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詹姆斯逝世110周年｜亨利·詹姆斯的倫敦空間書寫

亨利·詹姆斯（ 1843-1916）

【編者按】

1916年2月28日，亨利·詹姆斯在其位于倫敦切爾西區的家中逝世，這位出生于紐約的英籍美裔小說家、文學批評家，于一戰期間成為了英國公民，并以其出色的文學成就成為了英國公認的文學泰斗，創造了獨樹一幟的“詹姆斯式風格”（Jamesian）。其最為大眾所熟知的作品包括《一位女士的畫像》《螺絲在擰緊》《小說的藝術》等。

今天是亨利·詹姆斯逝世110周年，本文為《文學與現代都市》一書中由王彥軍老師撰寫的《空間與政治：亨利·詹姆斯的倫敦空間書寫》，聚焦詹姆斯的小說《卡薩瑪西瑪公主》，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發布。

與巴爾扎克、波德萊爾、狄更斯等19世紀作家一樣，亨利·詹姆斯精于城市書寫。在他創作的一系列旅行札記與小說中，巴黎、羅馬、倫敦、波士頓、紐約等歐美重要城市以不同的風貌源源不斷地呈現給讀者。因此，約翰·亨利·羅利將其稱為“19世紀最出色的城市文學鑒賞家”。在詹姆斯書寫的諸多城市中，倫敦在他心中一直占據著獨特的位置，是他持續關注的興趣點。1876年晚秋時節，詹姆斯做出了定居倫敦的決定。同年12月10日，他從巴黎搬到倫敦居住。12月13日，在給妹妹的信中，他以激動的口吻告訴艾麗絲他已經搬到倫敦的博爾頓街居住，將這次搬家稱作“極好的搬遷”（tremendous move），聲稱這次搬家使他再次擁有了自由言說的機會。描述完新寓所的居住環境后，他興沖沖地講述了對倫敦的印象和對這次搬家的滿足感，“魅力十足的倫敦城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十分令人恐懼，充斥著黑暗、骯臟、貧困、普遍毫無美感的標記。然而，我對搬到倫敦居住感到非常高興，并且覺得當熟悉了這里的環境，一切都會變得更好”。圣誕節前夕，在給母親詹姆斯太太的信中，亨利·詹姆斯再次表達了對倫敦的喜愛之情：“我的確很喜歡倫敦，搬到這里居住我感到非常滿足。我一定是天生的倫敦人……我喜歡這個地方，喜歡英國的社會生活，盡管身處倫敦，我可能會迷失方向；我覺得倫敦很有趣，能給人帶來靈感，甚至能令人感到興奮……我會在倫敦工作得更有效率、更好，而且在此生存更容易。”自此，作為19世紀現代之都的倫敦開始對他的生活和文學創作產生深刻的影響，“從33歲到去世，倫敦成為他進行社交和虛構性文學創作生活的主要地點”。

在1881年11月25日的筆記中，詹姆斯敘述了倫敦對其生活和文學創作的重要意義：“總的來說，倫敦是最具潛在價值的生命形式。我將倫敦視為藝術家和學士，看作熱愛觀察且工作是研究人類生活的人。倫敦是最大的人類聚集區，是最完整的世界手冊。與其他地方相比，人類在此得到更好的展現。如果你能真正了解倫敦，你會學到更多東西。”寫于詹姆斯定居倫敦五年后的這段文字不但清晰地表明他對倫敦的熱愛，而且隱晦地表達出倫敦成為他進行文學創作的關注點。此時，他正處于文學創作的早期階段，在這段時期內，他創作出以倫敦為背景的小說《國際風波》。這部小說講述了兩個美國人艾爾登小姐和惠斯蓋特太太在倫敦的經歷。狄更斯、吉辛等維多利亞時期小說家在對倫敦進行書寫時，更多的是直接講述英國本土人在倫敦的遭遇、對倫敦的觀察，主要描寫的是倫敦陰暗的一面；而《國際風波》這部小說開啟了對倫敦書寫的另一種范式，詹姆斯將異域的外鄉人設置成小說的中心人物，以隱含的方式敘述了這些外來者對倫敦方方面面的體驗與感知。很大程度上，他的這種敘事方式源自巴爾扎克。在1875年發表的評論巴爾扎克的文章中，亨利·詹姆斯分析了巴爾扎克對巴黎的描寫手法：“在他小說的各個地方，巴黎都沒有直接的呈現，而是以更生動的方式隱含地展示出來”。巴爾扎克在作品中對現代巴黎的建構主要是通過從外省移居到巴黎的外來者在巴黎的奮斗、成長和對巴黎的體驗完成的。按照詹姆斯的話說，就是“總是通過外省人的視角來觀察巴黎”。巴爾扎克對詹姆斯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他對巴黎的都市空間、巴黎的社會景象、巴黎人的隱含敘事手法為詹姆斯書寫倫敦的敘事方式提供了最佳的參照范式。同樣，巴爾扎克對巴黎真摯的情感也深深影響了詹姆斯，使他形成了與狄更斯、吉辛等作家對倫敦截然不同的態度。“他是倫敦的‘贊頌者’與‘熱愛者’。對他而言，倫敦表達出生活的最偉大意義，是‘整個世界的縮影’。”倫敦成為詹姆斯小說創作的主要背景，萬花筒般的倫敦為他的小說寫作提供了形形色色的素材，“倫敦擁有他需要的一切：故事情節、人物、社會、歷史、悲劇、喜劇”。

