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日記的強者們

太平天國戰爭時期，瘟疫的大規模爆發，席卷大江南北；剝奪病人的生命，也摧毀健在者的意志。推測這場瘟疫的病種包含天花、霍亂等惡性傳染性疾病，傳播速度與破壞力都相當驚人。今天我們不僅可以從傳記、方志的記載中看到冰冷的史實與數據，也可以從大量刊布的當事人日記中，去看那段時期的生離死別；筆者曾撰《馮夢禎〈快雪堂日記〉中的故人與喪事》，時間在晚明小冰期，咸同年間的故人之喪頻率無疑要高很多。如曾國藩（1811-1872）、莫有芝（1811-1871）與趙列文（1832-1893）等人的日記都不同程度地記錄了身邊親屬、賓朋染疫故去的情形，如他們日記中共同出現一位叫周騰虎（1816-1862）的友人患疾而亡的經過。趙列文日記不僅有周騰虎幾日間屢次昏冒，還同時記錄仆人李宜病發渾身臭氣。曾國藩日記中染病故去的人物更多，身邊的親人、仆從和幕僚皆有提及，如其妾吃不下飯、夜不能寐等等癥狀。而曾國藩與莫友芝日記中皆記錄，視察鮑超軍中傳染極為嚴重，已經到了喪失戰斗力的程度。

曾國藩

日記中的患者短時間內死于高熱、腹瀉等癥狀，這種情形極類霍亂，傳染性極強，在公共衛生觀念尚未建立的晚清，與病患的相處接觸，甚至后事安排，都增加了巨大的感染風險。曾國藩、莫有芝、趙列文不僅記錄大疫下的社會生活的種種面貌，也意想不到地展示出各自天賦異稟的一面。某部電影里一句“正經人誰寫日記”，使得日記寫作遭到不少戲謔；但曾國藩卻用現實告訴今天的讀者，關鍵時刻，只有健康的強者才會寫日記；即便經歷瘟疫，并與感染者緊密接觸，曾國藩不過“似患瘧疾之象”、莫有芝僅僅“發寒、感冒”持續一月，想必那不僅僅是醫藥支持的結果，無論身心他們都強大得可怕。從今后再讀古人日記，不僅看日記中的瑣碎自語，最先映入眼簾的應該是那些寫日記的強者們。

一

與歷史上的強者們一樣，日記照理也不易研究。日記文獻有很強的私人性，所涉人物事件不易考究；而入清以來傳世日記體量不論種類還是長度都頗為巨大，其記錄又偏于碎片化，不僅不易卒讀，也不易收集研究問題。不過堯育飛的《大清萬象：清代日記中的情感世界和社會生活》為讀者提供了全新的日記研究視角。書中所及日記，雖不乏名家手筆，多數卻是小人物日記。雖然作者自謙偏愛小人物，未免使人覺其學術眼光不宏，劍走偏鋒；但揆諸清代歷史，實在是大人物決定歷史走向，確有值得關照之處。

《大清萬象：清代日記中的情感世界和社會生活》，堯育飛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年1月

新書八章加緒論、總結，內容大致分三大類，首先對交錯記載同一話題的關注；作者以《三十種日記中的出洋五大臣被炸案》《同治元年瘟疫下的眾生》《新年發筆與清代讀書人的儀式感》三章，探尋如何在不同的日記記載中，尋求歷史的過程。第二部分則為個人日記中的隱微書寫，其中有《曾國藩的圍棋事業》《一位晚清知縣的“文字世界”》《清末官員恩光的感情世界》《郭曾炘：一位清遺民的自我修養》多篇，挖掘大人物的側面，或者是普通人的情感世界。第三部分《〈湘綺樓日記〉中的飲食地圖》則著重展示了日記中社會生活史，尤其是物質文化的探討，餐食成為其重要的研究對象。育飛兄執教湘江岳麓，對湘菜史關注情有獨鐘，除此篇關注的王闿運之外，另幾位湘菜老饕王秉恩、李輔燿等人日記相繼整理出版，“美食日記”話題可以繼續深入拓展。研究之外，育飛兄也已整理多部日記出版，如《潘鐘瑞日記》《陳曾壽日記》《何紹基日記》《李輔燿長沙日記》等等，對清末民國文人日記可謂稔熟在胸；日記中陳曾壽之于虹口租界的詩文生活，及李輔燿與顏福慶及湘雅醫療等新材料，對于文史學界貢獻同樣巨大。

