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英雄率部暴動后，一戰擊斃日軍大佐，卻在兩個月后犧牲成遺憾

1934年3月初，位于黑龍江依蘭縣土龍山區太平鎮，土龍山各保的保長（保董）十幾人齊聚一堂開會。

當時，日寇的武裝殖民已經侵入了依蘭縣土龍山區，為了保護家園，土龍山區下轄的八保才聚在一起開會，商量對付日寇的辦法。

時任第八保保長的王奎率先提出，要進行武裝反抗，得到了在場的其余各保長的贊同，同意參加反日暴動的有謝文東、景振卿、曹子恒、張魁武、馬海亭、馮秉臣等10余人。

原定暴動是在當年3月10日，因日寇在當月7日便派了一連的騎兵進駐土龍山，為了防止消息泄露，各保經過商量后，決定提前舉行暴動。

1934年3月8日凌晨，200余參加暴動的農民兵分兩路，向一路從五道崗到太平鎮(土龍山)，一路從來財河到太平鎮，兩路暴動農民在土龍山城外會師。

至當日上午10時許，土龍山暴動的隊伍成功占領了土龍山匪偽警察署，繳獲步槍40多支，并打死了日偽軍40余人，到了下午，參加暴動的人齊聚太平鎮，已經有5000余人之眾。

土龍山暴動成為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者的最有力的一擊，也震驚了中外，就連美國的報紙也對此進行了連篇累牘的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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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文東就是后來抗聯第八軍軍長，然而此人最終叛變，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子上。

抗聯第八軍雖然說不是由我黨直接領導的隊伍，但是為了改造這支部隊，中共滿洲省委、吉東省委都花了不少心思，不僅幫助在該部建立了政治部，還派出了許多黨員干部到部隊。

可因為謝文東的原因，導致了抗聯第八軍自始至終沒能蛻變成一支勁旅。

從1937年10月以后，抗聯第八軍便不斷有師團級干部投敵，中共派去的黨員干部大部分在戰斗中犧牲或被叛軍殺害。

1939年3月19日，在日軍的包圍下軍長謝文東，副軍長滕松柏率8軍殘部投靠日軍。

至此，這支來自于民間的抗日隊伍遭到了失敗，此后徹底進入了歷史。

不得不說這是一個遺憾。

假如說當年民眾救國軍換一個人來當這個司令，是不是就能略微改變這個結局呢？

土龍山暴動之所以要推舉謝文東為司令，主要是因為他不僅是第五保的保長，1932年他還參加過原依蘭鎮守使李杜領導的抗日隊伍——吉林自衛軍土龍山騎兵混成旅，任騎兵混成旅團長。

客觀上講，土龍山之所以掀起抗日大旗，是有歷史背景的。

日本本身是一個土地狹小，資源貧瘠的國家，所以歷史上就對相鄰的中國懷有覬覦之心。近代日本完成明治維新后，迅速走上了軍國主義擴張的道路，在一番精心的謀劃后，他們把目標對準了中國東北。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軍侵占了東北，為了將中國東北改造成如日本本土一樣的家園，日本制定了一系列的移民計劃，即將日本國民遷來東北定居，這種移民因為一開始就具備軍事性質，所以又被稱為“武裝移民”。

在地域選擇上，日本將移民的地點選擇在距離蘇聯較近，并具有軍事價值的三江平原地區，同時這里豐富的自然資源，也是日寇首選此地的原因之一。

當然，由于九一八事變以后，三江平原地區的民眾不斷的掀起抗日的大潮，因此日寇選擇此地進行武裝移民，目的也是為了鎮壓此地民眾抗日，以強化對東北的殖民統治。

這么一來，位于三江平原腹地的依蘭、樺川、勃利三縣交界一帶的民眾就遭了殃。

要知道日本進行武裝移民，并不簡單只是把人遷過來就可以，而是伴隨著土地掠奪，不少當地民眾被迫遷出生活多年的故地，卻只能領取到象征性的“補償”，當然隨著后來武裝移民的范圍逐漸擴大，日寇裝也不裝了，干脆就變成了明搶。