《卡薩瑪西瑪公主》被認為是亨利·詹姆斯最典型的倫敦主題小說

到19世紀70年代末，亨利·詹姆斯已經完全融入倫敦的社會生活，徹底倫敦化了。在文學創作中，他延續、擴展、深化《熱情的朝圣旅行》和《國際風波》中的倫敦主題，將對倫敦的書寫作為自己創作的重心。在1879年6月8日寫給格蕾絲·諾頓的信中，亨利·詹姆斯不但坦誠自己已經成為“一名絕望無助的倫敦佬”，而且含蓄地表達了會將倫敦作為書寫的對象。“實際情況是我非常喜歡倫敦，因而我可以隨意地對其進行描寫。”19世紀80年代，亨利·詹姆斯創作了一系列關于倫敦的小說，包括短篇故事《包圍倫敦》（1881）、《芭比麗娜伯爵小姐》（1884）、《職責之路》（1884）、《倫敦生活》（1888），以及長篇小說《一位女士的畫像》（1881）、《卡薩瑪西瑪公主》（1886）、《悲慘的繆斯》（1890）。其中，《卡薩瑪西瑪公主》被公認為亨利·詹姆斯最典型的倫敦主題小說。像狄更斯刻畫倫敦的方式一樣，他在小說中將倫敦塑造成一個微觀的小世界，細膩地描述了倫敦方方面面的情況。“19世紀英美小說中，將大城市描繪得最恢宏、最豐滿、最細致入微、最令人信服的就是《卡薩瑪西瑪公主》。這是詹姆斯對倫敦刻畫得最全面的一部小說，是他向倫敦致敬的一部小說。”倫敦的都市景觀和時代狀況為詹姆斯的想象力注入巨大的能量，促使他對倫敦各種各樣的都市元素加以觀察、感知、思考、想象，以此為這部小說積累必要的寫作材料。

1884年12月12日，在給托馬斯·薩金特·佩里的信中，亨利·詹姆斯寫道：“整個上午我一直在米爾班克監獄為小說中的場景搜集素材。”在此，他提到的小說就是1885年夏天開始創作的《卡薩瑪西瑪公主》。當詹姆斯著手寫作這部小說時，他已經在倫敦生活了八年多，在這段時期，他不斷地在給親朋好友的信中和私人筆記中強調自己對倫敦的喜愛。截至此時，他已經創作完成以倫敦為主題的五篇隨筆、五個中短篇故事。在1881年發表的《一位女士的畫像》中也多次涉及與倫敦相關的場景。可見，他在書寫倫敦主題小說方面已經積累了足夠多的素材與經驗。由此，約翰·蘭辛·金米認為，對于亨利·詹姆斯而言，“到了該創作一部能夠解釋并再現日常生活的重要作品的時候了。這部作品應該以史詩的形式進行書寫，包括巨大的都市區域、全體平民大眾、時代亟待解決的政治與社會問題”。他還進一步強調：“這部作品一定要將倫敦書寫為一個世界，而非一個社會。”這部史詩般的作品就是《卡薩瑪西瑪公主》。詹姆斯把倫敦稱作“偉大的灰色巴比倫”，將小說的背景設置于1885年的倫敦。詹姆斯是都市中敏銳的觀察者。他認為，倫敦是個巨大的迷宮，“對每個觀察者而言，倫敦都隱藏著眾多秘密”。他將小說的主要人物海葉森思·羅賓森塑造成“‘倫敦世界’微不足道但熱情的觀察者”。在他看來，海葉森思就是探究倫敦秘密、揭示倫敦秘密背后真相的人。在向托馬斯·薩金特·佩里講述他即將寫作的《卡薩瑪西瑪公主》時，詹姆斯承認，“我是個徹頭徹尾的自然主義者”。詹姆斯將這部小說書寫成一部關于19世紀80年代倫敦百科全書式的作品。“在《卡薩瑪西瑪公主》中，詹姆斯試圖明確地展示出自然主義式的城市生活全景，一幅他最初明顯想通過漫步與觀察得到最終結果的全景。”小說中，詹姆斯以自然主義的敘事手法，通過海葉森思從出生、成長、參與革命，直至最終自殺的短暫一生中與倫敦的密切關聯，將當時倫敦的城市景觀、時代思潮、階級結構、政治和經濟狀況等諸多要素以全景畫的方式再現給讀者。“對于詹姆斯而言，再現實際上就是想象與觀察。”他極其重視經驗，而觀察本身就是一種經驗的積累過程。很大程度上，通過在倫敦將近八年生活中的豐富觀察經驗，詹姆斯以左拉式的尋找事實的寫作方法為創作《卡薩瑪西瑪公主》做了充分的準備，最終借助對時代社會思潮和特征的熟稔、創造性的想象，詳細、客觀、多層次地再現了作為物質有機體的倫敦與社會現實。