二

日記之中，文臣武將愛記個人情感，升斗小民則看重家國大事，而王闿運（1833-1916）的《湘綺樓日記》中只有吃飯是天大的事情。《〈湘綺樓日記〉中的飲食地圖》開篇便道王闿運晚年想吃瓜而不得的遺憾，描繪出其愛吃、會吃的形象，進而梳理其記載近五十年的個人飲食史。飲食在王闿運的日記中是對抗無聊日常生活的武器，他不厭其煩地記錄著每頓飯吃了什么、吃沒吃飽等等，也體現出他對食物的偏好。王闿運在飲食上很挑剔，時隔十二年回到故地吃烤鴨，還能比較出味道不如當初，這也與他四處游歷吃喝的經歷分不開。他基本活動在長沙、湘潭等湖南地區，也有入蜀、粵游和北游京師的活動，形成了他廣闊的飲食地圖。

熊掌是他至愛之物，每每吃到，必在日記中留下一筆。朋友們知道后，也偶爾贈之。王闿運的宴飲活動繁多，也曾隨行曾國藩，過上天天吃魚翅的日子，但其飲食水準并不穩定。從日記中看，王闿運對這些山珍海味有不少記載，也有窮困潦倒時以面條包子為趣的經歷，由此反映他的經濟收入并不穩定，也是晚清社會生活變動起伏的寫照。雖然不算奢華，面食在當時仍是較為罕見的食物，王闿運所食，應為妻妾所做。宴會活動中，他也與各位朋友討論請教烹飪手藝，在日記中記下菜譜，后其妻子逝世，這些食譜便派上了用場。

除了愛吃，王闿運也常對美食進行一番考證，推源溯流，感受各地的飲食習俗。吃得多了，飲食逐漸成為其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日記中的飲食書寫自然也有了價值。對于他記載的飲食文字，最大特色便是真實。一頓飯的經過、同桌人的行為以及自己沒吃飽的窘態，都被他一一記下，給讀者同席共飲般的感受。有時還借他人傳閱日記之機，傳遞自己想吃餅的小心愿，生動有趣。

三

與投贈序跋、身后諛墓等文字比起來，日記文獻中的情感史材料恐怕最值得信賴；《清末官員恩光的感情世界》一章以學部官員恩光為主體，從日記中探析其情感變化與心理活動，凸顯日記文獻的個人性與獨特性。

恩光的日記寫作充滿著情緒化色彩，感情生活占據很大比重，留下了一部少見的“言情日記”。其情感脈絡的記載始于日記中頻繁出現的“成”。“成”即恩光的仆人李成，也以“緣”“源”等昵稱在日記中出現。從日記中得知二人遠非普通的主仆關系，而是有著特殊情誼的伴侶。李成自宣統元年十月開始服侍恩光，兩月內二人感情逐漸升溫，恩光到處游歷都帶著他，至十二月底被家中人察覺，開始排擠李成。李成一直被恩光家人冷落，至宣統二年（1910）四月七日，被逐出府邸，當時恩光六十歲，李成應不過三十歲。此后，李成幾乎每天都出現在恩光的日記中，對愛人無與倫比的思念讓恩光夜不能寐，在深夜記下郁悶糾結的文字，有時如林黛玉般嘮叨不已。為了早日與李成相聚，恩光還極力謀求京師圖書館的職位，以搬出家中，在圖書館旁租房。十月李成搬來與他同居，敘話頗多。后再次被恩光家人發現，妻子鬧上門來，難以應付，又因開銷日益增大，二人在度過一小段親密時光后，感情逐漸變淡。有趣的是，作者在文中總結，兩人關系親密時，恩光日記中記“緣”多于“成”；關系疏遠時，則多記“成”，以此判斷情感的親疏。二人關系疏遠后，日記中再未出現過“緣”字，至宣統三年十二月李成自行結婚，這段感情也隨之結束。如同熱戀中的情侶，恩光的心情隨著二人關系的疏密而跌宕起伏，在日記文字中暴露無遺。

