓力要壓在女方一個人身上；或者說，年輕夫妻外出（多在省會）還得租房，卻把老家縣城的房子空下來，生活質量并不高。理性驅動著她們進一步提高要價，也正是男性結婚越來越難，女方的優勢愈發明顯，厚重的代際責任驅動下，父母也愿意到省會買房支持孩子結婚。

買房之后的生活

細數買房情況，會發現進入省會買房的，多以二手房、城郊區域為主。因為二手房可以省去裝修，城郊區域房價相對便宜。不過，城郊多是工廠、工地聚集區，對于打工的年輕人來說，他們參與務工的機會更多。同時，省會城郊的本地農民也在發生教育向中心城區的流動和競爭，城郊的教育資源“富裕”，為進城的農民接受公辦學校教育或者私立學校教育（地價便宜而集聚城郊）提供了便捷。

如此一來，進入省會城市的農民家庭是可以實現生產、生活空間一體化的：早上各自出去務工，晚上下班回家。好幾個年輕人說，也算是過上了朝九晚五的“體制”生活。家庭的周全帶來了生活的高幸福指數。當縣城的青年夫妻因為聚少離多而存在婚姻破碎、離婚、跑婚等問題時，這些進入生活的家庭相對是穩定的。或者說，能夠在省會穩定下來的男性，也屬于地方社會的優質男性了，屬于被爭奪的資源。

不過，更需要看到落腳生活之后的家庭壓力。在對八戶農民家庭分析之后，除了其中一戶是子代創業當老板、父母沒有外出打工支持外，其余七戶都是雙代務工作為家庭生計。而且高度相似的是：子代從事服務行業，白領或者藍領工作；父代從事建筑、家政、保潔等崗位。在年輕媳婦懷孕、哺乳、撫育期間，她不再打工，其他三人都在務工；小孩進入教育階段，則多是四個人都在打工。

父代的務工動機，是要還買房的債、要還房貸、還要給自己攢養老錢。以小皮為例，他的父母在打工，一方面是要給親戚們把20萬元貸款還了，另一方面還要給小皮未來生育孩子攢錢。他們認為小皮婚后，老婆懷孕無法工作，缺乏收入；小皮自己每個月5000多元，要應對孩子出生后的奶粉、撫育、教育等支出，壓力很大。所以，老兩口要攢錢，應對孩子將來的壓力。除此之外，兩人每年有人情往來、幾萬元的貸款（誰家著急給誰家先還），都要在未來五到十年還掉，不希望把債務留給孩子。

小皮這一代的八個人中，除了一個是創業成功者之外，其余人都在打工。他們打工并沒有進入建筑工地等賺錢相對較多的勞動密集型崗位，而是希望工作體面、輕快。所以，當銷售、前臺、網約車司機等，每個月收入五六千元。另一半多是飯店服務員、酒店前臺、客服等，每個月收入三千元左右。所以家庭收入不穩定且較低，有一個孩子的相對輕松，有兩個孩子的則壓力較大。

以小風為例，他自己跑網約車，每月五千多元（高血壓不能多跑），他老婆在飯館做服務員，每月三千元，父母則賺錢幫他還房貸，壓力也很大。他自己有兩個孩子，一個上初中，一個上小學，每個月兩個小孩學費、課外補習費、生活費要花五千元，還有一家人的一日三餐、水電費、物業費、電話費等花銷，基本沒有結余。日子過得非常緊張。

資料圖來源：新華社

當父代被高度卷入之后，他們就成為不愿返鄉的大齡農民工。客觀上，他們回到縣城確實找不到較好的工作。在大城市，還能從事建筑、家政行業的，收入也較高。他們普遍的預期是：等體力達不到條件時，就去當保安、保潔，每月還能有四五千元收入，用于自己生活和養老。在他們的規劃中，近兩年買房的，都需要用五到八年的時間，才能把債務還清，正常兼顧子代的生活。等五到八年之后，他們年紀大了，到了六十五歲，再開始為自己養老攢錢。

問題是，這種落腳大城市的城鎮化，客觀上也把壓力傳導到農民家庭中的高齡老人身上來。因為老人的子代持續在城市打工，他們就要自我養老。如果沒有喪偶，老伴之間還可以相互照顧；喪偶之后，特別是大齡男性，再進入弱自理階段，生活質量就特別差。有老人拄著拐杖、嚴重哮喘，給自己燒飯，為了方便，做一頓能吃四五頓。好幾次摔倒，都是自己爬起來。即便如此，他們覺得自己還是在為家庭作貢獻。這種恩往下流的倫理為子代的難以盡孝合理化，老人的贍養危機確實存在被忽視的事實。

結語

一方面，我們看到了落腳生活，農民家庭不再聚少離多、不再需要“一家三制”作為生計，家庭成員是團圓的，生活幸福指數很高。但另一方面，家庭陷于更大的剛性壓力中，每一個成員的勞動力都是被充分配置的，當家庭沒有冗余、沒有緩沖，一場病、一次失業，就可能擊穿所有，家庭又是很脆弱的。

恩往下流，是農民家庭應對壓力的倫理資源，也是這場城鎮化的精神底色。子代需要支持，父代便咬牙還債；孫代需要教育，全家便擠在省會。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在為家庭作貢獻，每個人都在忍受自己的那份辛苦。這種向內整合的韌性，讓家庭成為抵御現代化壓力的港灣。

但港灣的承載力是有限的。落腳省會的城鎮化，究竟是給了農民家庭一個更好的未來，還是把他們推向了更深的壓力深淵？答案，或許不在房子里，而在那些日夜奔波的腳步里，在那些“做一頓吃四五頓”的老人身上，在那些“瘦脫相”卻不敢停下的中年人背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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