在地理學意義上，詹姆斯將倫敦塑造成一個19世紀80年代的小世界，對倫敦的各個區域都做了或簡略或詳細的描寫。倫敦城中的彭頓維爾路、河岸街、里森格羅弗街、埃奇威爾路、蘇活區、布魯姆伯利區、梅費爾區、倫敦東區、海德公園、米爾班克監獄、貝爾格雷夫廣場等城市空間意象在《卡薩瑪西瑪公主》中以各自獨特的空間特征被再現出來。在書寫、再現這些空間意象時，詹姆斯并沒有以本真的敘事手法單純地呈現這些空間的物質形態特征，而是“在美學、社會、經濟層面上，以隱含的方式建構出這些空間的精確特質”。《卡薩瑪西瑪公主》是詹姆斯唯一一部政治題材小說，它深刻地揭示了19世紀80年代倫敦尖銳的社會問題。特里林指出，創作這部小說時，詹姆斯正在對社會進行深入的思考，“他將社會理解為民眾與政治、正義與非正義的場所，改革與革命的陣地”。此外，特里林將《卡薩瑪西瑪公主》與司湯達的《紅與黑》、巴爾扎克的《高老頭》和《幻滅》、狄更斯的《遠大前程》、福樓拜的《情感教育》等小說劃歸為同一類型，認為“這些小說可以由中心人物所處的環境加以界定”。可見，環境，也就是人物所處的空間背景，對闡釋小說的主題具有決定性作用。在《卡薩瑪西瑪公主》中，詹姆斯在書寫倫敦的社會問題時，將當時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和民眾革命有機地融入對倫敦空間景觀的描寫中，把倫敦的諸多空間塑造成蘊含著權利、身份、性別等多維社會因素的體系，以此展示小說的主題。對于詹姆斯而言，倫敦形形色色的空間不再是空洞的容器，而是列斐伏爾所言的，“具有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屬性，它實際上是充滿了各種意識形態的產物”。

現代監獄制度源于18世紀的歐洲，而自18世紀初小說作為一種文學體裁誕生起，倫敦的監獄就已經成為眾多英國小說家相繼關注、書寫的對象。在《摩爾·弗蘭德斯》等小說中，笛福對倫敦的新門監獄進行過形象的刻畫；狄更斯的15部長篇小說都涉及對倫敦監獄的描寫，監獄成為他批判社會現實的重要意象。亨利·詹姆斯創作《卡薩瑪西瑪公主》時，英國的現代監獄制度已經發展成熟，19世紀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更是設計出一種全景敞視監獄。福柯認為，19世紀全景敞視監獄的出現對現代社會具有重要意義，這種監獄是現代社會中統治階級實施的一種權力機制，現代社會就是一個類似于全景敞視監獄的用現代政治技術對人實施規訓的空間。全景敞視監獄儼然已經演變為社會政治層面現代性的重要表征。小說中，詹姆斯對倫敦的特殊空間、囚禁海葉森思母親的米爾班克監獄進行了細致的書寫。如上文所述，早在1884年12月，詹姆斯就親自到倫敦的米爾班克監獄進行了實地考察，為在小說中書寫該監獄搜集一手資料。詹姆斯在多篇書信和文章中都反復強調，自己是一個十足的自然主義者。對于左拉、詹姆斯等自然主義作家而言，精確地再現客觀現實生活是文學創作的首要原則。因此，毫不奇怪，詹姆斯在寫作這部小說前要對米爾班克監獄進行實地調研，他要以科學的實證方法將米爾班克監獄的真實面貌呈現給讀者。維多利亞時期的作家極為重視對否定性環境的描寫，這種環境對人物命運的塑造往往具有主導性作用。在《卡薩瑪西瑪公主》中，詹姆斯以自然主義的敘事手法將米爾班克監獄再現為一個否定性的靜止空間。在建筑形態的設計、構造上，米爾班克監獄是邊沁所言的全景敞視監獄；作為現代社會的專政工具，其內部空間承載著囚禁、懲罰、規訓罪犯的重要功能，是典型的國家暴力機器。