處于辛亥革命后的易代之際，恩光內心依然選擇效忠清朝，可現實的窮困與動蕩的社會不斷打擊著他的內心，使他開始尋找新的情感寄托。1913年七月，曾遇一庖廚李猛，此后不可控制地思念他，于日記中反復記載。李猛小恩光36歲，在不斷地尋訪下，二人終于相遇，李猛恰似當年的李成，成為了恩光生活中為數不多的盼頭。從二人相遇起的五個月，恩光日日思念李猛，記錄在冊，日記雖到1913年便終止，但想必李猛的陪伴并沒有馬上消失。

作者劃出恩光感情世界的三條主線，一是與家人的情感、二是和仆人的關系，其余則為李成等人。恩光的日記中大量都是傷感、悲憤、煩悶等情緒。與李成感情漸冷的日子中，恩光與家人的關系有所緩和，生活即將恢復平靜之際，他賴以生存的清王朝又滅亡了，這一時期，他又開啟了一段與庖廚李猛的新感情。三條感情線的波動與變化反映出恩光強烈的個人性，也照見出這樣一位孤獨的老人，他在情感甜蜜時在日記中鄭重記錄李成的生日，遇見李猛之后，則再無著墨。與李成分開后的幾年里，恩光的思緒常常被午夜的鐘聲拉回1910年與其同居廣化寺的冬天，也可見那段感情在他心中的分量。作者將生日與鐘樓的聲點視作時間的指征，得以在一段段文字中見證恩光充沛的情感。

人們歷來將私人情感的表達聚焦在自己最想展示的部分，盡管清代以來狎玩孌童等現象已較為普遍，但同性之愛在文字記載中依舊十分謹慎，即使是最為私密的日記。恩光在日記中毫不避諱地記錄與李成、李猛二人的感情經歷，恰恰展現了日記作為史料的真實性，并非作者想展示給后人看到， 而是在那個時代當下他內心最真實的情感，在日記文字中，讓我們得以窺見清代真實的、私領域的隱晦愛情。文末強調回歸情感維度觀照日記，以探求日記所載時代里個體的生命世界。人們普遍關注日記作為私人史料的重要性，卻忽略其主體的情感世界。日記研究也應回歸到材料的原始語境下，在“文學”之外，對話一個個鮮活的個體。

四

日記也是觀察歷史傳統的重要入口。書中論及清代文人“元旦發筆”的文化傳統，則展示了讀書人內心的重要儀式感。新年發筆，即新年第一天在紅箋上寫下吉祥話，或是自己的小小心愿。這一事項的記載出現在清代數百份日記中，成為一種文字信仰的共識。發筆的內容是松散的，甚至未必全是文字，在各種日記中，可以看見其在不同個體筆下的微小變化。

隨時代發展，以梁章鉅（1775-1849）為代表的讀書人已經將新年發筆的愿望從簡單的“萬事大吉”逐漸聚焦到科舉領域或是特定的讀書范圍，成為科考順利的一種信念，甚或寫為“元旦舉筆”。這一定程度上也意味著讀書人單純想要進步的心態已經發生變化；徐珂（1869-1928）的《清稗類鈔》中卻將這一習俗歸為“迷信”行為；對吳大澂（1835-1902）、倪稻孫（1774-1818）而言，可以作畫開筆；陶濬宣則以臨習漢碑為樂。