依蘭縣的土龍山區因土地肥沃、資源豐富，被搶的次數也多，是日寇武裝移民的重點區域。

為了抵抗日本人的侵略，當地民眾在1932年參加了李杜將軍領導的抗日部隊，雖然因訓練不足最終導致失敗，但在當地卻埋下了武裝抗日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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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龍山暴動后，因日軍大舉反攻，暴動部隊因訓練不足、武器裝備簡陋，最終遭到了失敗。

1934年3月12日，暴動部隊撤出土龍山區，隊伍經五道崗行進半截河，在此地進行了整編，對外稱“抗日民眾救國軍”、下轄六個大隊，謝文東被推舉為司令，景振卿任前敵總指揮。

根據資料記載，當時聞訊來投奔的民眾加起來有上萬人，后來隊伍制定了嚴格的紀律：

一、臨陣脫逃者死；二、不許用老百姓蹓馬；三、不許拿老百姓財物, 不向老百姓要好吃的。

民眾救國軍在成立之初，勢如破竹，連打了幾個勝仗，特別是在白溝村伏擊戰中，擊斃了日本關東軍第十師團第63聯隊的飯冢大佐。

不過，根據部分資料記載，飯冢大佐并不是在作戰中被救國軍擊斃，而是在與救國軍談判的路上被殺的。

日本人一開始對土龍山暴動根本不重視，認為可以通過談判解決，這個飯冢大佐就被派去與救國軍和談，也許是因為自大的緣故，飯冢大佐在前去談判的路上并未帶大部隊，只有幾十人的隨從，結果半路上遇到救國軍伏擊送命。

客觀上來講，民眾救國軍完全可以利用這個空窗期發展，然而隨著后來發展，我們可以發現，民眾救國軍在成立后數月里，多次與日偽交手，根本就沒有發展的機會。

抗日民眾救國軍雖然是以謝文東、景振卿為首，然而內部因為是各地抗日救國軍組成，彼此指揮不統一，這位后來作戰失利埋下了禍患。

這也直接導致了暴動的領袖景振卿的犧牲。

飯冢大佐被救國軍擊斃后，日本關東軍方面認為對于農民暴動，應該采取極凌厲的手段鎮壓，以穩定在該地區的殖民統治，于是調集了大批兵力進駐土龍山區，后來見暴動部隊勢大，又增調了部分兵力。

1934年4月初，日偽當局調遠騰總務廳長出面，在哈爾濱召開會議，多方研究與策劃，派偽吉林省總務廳長三浦前往鎮壓。在日軍第3師團和偽軍第4軍管區的配合下，經過一個多月的軍事“討伐”和分化瓦解，暴動隊伍人員傷亡嚴重，謝文東不得不率隊轉移。

景振卿已經意識到，日寇強橫，救國軍再這樣下去，絕難有所出路，于是建議謝文東，不如采取“明爭暗斗”的兩手策略，但是被謝文東拒絕。

1934年5月1日，民眾救國軍去打位于土龍山區東南部的一個集鎮“湖南營”。

土龍山暴動后，附近的日本武裝移民團全部都聚集到了“湖南營”，使得這個原本不過200人的村莊一下子擴充為一個擁有4000余民眾的鎮子。

日偽當局為了守住這個集鎮，在鎮子里構筑了地堡、炮臺等，準備作長期抵抗。

1934年5月1日，民眾救國軍包圍了“湖南營”，并在初期的戰斗中取得了一定的優勢，不過由于民眾救國軍內部發生的混亂，導致了后續進攻失利。

根據資料記載，民眾救國軍武器裝備匱乏，沒有進攻日寇重兵盤踞集鎮的能力，之所以能在“湖南營”初期戰斗中取得優勢，完全是因為事先收買了集鎮內的“壯丁團”（日偽時期殖民當局組織當地民眾成立的武裝，是學習了日據臺灣時期為實行“以臺治臺”的把戲）。

不料，救國軍在攻入“湖南營”后，看見了“壯丁團”的武器裝備比他們好，一下子蜂擁而上去搶奪，“壯丁團”也不甘示弱還擊，雙方爆發沖突。結果驚動了日軍盤踞在鎮子里的“開拓團”，救國軍被日寇強大的火力趕出了鎮子。

景振卿作為前線總指揮，見前面進攻不順利，也從隱蔽的小土丘后躍出，親自帶隊向前沖去。

可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幾顆子彈打了過來，擊中了景振卿的胸口，景振卿犧牲時，年54歲。

