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小城春秋》創作的前前后后

1956年6月12日凌晨，天津人民醫院的走廊里燈光昏黃。高云覽剛剛把改到第六稿的《小城春秋》交到作家出版社編輯手中，仍不放心，拽住年輕編輯低聲囑咐：“務必把第七章里那句臺詞再核一核。”醫生勸他保重，他只是擺手：“書要緊。”這一幕，常被家人視作他生命最后的注腳。

誰能想到，這部二十余萬字的長篇，真正的種子，其實早在1930年的廈門埋下。5月25日凌晨的槍聲劃破閩南港口的晨霧，十一名地下黨員闖入思明監獄，四十多位革命者沖破鐵門，警笛與吶喊交織。十八歲的高云覽就站在街角，他看見了火光，也看見了從囚車上跳下的劉瑞生、陳伯生。那震耳欲聾的一刻，此后的二十多年，他都在尋找一種文字去復原那股堪比爆炸的信念。

追溯更早，他原是廈門橋亭街小酒店老板的兒子。酒店倒閉，他為了省學費輟學自修，偷偷摸摸在報紙副刊上投詩，偶有豆腐塊刊出，興奮得一夜未睡。郁達夫的《沉淪》給了他寫作沖動，陳三民寄來的《怪物》小冊子則推開了革命大門。少年讀書人自此把“寫字”和“救國”系在一起，再也分不開。

1928年，父親病逝，家境中落。他在《廈門商報》寫辛辣短評，結果幾周就被炒魷魚。輾轉漳州、石碼多所中學教書的間隙，他執筆寫下了日記體中篇《前夜》，初版印成時，他還在為了飯錢進出小飯館談課時費。然而《前夜》點亮了他心底那句誓言：總得給劫獄的那些烈士留下一紙春秋。

抗戰爆發，高云覽跑去馬來亞麻坡教書。當地土熱，蚊蟲猖獗，他白天管學生，夜里寫社論，罵日本軍國主義也罵蔣介石的不抵抗。有人勸他低調，他笑言：“筆底下有火，堵不住。”隨后又以《南洋商報》記者的身份北上戰區，跟張楚琨一道沖進炮火堆里，訪葉挺、見周恩來，在中條山前線給南洋同胞寫信：“祖國沒倒，咱們誰也別掉隊！”

太平洋戰爭爆發，他被迫退到蘇門答臘密林，一手寫抗日傳單，一手熬制“祝君早安”肥皂換糧。日軍搜山時，郁達夫悄聲對他說：“活下去，把故事寫出來。”這句話他記了一輩子。

1948年冬，“南元”“南美”兩條商船掛滿紅燈，自新加坡駛向北方。英艦探照燈追來，他同船長一句生硬的粵語對話成了傳奇：“拼咯！”“拼！”船尾立著大字——“南僑支援祖國”。三個月后，兩船將大批軍需卸在煙臺，完成華僑海上輸送中最驚險的一跳。

新中國成立，高云覽帶著六口之家落腳津門。白天跑業務，晚上伏案。有人問他為何不專職寫作，他說生計要顧，船賣給國家了，總不能讓孩子揭不開鍋。1952年春，他翻出舊稿，撕了又貼，貼了再撕，把單一的“劫獄故事”擴展為十年風云圖：小城廈門的碼頭、市舶、書院、報館、茶寮、監牢，一道排開；何劍平、秀葦、吳七、吳堅等各色人物，前赴后繼。寫到深夜，他常被自己寫的對話逗笑，轉瞬又落淚。

寫作之余，他反復重讀《紅樓夢》。他說曹雪芹讓每個人物都“聞如其聲”，那才是小說。于是他給吳七的方言加進閩腔，“阿弟，咱若不拼命，命會撂著伊人腳邊。”這樣一改，整段文字立刻活了。天津的朋友陳元寧讀完試行稿，直言秀葦的話太像讀報紙，少了味道。高云覽連夜改，把書生腔揉進她的猶豫和倔強，直至聽者點頭。

《小城春秋》初稿脫稿時，已近三十萬字。出版社精簡到二十三萬字，仍嫌厚。高云覽卻堅持留下第九章的戲臺一幕，理由簡單：“戲臺是小城的靈魂，不能砍。”這股倔氣，與當年他悼念魯迅時說的“硬骨頭”如出一轍。

小說印行后，讀者回函雪片似的飛到天津，有人說讀到“破監夜”血脈噴張，有人說何劍平像極了自己在南洋捐款的兄長。不到兩年，印數已過二十萬。來自古巴的西班牙語版樣書寄到家門，高迅瑩托人翻譯，才知道書名被譯成“La Ciudad y la Tempestad”——城市與風暴，倒也別有一番味道。

遺憾的是，作者沒等到親手翻開樣書。手術后那天清晨，他合上眼睛，旁人以為他昏睡，護士輕聲道：“高先生，放心吧，書已經排版。”他微微點頭，嘴角帶著一絲滿足。次日，病房外的槐樹落下一場夏雨，打在窗上，像是翻頁的聲音。

如今再讀《小城春秋》，人們常贊它與《青春之歌》并峙，一南一北，映出亂世里知識分子投身革命的兩道剪影。奇妙的是，這部書的誕生同樣像一次“劫獄”——從回憶里把英烈劫出來，讓他們在紙面、在后輩心中繼續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