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歐美的環保全是生意？

誰敢支持全球航運凈零排放框架，就等著挨美國收拾。2025年倫敦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會議期間，上演了一出國際外交場上極為罕見的流氓戲碼。美國代表竟以卡簽證、加關稅等流氓手段威脅他國談判代表，要求他們向國內匯報，改變本國對全球航運凈零排放的支持態度。

如此赤裸裸的霸凌行徑，讓身為國際舞臺知名“攪屎棍”的英國都大為震驚。《金融時報》在報道此事時，也忍不住批評美國的流氓手段。據該報披露，美方的恐嚇手段不僅包括卡簽證、加關稅，還在茶歇期間接近各國官員，警告他們若支持該框架，未來可能無法過境美國，其家人也可能面臨入境限制。甚至，美方還向多個國家發出外交照會，威脅采取報復措施。

尤為諷刺的是，如今美國耍流氓也要破壞的全球航運凈零排放框架，原本還是在歐美的倡導下提出的。如果說美國的這場“環保回旋鏢”，還可以解釋為政府換屆后新上臺的特朗普一直不買民主黨環保政策的賬，那么至今仍在國際舞臺上高舉環保大旗的歐洲，其環保成績同樣拿不出手——尤其是在俄烏沖突爆發后，歐洲被切斷俄羅斯廉價天然氣供應，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歐洲各國又是重啟煤電，又是豁免碳關稅，用實際行動不斷打自己的臉。

作為環保理念的首倡者，歐美的環保實踐最終為何都成了大型回旋鏢現場？歐美在環保問題上的表現，實在令人玩味。

首先必須承認，在環保概念的提出上，歐美確實是國際先驅。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雷切爾·卡遜出版著作《寂靜的春天》，其中詳細描述了DDT的大規模使用對環境的嚴重破壞，促使美國各州陸續立法禁用DDT。該書也因此被公認為環保啟蒙的標志。

也就在同一時期，歐洲社會的一群年輕人開始公開表達對氣候變化、工業污染的擔憂，并得到許多民眾的支持。畢竟，工業對環境造成的污染，是普通生活污染和傳統農業污染望塵莫及的。而歐美作為工業革命的先發國家，在環境污染問題上也走在世界前列。

早在19世紀，倫敦就因工廠燃煤產生的煙霧污染，獲得了“霧都”稱號。到了20世紀，隨著化工、冶煉、汽車等工業的興起與發展，工業污染的危害愈發嚴重，對民眾健康乃至生命安全構成直接威脅。在20世紀30至60年代，僅引發國際輿論廣泛關注的、由工業污染導致的公共健康危機，在歐美和日本就發生了8起，被稱為“八大環境公害事件”。

這八大公害事件每一樁都造成嚴重傷亡與健康損害：比利時馬斯河谷煙霧事件致上千人患病、63人死亡；美國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導致大量居民出現眼部和呼吸道癥狀，65歲以上老人死亡400余人；倫敦煙霧事件短短5天致4000多人死亡，后續兩個月又有8000人陸續喪生；日本水俁病事件、富山骨痛病事件等更是造成數百人死亡、數千人致殘。而那些未被廣泛報道、波及范圍有限、對健康影響相對較輕的污染問題，數量更是難以統計。

歐美民眾深受環境污染之苦，自然希望改善狀況。因此，環保概念一經提出，立刻在歐美民間大受歡迎，形成巨大社會聲量。在此背景下，1968年，瑞典率先向聯合國建議，由聯合國出面召集各國共同討論環境問題。經過幾年協調籌備，1972年第一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在斯德哥爾摩召開，會議通過了著名的《人類環境宣言》，呼吁各國政府和人民為保護和改善人類環境而努力。

為履行國際承諾，也為了應對同期爆發的石油危機，歐美在20世紀70至80年代率先提出發展以光伏為代表的清潔能源產業。同時，為安撫國內民眾對環境污染日益強烈的怨氣，這一時期，歐美開始將高污染、低技術產業向其他國家轉移，并順帶將部分垃圾輸出到國外。

經過這一番污染轉移操作，歐美的環境質量自然大幅提升，而那些曾環境優美的發展中國家，卻因開啟工業化進程，不得不面對污染難題。歐美敏銳地意識到，環保問題可以成為打壓發展中國家的絕佳議題，于是一改過去對國內環保運動的壓制態度，轉而主動助推其發展。他們利用青少年的天真與熱忱，推出一代代“環保少年”“環保少女”，站在“保護環境就是保護人類未來”的道德高地上，對為求發展而不得不適度利用環境的發展中國家指指點點。