小說的開篇部分講述了在監獄當差的鮑爾班克夫人拜訪海葉森思的監護人平森特小姐，給她捎來口信——海葉森思即將離世的母親佛羅倫汀·維維亞想在臨終前與海葉森思見上一面，這為第三章中詹姆斯對米爾班克監獄進行本真的刻畫做了充分的鋪墊。作為監獄女看守的鮑爾班克夫人，由于一年到頭每天從早到晚一直在監獄里工作，沾染上了監獄的氣質。她在平森特小姐家的言行舉動隱含地展示出監獄對她的深刻影響。在敘述她與平森特小姐的談話時，詹姆斯總是用“凝視”（gaze）一詞來表現她注視平森特小姐的目光。根據福柯的觀點，全景敞視監獄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監督者可以“隨時觀看和一眼辨認”，對被囚禁者有效的注視是此類監獄的重要機制。在傾聽平森特小姐講話時，鮑爾班克夫人報以凝視的目光，將她視為自己監控的對象。鮑爾班克夫人的行為舉止不斷地表現出其作為權力行使者的身份，在思考該怎樣回答平森特小姐的問題時，她“從法律的視角”來確定該如何答復對方；她“從穩定的正義軌跡”看待海葉森思。在與鮑爾班克夫人交談時，平森特小姐內心時不時地浮動著敬畏與恐懼，感到出現了一股“刑罰制度的冷光”。顯然，平森特小姐家不再是單純的生活、居住場所，而是演變為另類的全景敞視的權力空間，鮑爾班克夫人充當了監視者的職能，她用自己的目光、語言、在場持續地讓作為被監視者的平森特小姐感覺到權力的可見性，其言行、思想應該受制于鮑爾班克夫人。然而，并非鮑爾班克夫人有意地要扮演監控者的角色，就像19世紀產業工人被異化為機器，由于長時間在監獄內做看守工作，她已經在無意識中完全被監獄物化。和被囚禁的罪犯一樣，在某種意義上，她也成為監獄規訓的對象。工作之外的時間仍將自己視為權力的化身，把監控囚犯的權力編織到平森特小姐居住、生活的空間。因此，盡管再三強調平森特小姐帶海葉森思去并不是強制性的命令，讓她憑良心去考慮這件事，但是，鮑爾班克夫人表現出的強勢的權力行使者的印記，已經暗示出平森特小姐對于這件事沒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

平森特小姐之所以對是否帶海葉森思去監獄探視佛羅倫汀瞻前顧后、猶豫不決，是因為九年前她曾去倫敦著名的新門監獄探視過佛羅倫汀，新門監獄內出現的一幕幕恐怖的場景給她的記憶深處留下了難以抹掉的陰影。在鄰居維奇先生的建議下，最終她還是決定帶十歲的海葉森思去探視佛羅倫汀。實際上，在整篇小說中，詹姆斯都沒有明確說明囚禁佛羅倫汀的監獄的具體名稱，小說的敘事者認為，甚至佛羅倫汀在倫敦最好的朋友平森特小姐“在她從新門監獄被轉移走后，都不知道她被押解到了哪個監獄”。在小說第三章，當平森特小姐和海葉森思靠近監獄時，映入眼簾的是“一座巨大的深色塔形建筑”，“他們看到這座建筑物排放出的微暗煙霧飄到泰晤士河沿岸，從那擴散到整個街區”。很明顯，這個監獄與倫敦的米爾班克監獄頗為相似。米爾班克監獄始建于1812年，位于泰晤士河左岸，靠近沃克斯豪爾橋。“這座監獄是依照邊沁設計的‘樣板監獄’即全景敞視監獄的樣式建造而成的，福柯出色地描述了這種監獄建筑結構上的監視功能，考察了其對身體的規訓機制。”