對于中下層文人，新年發筆更是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舉動之一，蕭穆（1834-1904）專注寫作，讀書寫字可謂是再日常不過的事，卻堅持在元旦這日用心挑選閱讀書籍，“試筆”祈望改變生活現狀，可見這一小小習俗在清代讀書人心中的強烈儀式感。高官也注重發筆一事，與文人不同的是，他們似乎更在意發筆地點。以潘祖蔭（1830-1890）為代表的清代內廷大臣頻頻在日記中提及在“懋勤殿”試筆一事，似為內廷傳統，而內容則傾向雍容之態，帶著些“公開表演”的性質。

大量日記的聚合下，不難考證出元旦發筆的時間與體例，如因天氣、身體等原因，有些文人在元旦后幾天才開始此事。對于數十年如一日的記載，則可探尋獨屬于個體的特殊體例。如郭嵩燾在賦閑期間嘗試出了元旦試筆詩的體例，楊葆光則在發筆中毫不避諱地流露出對功名富貴的追求。除了一些個人性的創新，也有模件化的應付之作。紹英（1861-1925）日記中對元旦舉筆的連續性記載內容高度相似，主要從家國與個人兩個方面展開，每年微小的變化卻又為其個人性的展示留下了一定空間。

日記中的發筆往往隱含著作者的種種心愿，而正是我們在公共性文獻中看不到的。清代文人端莊形象的背后也有著自己的小小堅持與要求，或許并未想向外界表達，卻在今日被我們所讀，感受到那個時代所獨有的、真實的儀式感，亦是個人日記在歷史研究中的可愛之處。

五

書中最引人注目的《三十種日記中的出洋五大臣被炸案》一章，則為未來日記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范式。日記的背后體現的是個人立場，我們在日記中看到一個人的生活、交游往往都基于單一視角，而將不同日記中對同一件事的描寫聚合起來，或許就能看到多種立場下客觀真實的歷史經過。

1905年，慈禧太后與光緒帝為振興清帝國，決定重啟改革大業，派戴鴻慈（1853-1910）、徐世昌（1855-1939）、端方（1861-1911）、紹英（1861-1925）、載澤（1868-1929）五位出洋大臣分赴各國考察政治。時年八月二十六日（9月24日），五人出行的火車站發生爆炸案，成為近代史的重要事件。本書中選取關涉此案人員的三十種日記對讀，以還原出更為立體的歷史現場。

1905年12月，五大臣及隨員在羅馬合影。

先是當事人的回憶。五位大臣中，戴鴻慈留有《出使九國日記》，徐世昌、紹英也有日記存世。作者結合三人日記，詳細討論了幾人的傷勢情況，并從他們對整件事記載的詳略中管窺其不同的處事風格。戴鴻慈記錄了五人分散在兩節車廂中，載澤和紹英受傷較重，對于紹英的具體傷情，則需在其日記中探尋。其余三人次日面見圣上，稟報一切，共有三人被炸死，十幾人受傷。五人均受慈禧賞賜，紹英僅在日記中簡略記載，徐世昌則詳細羅列，日記中少見軍國大事。

同在現場的送行人員也有部分日記存世。順天府通州人王振聲（1842-1922）時任徽州知府，也在送行的隊伍中。其日記中對爆炸案的記述十分簡略，不過作者卻由此發現了歷史記載中的低位者與高位者的“不對等現象”，別有意味。蘇州潘氏家族的潘承曜與京師實業學堂學生同在列隊送行隊伍，雖未有日記留存，這一青年學生視角下的案發現場卻經轉述被照錄在文獻學家王欣夫（1901-1966）的父親王祖詢（1869-？）的日記中。唐文治（1865-1954）在年譜中對此事也有著墨，從其記錄來看，雖有缺誤，反而側面印證了其年譜編纂的材料來源的真實性，脈脈相通。不同視角下對爆炸案的關注點各不相同，從而組成一段完整而真實的歷史記錄。