歐美政府在國際舞臺上的環保態度也驟然積極。在強力推動下，1997年《京都議定書》正式出臺，要求各國以1990年碳排放量為基準制定減排目標。這種目標對尚未完成工業化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極不公平，因此遭到集體抵制。最終，歐美不得不讓步，同意由發達國家先履行減排承諾。

對此，歐美顯然不滿，于是在2009年推出《哥本哈根協議》，規定未來全球合法碳排放總量，并出現“15%的人口占據44%的碳排放配額”的不合理條款，實際上占全球人口不到15%的發達國家，搶先占據全球40%以上的碳排放額度，只給占全球人口85%的發展中國家留下50%多的配額，分配嚴重不公。該協議自然引起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強烈反對，最終未能通過，歐美也因此獲得一個指責發展中國家“不重視環保”的借口。

此后，歐美對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問題指責不斷。中國作為全球最大、也讓歐美倍感威脅的發展中國家，自然首當其沖。然而，別看歐美從民間到政府都將環保口號喊得震天響，似乎極其重視環境，但真到行動層面，情況就復雜得多。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深受污染之苦的民眾迫切希望改善環境，歐美政府為爭取選票，對環保議題多少有所表態，但實際上并不上心。畢竟，搞環保要么削減工業規模，要么加強廢棄物處理，前者關乎國家競爭力與就業，后者意味著提高生產成本，兩者都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忌。在這種情況下，歐美在環保問題上只空喊口號、鮮有實質作為，也就不足為奇。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歐美的環境改善，并非因為政府在環境治理上付出多少努力，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資本家發現去第三世界建廠成本更低、利潤更高，于是主動將高污染產業移出國內。在真正能根本解決問題的節能減排、環境治理方面，指望政府不如指望企業，畢竟企業為了節省能源成本，確實可能投入研發。

但在歐美的票選政治環境下，政府不愿為環境治理這種長期投入、短期難見效、甚至可能影響下屆政績的項目撥款。直到20世紀90年代，歐美政府對環保態度轉變，除了打壓發展中國家的意圖外，還因為隨著金融化加深，環保開始變得有利可圖。

一旦碳排放變成有限制的稀缺品，它就成了絕佳的金融產品，對這些金融主導型國家而言，多一件優質金融產品無疑是重大利好。正因如此，他們才愿意“吃虧”，比發展中國家先執行減排承諾。畢竟，碳交易市場早一天建立，投資公司與交易所就能多賺一天錢，收益遠高于環保投入。

不僅如此，只要思路放開，連環保項目本身都能成為斂財工具。例如瑞典，通過修建垃圾焚燒發電廠幫其他國家處理垃圾，每年收取超1億美元處理費，對北歐小國來說是一筆可觀收入。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瑞典本國的垃圾處理方式并不單一依賴焚燒，也有繼續填埋的情況，畢竟垃圾焚燒廠的廢氣處理系統雖能將有毒物質控制在極低水平，但建設和運營成本確實高昂。

事實上，瑞典垃圾回收利用率高達99%，其中49%通過焚燒轉化為能源，僅1%填埋。其垃圾焚燒技術成熟，二噁英排放接近零，還能為城市提供供暖和電力。但這并不妨礙其通過進口垃圾、收取處理費獲利。原文中“瑞典自己垃圾多填埋”的表述需客觀修正，以免誤導。縱觀歐美，所謂“成功環保項目”，大多要么像瑞典這樣有利可圖，要么是小規模試點面子工程。至于那些真正改善環境卻無利可圖的大項目，看看巴黎奧運會上依舊水質不達標的塞納河便知，2024年巴黎奧運會期間，因塞納河水質不達標，鐵人三項男子個人賽被推遲，游泳訓練取消。即使官方稱是降雨導致的臨時問題，也難以掩蓋其長期環境治理不力的現實。

歐美政府搞環保全是為了生意，民間情況也不遑多讓。起初，歐美民間環保運動多少出于真心，但隨著本地環境改善與政府資金介入，情況開始變化。真正做事的環保組織與人士在達成初步目標后功成身退，留下的多是打著環保旗號謀利的投機者。

這些投機者中，一部分受美國支持，借環保之名在歐洲制造破壞，目的是讓歐洲經濟雪上加霜，徹底失去與美國抗衡的能力；另一部分則以環保為名向企業收取“保護費”，只要錢到位，哪怕廢水直排，他們也閉口不言；反之，若企業不給錢，再環保的項目也能被挑出毛病。

就歐美這種搞法，其環保事業注定難有真正進展。如今，當初吹下的環保大話已接近驗收時刻，歐美自然要開始收獲大批“回旋鏢”，為自己的虛偽與功利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