米爾班克監獄被光禿禿的、非常厚實的圍墻保護得十分嚴密，散布著幾個丑陋的平頂塔，這給平森特小姐造成一種很奇怪的感覺。“看起來非常邪惡，而且她心存疑問，如果為了公正與秩序，將這座監獄作為社會正義力量的象征而建造，那么為什么要賦予它這么一副邪惡的面孔呢？”顯然，“厚實的圍墻”和“平頂塔”是典型的全景敞視建筑的主要特征，厚實的圍墻起著將監獄的整個內部空間封閉、隱藏起來的功能，平頂塔就是對眾多囚室進行監控的瞭望塔，扮演了觀察每個囚室中的囚犯的角色。在這樣的空間中，囚室中的每個被監視者都被納入權力的包圍中，只能主動地按照相關的規章制度行事。由此，米爾班克監獄構成運用監視手段對囚犯進行規訓的最佳空間。在監督者目光的注視下，佛羅倫汀與其他在該監獄服刑的囚犯毫無自由和隱私可言，權力成為這個空間內最具震懾力的力量，監督者的凝視目光構成囚犯最忌憚之物。平森特小姐對米爾班克監獄的印象正是詹姆斯本人對該監獄的評價。1884年，參觀完該監獄后，詹姆斯認為：“米爾班克監獄比其他具有懲罰功能的建筑更具暴力性。”監獄本身是社會正義與秩序的維護者，卻以丑陋、邪惡的面孔呈現給囚犯，這種現象頗令人困惑不解。實際上，丑陋、邪惡的規訓空間可以在心理上給囚犯施加壓力和恐懼感，監獄灰暗的外表和陰暗、迷宮般的內部結構可以增強監獄作為懲罰空間的意義。福柯認為：“全景敞視建筑是一個神奇的機器，無論人們出于何種目的來使用它，都會產生同樣的權力效應。”無論是平森特小姐在這個龐大的規訓空間內見到的封閉的門，還是將門和人跡罕至的道路分隔開的半圓形廊道，都是空間權力效應的具體體現，空間的規訓機制散布在這座監獄的各個角落之中。可以說，在19世紀建筑史上，米爾班克監獄是一個充滿悖論的空間，一方面，它是典型的權力式空間，是一種權力劇場；另一方面，它的空間結構并不符合當時的美學標準。實際上，全景敞視建筑本身就有悖于建筑的美學原則。

在《空間的生產》中，列斐伏爾提出了“空間的實踐”“空間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間”三重合一的空間辯證法。城市中的任何一條街道都是這種空間辯證法的具體體現。行人在行走和觀看中實現了對街道具體物質空間的感知；城市規劃者在規劃、設計、建造都市街道時都會將社會關系、社會秩序等政治因素作為主要的考慮條件，按照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權力意志有目的地“生產”街道，劃分街區；街道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產物，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社會中具有不同的象征意義。然而，自城市誕生之初，街道就具有明顯的政治性，并且一直延續至今。街道早已演變為展示政治權力的符號，街道的政治屬性充分體現出紛繁多樣的社會關系，再現了一個城市內部或整個社會中存在的復雜的階級結構體系與階級、社會矛盾。城市中復雜的街道網絡構建起一個龐大的權力系統，街道的各個角落中都存在著政治權力，以一種無形的力量將與行人個人身份相關的諸種因素毫無掩飾地呈現出來。很大程度上，街道就像一個毫無隱私可言的全景敞視監獄，每個行人都是人群中的一個普通個體。在行走過程中隨時都會遭遇其他行人的目光，受到與之相鄰的陌生人的觀看。街道上的每個人都具有雙重身份，既是觀看其他行人的人，也是被其他行人觀看的對象。在觀看與被觀看中，“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差異對象，但每個人在這里也能發現自己的同類，發現自己的歸屬階層”。由于不斷地受到陌生人觀看，行走在街頭巷尾的人們在目光的宰制下，總是刻意地裝扮自己的身體，表演自己的身份。

《卡薩瑪西瑪公主》與倫敦的街道具有密切的關聯。在小說的序言部分，詹姆斯講述了這部小說與倫敦街道的淵源關系。“這部小說直接來自我在倫敦定居的頭一年養成的在街上散步的習慣和興趣。為了健身、娛樂、搜集創作素材，我經常散步，尤其是晚上在其他地方消磨時光后，我總在凌晨時分步行回家，這種情況經常發生；經常步行回家使我對倫敦產生多種印象，這些印象激發了我對一個問題的關注。于是，過了一段時間，這本書就誕生了。就像我回憶的那樣，對倫敦的細致探查，這個龐大城市直接對想象力造成的沖擊，促使其快速做出回應，都充分說明了這部著作形成的部分原因。”詹姆斯聲稱，小說中的主要人物海葉森思就是“在倫敦的人行道上迸發到他的腦海之中的”。“《卡薩瑪西瑪公主》是一部關于倫敦的秘密、密探和從事秘密活動的社團的小說，也是一部有關觀看、看與被看的小說。”通過土生土長的倫敦人海葉森思在倫敦街道上的不斷行走，敘事者把不同的故事情節編織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將倫敦不同區域串聯起來，構建起一幅完整的倫敦地形圖。更為重要的是，在海葉森思的行走過程中，倫敦的街道成為一個隱喻性的空間，明顯體現出列斐伏爾所言的三重合一的空間辯證法的特征。隨著海葉森思參與革命活動的不斷深入，倫敦隱藏的秘密被不斷揭示出來，街道的政治功能得以深化。“看與被看、認知與被認知的欲求是詹姆斯式都市的一個重要特點。”海葉森思就像本雅明筆下的都市游蕩者，集觀看的主體與被觀看的對象、認知的主體與被認知的客體雙重身份于一身。在不斷行走的過程中，他賦予觀看一種新的空間政治維度。如果說海葉森思與舒爾托等人在太陽月亮酒吧內談論革命事宜的行為是一種密室政治，那么，他行走的街道就是表演性的身體政治。因為，“街道上的政治從來都是身體政治”，只不過海葉森思在倫敦街道上表演的是一種用目光建構起來的觀看政治。