周亞山接替景振卿作為前線總指揮后，下令救國軍將鎮子團團包圍，這令鎮子里的日本移民團與依蘭縣的日軍斷絕聯系20多天。

1934年5月中旬，日本拓務省代辦處，利用關東軍第10師團提供的一架輕型飛機，在湖南營著陸，進行支援。不久之后，日本關東軍第3師團也派了一個大隊馳援。

救國軍見無法攻下“湖南營”最后只好撤圍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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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營”戰事的失利，成為了民眾救國軍發展的轉折點。

一方面，飯冢大佐被擊斃，引起了日偽當局對土龍山暴動的重視，他們采取了政治軍事兩種手段來瓦解民眾救國軍。

政治上：為了緩和三江平原地區民眾抵抗的情緒，日偽當局采取了各種政策，比如提高土地收購價格等，還對參加救國軍的民眾宣傳“槍支不收了, 地照不交了, 回來就是好人, 發給良民證”等等。甚至還利用當地百姓來勸說參加救國軍的家人返回。

軍事上：為了對付民眾救國軍，日偽當局調動了大批的兵力進行圍剿還出動了飛機、大炮。更為惡劣的是，為了破壞民眾救國軍的生存空間，他們把屠刀對準了當地的民眾。

凡是在民眾救國軍待過的地方，日軍在作戰結束后，都要進行殘酷的肅殺整頓，根據資料記載，日軍此次在土龍山地區的屠殺是極其殘酷的，在這次慘案中，土龍山地區被血洗村屯12個，房屋被燒毀1000余間，遭殺戮的百姓1100多人，被毀糧食70余萬斤，死傷性畜290余頭。

在日偽當局雙重手段打擊之下，民眾救國軍的處境越來越艱難。

1934年10月，民眾救國軍在依蘭樺木崗遭到了慘重的失敗。謝文東僅帶十幾名部下，逃入依蘭縣吉興河深山中。

當然，民眾救國軍的失敗，除了因為日偽當局的打擊，自身的局限性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從土龍山暴動一開始，民眾救國軍就沒有提出有建設性的綱領，對于暴動之后的發展欠缺考慮，對日作戰也缺乏必勝的信心。

盡管救國軍人數眾多，但打起仗來一如草寇，不能形成有效的合力。

至于救國軍的領導人謝文東，意志力就更是薄弱，救國軍后來之所以遭到失敗，他應負很大責任。

1935年1月，謝文東與李華堂會面，因李華堂率領的自衛隊與活躍在湯原的共產黨游擊隊聯系密切，兩人后來商量后，決定投奔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

在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軍長趙尚志的幫助下，三方協議成立東北反日聯合軍總指揮部。

隨著后來發展，謝文東、李華堂都成了抗聯軍長（一個八軍軍長，一個九軍軍長）。

客觀上來看，謝文東這條路是走對了的，可實際上卻有很大問題。

謝文東之所以選擇聽從李華堂的建議，不是因為他思想上有多進步，而是純粹基于一種政治投機。

在此之前，謝文東也曾派人聯系在上海的李杜，希望能得到蔣介石的支持，然而蔣介石那時正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對謝文東這樣的抗日隊伍自然是不屑一顧，謝文東沒得選才選擇投靠共產黨的游擊隊。

到了1937年冬，隨著日寇圍剿頻仍，加上日軍采取“歸屯并戶”的政策，致使抗聯生存愈發艱難，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謝文東、李華堂抗日的信念也愈發動搖，而他們的態度也影響了抗聯八軍、九軍（這兩個軍不算是我黨直接領導下的）其他一些人。

1939年，謝文東、李華堂先后投敵，調轉槍口對付抗聯。

不過，謝文東雖然叛變投敵，然而土龍山暴動的精神卻仍然是值得贊許的。

要知道土龍山暴動時，時值東北軍中抗戰部隊抗日斗爭失敗，少數民眾組成的抗日義勇軍也因為日寇圍剿而失利，當時共產黨人領導的游擊隊也正處于草創中。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土龍山農民燃起抗日烽火，對于當時由低潮向高潮發展的東北抗日運動，有著重要的意義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