特別的是，作者還以爆炸案消息的傳播為線，據相關日記記載此事的時間差別，揭示清末各地獲取最新資訊的時空觀差異。消息最先在京城內傳開，于劉鐵云（1857-1909）、翰林院編修吳蔭培（1851-1930）、軍機大臣榮慶（1859-1917）、步軍統領那桐（1856-1925）等人日記中有記載。大部分天津人幾乎在次日才獲悉此事，且是通過口耳相傳，讓他們能立即赴京慰問朋友。更遠地區如上海、廣州等基本在兩天內通過電報知曉。此外，獲取信息大抵只能通過報刊，據各日記記載，湖北、長沙、杭州等地均在三日左右才能實現信息覆蓋，由此判斷清末也有“一/二線城市”之分。由于電報的性質，海外甚至比國內許多地區更早收到消息，如時于倫敦的張德彝（1847-1918）在八月廿九日即收到外務部來電，而在廣西的邊防督辦鄭孝胥（1860-1938）至九月初十才知曉。

“文人們在不同的時間、地點記錄下爆炸案這件事，使其成為觀測身處不同時空文人所思所感的共有通道。由此，零零散散的日記具備重新連接成為整體觀照時代的重要材料、重要視角，同時，也是一種有意味的方法。”使用日記還原歷史事件是學界常見的研究方法，但結合三十種日記對讀并梳理出清楚翔實的歷史線索，是不多見的。其數量之多、內容之繁復足見作者的清晰思路以及大量的知識儲備，在如此體量的文獻中挖掘重點，梳理、概括并找到共性，與時代的各個層面相應，為爾后日記研究提供了一種多時空視角下的方法論范式。

小結

日記文本的研究，相較于傳統歷史、文學文獻的研究，區別無疑是顯而易見的：如日記更碎、更無序，細枝末節，體量也更大；今天問世的日記文本正在逐步“巨冊化”。在海量日記文本中，研究者發現其中不僅有個人的私密書寫，也擁有相當的公共性與集體關照，這是早年所未有的研究條件。這些研究關注重點的轉移，或許都來自日記文本最大的特質：真實。日記的真實價值可以用微積分的道理解釋。數學中，微分是對研究對象局部變化率的一種線性描述與求和。這一概念，是在解決數學中“直”與“曲”的矛盾里產生的。描述“直”，只消中學數學里的線性方程，就能呈現，但“曲”則沒那么簡單，尤其是不規則的曲線，那就需要借鑒“微分”概念了。用最直觀的語言描述，微分的意義，第一在于表示一個微小的量，第二，微分可以把經過線性函數的數值計算結果，作為本來函數的數值近似值。借此來比喻日記，日記的每一天、每一條細瑣的記載都是一個微小的量，且自帶不同線性函數方程，而每一種日記就是他們不同線性函數的集合，也就是日記作者各自不同而真實的人生。

每一段真實的人生都是有無窮的瑣碎與無意義，按照一定的軌跡拼接成的；而日記則是這些逝去的人生里最真實的痕跡。除去刻意的修改，絕大部分日記都擁有相當的歷史真實與立場真實；所載的時地人事與喜怒哀樂，無疑都可以成為準確的依據。而對日記研究中開展的問題，雖然不全是至關重要的“大問題”，但觥籌交錯、聲色犬馬、世態炎涼，以及以往被忽略的疾病、醫學甚至氣候變遷，都成為日記文獻最優勢的地方。相比而言，今日人文學科研究多求“大話題”“大思考”，發揮古人大意，一如陳寅恪譏馮友蘭“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多是悖離學科之旨，來推測古人之意。育飛兄每以日記研究視角受限，大有“日記極端主義”的風險自謙，實則為讀者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子，從真實的古人生活中尋找真實歷史的印記，以及屬于人文研究本來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