街道是具有自身獨特節奏的空間，行人一旦踏上街道就會受到街道語法的制約，按照所處街道和城市的節奏展開自己的行動，在街道上行走，凝視街道兩旁的都市景觀，思考自己的心事。在倫敦街道上行走、觀看是海葉森思生活中最大的樂趣。“當他還是個小淘氣鬼時，海葉森思就已經開始在這個偉大的城市中漫步了。”倫敦街道上的“行人”“四輪馬車”“形形色色的商品”“路燈”等各種街景都是他觀望的對象。一天晚上，他與米莉森特從洛馬克斯步行去她的住處，街道上充斥著底層民眾的身影和話語聲。他感受到倫敦濕潤的空氣，以全能的觀察者的視角看到“隆冬的霧氣彌散于整個街區，令一切都變得模糊不清，使這個街區看上去顯得更寬大、更擁擠，在路燈的玻璃罩上顯現出光暈，散發出暗淡的射線與蒸汽的水流”。借助海葉森思的視覺，讀者感知到一幅霧氣籠罩下的倫敦的畫面，霧氣給海葉森思經過的街區增添了一種難以言表的感覺，使其顯得更加怪誕、詭異，“光暈”“暗淡的射線”“蒸汽”將這個街區塑造成一個夢幻的異托邦。實際上，霧氣給整個街區空間的氛圍造成一種令人窒息的壓抑感，隱含地顯示出這個街區貧困、凌亂、骯臟的情形。詹姆斯寫作這部小說時，倫敦正處于保守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激烈交鋒狀態。這兩種思潮均視社會變革為社會動蕩的根源，在當時都有眾多支持者。很大程度上，對于初入社會的海葉森思而言，他勢必受到這兩種社會思潮的影響，處于一種該如何抉擇的矛盾狀態。“在詹姆斯的倫敦，幾乎每個人都處于運動的狀態中。在街道上行走、觀看是海葉森思運動的主要形式。街道已經成為特殊的政治體系空間，促使他不斷地觀看、思考，涌進他目光中的異托邦似的場景使他在政治抉擇上顯得更加茫然。由此，他的觀看不再是常規意義上的隨意瀏覽，而是充斥著政治情感，是一種頗具政治性意味的目光，“反映出他困惑的心情”。

“《卡薩瑪西瑪公主》的中心不是即將到來的革命，而是讀者頗為熟悉的詹姆斯式的意識主題。”換言之，這是一部類似于少年維特的多愁善感的海葉森思追尋生命意義的小說。他感知世界和認知自我的方式是親自在倫敦街道上進行體驗和批判性觀看——“借助視覺，他捕捉到對倫敦的印象，并對之進行思考”。海葉森思目光中的倫敦異托邦場景映射出他在政治抉擇上的躊躇。同樣，通過在街道上觀看、凝視、思考，他在萬花筒般的倫敦街景中尋覓到自己追求的政治抱負。小說第十一章中，當海葉森思在倫敦街頭漫步時，“他在用眼睛思想，有時甚至是用腳步尾隨著其他行人；他們好像是在告訴他什么是高級文明的精髓。此刻，當他反思暗中擁護的運動時，感到非常驚恐。……當想到他必須要做出抉擇，不能再秘密地為推動民主而工作時，他感到十分沮喪”。可見，在街道上，視覺機器具有強大的功能，海葉森思已經成為觀看和被觀看的雙重對象。對他而言，在觀看其他行人的同時，也成為其他行人注視的對象。他尾隨的行人的目光具有強大的政治學意義上的規勸力量，促使他去思考真正的民主是什么。與此同時，海葉森思本人視覺中的對象使其處于不斷的煩惱之中。他出生在倫敦的貧民區，就像巴爾扎克筆下的外省人一樣。他對倫敦有些復雜的情感，在他充滿政治維度的視野中，倫敦是一個邪惡的無政府主義社會。因此，當他感到無法再為民主事業而斗爭時，失落感油然而生。當然，這同樣堅定了他為倫敦的革命事業獻身的決心，推動了小說情節的進一步發展。

在海葉森思參與革命工作的不同階段，他的視覺中都會出現相應的倫敦城市景觀。當他感覺徹底被卡薩瑪西瑪公主拋棄后，懷著極其郁悶的心情去店里找米莉森特時，他走上街頭，穿過廣場、公園，一種毫無目的的欲望促使他再次沉浸在這個他熟悉、熱愛，給予他微笑、淚水、自信的巨大而冷漠的城市中。天氣昏暗而潮濕，“在他眼里，倫敦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自豪地、公開地彰顯帝國歷史的痕跡”。顯然，在海葉森思的視域中，倫敦是一個矛盾的意象：既有陰暗、冷漠的一面，也有光明、積極向上的一面。伴隨著愛情失意和對革命事業的質疑，倫敦的雙重意象身份同時凸顯，陰暗與強大交相呼應。但是，這進一步加深了他對自己感情生活和革命工作的質疑，冷漠的倫敦使他對愛情喪失了信心，而倫敦展示出的帝國痕跡促使他對自己參與的政治生活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某種意義上，海葉森思與倫敦保持著一種難以確定的關系，他看到的這個非真實的、迷幻般的倫敦意象是對他從事的革命工作的猛烈打擊，進一步加劇了政治理想的破滅，并最終造成他自殺身亡。可以說，海葉森思的生命始于在倫敦街道上的行走、觀看。在他不斷的觀看中，倫敦這個龐大的都市空間中隱含著政治意義的各種景觀意象，在推動他成長的同時，也造就了他悲劇的人生結局。

19世紀中期，機器大工業在城市中的聚集導致城市工業化以驚人的速度向前推進，傳統的工業生產形式被大規模的工業生產所取代，城市演變為真正的生產中心。制造業成為城市的主導產業，商品生產成為城市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從事服裝、化工、金屬、紡織制造的公司在巴黎、倫敦等西歐城市中成倍地擴增，商品的種類和數量以空前的速度激增。毫不夸張地說，城市成為商品景觀的社會，商品拜物教的魔力控制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催促人們更加頻繁地投身到消費活動中。隨著人們工資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消費能力也得到相應的提升。時尚商品展示出的魅力與相互攀比的消費風尚，不斷地刺激著各個階層的人經常出入各種類型的消費場所。一個大眾消費社會的出現，即芒福德所言的“購物者大軍”成為時代重要的特征。現代化的百貨商店、酒吧、餐廳、咖啡館等消費空間在城市中隨處可見，成為城市中最具特色、數量最多、頗為豪華的公共領域，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在不斷出現的新型消費需求的影響下，傳統的商店不得不進行改造、變革，新型的零售商店逐漸興起。在現代廣告和推銷技巧的推波助瀾下，新興的百貨商店進一步將大眾消費推向高潮。從《董貝父子》起，狄更斯就開始關注商業和科技如何通過金錢和工業重新塑造城市。盡管他仍將倫敦視為毫無希望、不可救藥的城市，但是倫敦作為19世紀英國消費中心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尤其是倫敦西區不斷地見證了城市生活如何適應頻繁變化的時尚消費的過程。

《卡薩瑪西瑪公主》是一部展示倫敦社會生活變化的小說。19世紀80年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變化都被詹姆斯書寫到小說中，新型的消費方式也不例外。讀者對海葉森思的第一印象就是他常站在街對面的糖果店前，這個小糖果店狹小的、臟兮兮的玻璃陳列窗里擺放著對小孩頗具誘惑力的定期文學刊物、軟太妃糖、硬棒棒糖等各種商品。詹姆斯以這種方式安排海葉森思在小說中出場，為他后來經常樂此不疲地將店員米莉森特和亨寧作為自己交談、散步的同伴做了暗示。同時，這部小說也開啟了詹姆斯對倫敦消費空間的書寫。19世紀后半期出現的百貨商店深刻地影響了人類的購物經驗。百貨商店為各個階層都提供了所需的商品，并對它們明碼標價。明碼標價造成店家與消費者之間討價還價狀況的結束。這實際上體現出公共領域在人們生活中的變換，即人們從主動的相互交往過渡為一種交往更為稀少的公共性體驗。海葉森思和亨寧都喜歡在倫敦西區商店的櫥窗前漫步、駐足，欣賞擺放在那里的時尚商品。在店里，亨寧還隨意地拿起心儀的商品仔細打量，并將其稱作屬于自己的東西。海葉森思則打趣說她挑選的商品丑陋不堪，并譏諷她毫無品位。在19世紀的百貨商店中，商家已經注意到內部空間結構對銷售商品的促進作用，借助商品展示的技巧刺激消費者的購物欲望。正如桑內特在《公共人的衰落》中所言，將眾多平淡無奇的商品進行“出乎意料的并置”，可以刺激人們的購買欲望。因為它們“暫時變成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物件，變成了一件陌生的東西。……購物的欲望就來源于從這些物件中暫時獲得的新奇感和神秘感”。商家將百貨商店塑造成一個巨大的規訓空間、商品拜物教的場所，身處其中的是像海葉森思和亨寧一樣的消費者。他們在觀看商品時，商品也在緊緊地凝視著他們，時時刻刻以一種權力的目光規勸他們要踐行消費行為。在古希臘，作為城市消費空間的廣場具有嚴格的等級制度，女性和奴隸沒有進入廣場的權利。現代化百貨商店的服務對象是大眾百姓，經營策略是用較低的利潤保證銷售量不斷增加，竭力將各個階層的消費者引誘前來消費。海葉森思和亨寧都是典型的底層社會人物，但是，像左拉筆下的法國婦女隨意出入巴黎的好商佳百貨商店一樣，他們也可以在倫敦的百貨商店內隨心所欲地觀看、欣賞，甚至還可以任意地試穿或試戴某個商品。在那一瞬間，他們儼然成為該商品的臨時所有者。由此，作為城市公共空間的百貨商店消解了隱含在城市中的等級制度，成為具有民主性質的空間的最佳范例。

18世紀時，英國出現了女性消費者。19世紀后半期，隨著針對女性公眾的時尚雜志和現代化百貨商店在倫敦大量涌現，尤其是在廣告牌、海報、商店櫥窗的刺激下，女性開始成為消費的主導力量。每天下午兩點至四點之間，成群結隊的女士都會涌入倫敦西區的商店中，觀看、挑選、購買各種時尚商品。盡管米莉森特和亨寧在商店里工作，但是，與倫敦其他女性一樣，她們仍然利用“各種冠冕堂皇的借口在倫敦的大街上閑逛，緊盯著商店的櫥窗”。消費領域，傳統意義上的男性中心主義開始被解構，女性逐漸取代男性成為日常消費活動的中心角色——不但難以掙脫城市的誘惑，更無法擺脫時尚的吸引。對倫敦的女性而言，逛街、瀏覽櫥窗已經演變為重要的日常生活經驗。行走在倫敦的大街上，女性常常目不轉睛地凝視著商店的櫥窗，觀看、挑選商品，這儼然成為城市中重要的景觀。此時，商店的櫥窗已經沾染上性別的標簽，很大程度上成為女性的專利品。

詹姆斯對小說的結構做了精心的設計，海葉森思以在糖果店的櫥窗前凝視里面的商品進入讀者目光中。小說的最后一章，海葉森思自殺前，出現在讀者視野中的是他仔細地觀看亨寧工作的百貨商店的櫥窗。這樣，小說的首尾做了精確的呼應。之后，海葉森思進入百貨商店。他看到，“百貨商店里有許多購物者，大多數都是女人，也有男人，但只有三四個”。可見，百貨商店塑造的所謂民主化的空間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女性而言的。正如左拉說的那樣，“各家商店激烈地競爭就是為了女人，被陳列品弄得眼花繚亂后繼續陷入它們的便宜貨的陷阱里去的也是女人。……你有了女人，你連世界都賣得出去”。事實上，在有關19世紀購物消費的文本中，女性皆是中心角色，被貼上物質化的標簽。對女性而言，逛街、購物是展示自我身份的必要活動。她們在百貨商店尋覓到屬于自己的房間，是體驗生活、挑戰男性權威的樂園。由此，百貨商店沾染上性別的標簽，成為打破傳統的男性中心主義的標志性空間。但是，哈維卻認為：“當資產階級婦女的角色隨著拱廊街逐漸為百貨商店取代，變得更加重要時，她們依然無法改變自己被剝削的命運，雖然這一次她們擔任的角色是消費者而非家庭的管理者。對女性而言，逛街、看櫥窗、購物以及在公共空間展示她們的戰利品而非將其儲藏于家中和閨房內，乃是出于時尚的必要。婦女自己也成為景觀的一部分（尤其當龐大的大蓬裙開始流行時），不僅吸引目光，也成了商品與商業（其中散發著一股性沖動與性交換的氣息）的展覽場。”

在《卡薩瑪西瑪公主》中，對倫敦的物質空間加以書寫時，憑借細微的觀察，詹姆斯在將龐大的倫敦城市空間作為一幅全景畫，從整體上把倫敦的物質與社會地理空間刻畫成一個微觀世界的同時，更重視對構成倫敦的各個具體空間元素的描寫，突出倫敦城市空間元素的多樣性特征。“在以倫敦為主題的隨筆中，他強調，人們不能只談論城市的整體形態，城市只是由眾多個體性元素構成的集合體。”在《卡薩瑪西瑪公主》中，詹姆斯以自己獨特的空間和政治意識對監獄、街道、百貨商店等具體的倫敦城市意象進行了細微的刻畫，并將政治元素有機地融入具體的空間中，使每個被書寫的空間都顯示出時代新興的政治觀念，展示出19世紀80年代倫敦復雜多樣的社會圖景。

《文學與現代都市》，汪民安主編，汪民安、上官燕、張杰、姚云帆、王彥軍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12月。

來源：王彥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