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末藩鎮割據以來，宋明兩朝都不約而同走向“崇文抑武”的道路

從藩鎮割據到文治天下——宋明兩代崇文抑武的歷史邏輯與制度困局

一、唐末五代的血色記憶：武將專權的歷史夢魘

唐末：五代十國，藩鎮割據

公元907年，朱溫弒唐哀帝，拉開五代十國的亂世序幕。在這五十三年間，中原政權更迭五次，十余個割據勢力并起，而每一次政權更迭的背后，幾乎都有武將擁兵自重、弒君篡權的身影——后梁朱溫、后唐李存勖、后晉石敬瑭、后漢劉知遠、后周郭威，莫不是手握兵權的藩鎮節度使。藩鎮割據的本質，是武將權力突破制度約束，形成“兵強則逐帥，帥強則叛上”的惡性循環，唐王朝的滅亡與五代的混亂，成為懸掛在宋明兩代帝王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宋太祖趙匡胤本身便是“陳橋兵變”的受益者，他以殿前都點檢的武將身份篡奪后周政權，對武將專權的威脅有著切膚之痛。即位后，他與趙普的對話直指核心：“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戰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趙普的回答一針見血：“此非他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因此，宋朝建立之初，“杯酒釋兵權”只是表象，其核心是通過制度設計瓦解武將與軍隊的私人依附關系，將“君弱臣強”的歷史徹底逆轉。

陳橋兵變，黃袍加身

二、宋朝：以“分權制衡”消解武將威脅的制度實驗

宋朝的崇文抑武，本質是一套精密的“去軍事化”制度建構：

1. 兵權的碎片化分割：

   設立樞密院掌調兵之權，三衙掌統兵之權，率臣掌統兵出征之權，三者互相牽制。樞密院由文官主導，“凡天下兵籍、武官選授及軍師卒戍之政令，悉歸樞密院”，武將雖可任樞密使（如狄青），但終宋一代，文官始終占據主導地位，形成“以文制武”的權力格局。

2. “強干弱枝”與更戍法：

   將全國精銳編為禁軍，屯駐開封，地方僅留老弱廂軍，形成中央對地方的絕對軍事優勢；同時推行更戍法，“兵無常帥，帥無常師”，軍隊定期換防，將領不得久任，徹底切斷武將與軍隊的私人聯系。

3. 文官監軍與社會價值觀重塑：

   在軍事指揮體系中，文官以“經略使”“安撫使”等身份擔任主帥，武將僅為副手；科舉制度的完善使“學而優則仕”成為社會主流，武將被視為“粗鄙武夫”，社會地位遠低于文官。范仲淹、韓琦等文臣可輕易呵斥武將（如韓琦曾言“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者才是好兒郎”），這種觀念滲透到制度肌理，形成“重文輕武”的社會共識。

宋太祖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地方權力

這套制度確實終結了五代的武將亂政，但也付出了沉重代價：軍隊指揮效率低下，“將從中御”導致前線將領缺乏自主權（如雍熙北伐中趙光義遠程畫陣圖指揮），對外戰爭屢遭敗績。遼、金、蒙古的鐵騎頻頻南下，兩宋最終分別亡于異族之手，崇文抑武的制度困局在此顯現——它解決了內部叛亂，卻喪失了對外御侮的能力。

三、明朝：從武功赫赫到文臣掌兵的轉折與必然

與宋朝不同，明朝初期呈現出鮮明的“尚武”色彩。朱元璋以武力定天下，朱棣五次北伐蒙古，武將集團（如徐達、常遇春、藍玉等）既是開國元勛，也是皇權的重要支柱。洪武年間設立的五軍都督府，掌全國軍籍與軍政，與兵部形成“都督府掌兵籍，兵部掌調發”的分權結構，此時武將地位仍高，甚至出現藍玉等權傾一時的軍事統帥。

土木堡之變

但土木堡之變（1449年）成為明朝軍事制度的轉折點。明英宗率五十萬大軍親征瓦剌，結果因宦官王振亂政，全軍覆沒，英國公張輔等功勛武將戰死，武將集團遭受毀滅性打擊。隨后，文臣于謙以兵部尚書身份主持北京保衛戰，力挽狂瀾，開啟了文臣主導軍事的序幕。此后，明朝軍事制度發生三大轉變：

1. 總督、巡撫制度的常態化：

   為協調地方軍政，朝廷派文官擔任“總督”“巡撫”，總領一省或數省的軍事、民政大權，武將（如總兵官）需受其節制。至明朝中后期，薊遼總督、三邊總督等職位皆由文官擔任，形成“文臣為大帥，武將為偏裨”的格局。

2. 兵科給事中與監軍制度的強化：

   文官通過“兵科給事中”參與軍事決策，又以“監軍”身份監督武將，甚至出現“督撫鎮道，權力相掣”的局面。萬歷年間，薊鎮總兵戚繼光雖為名將，卻需依附首輔張居正才能施展抱負，可見武將地位已大幅下降。

3. 軍戶制度敗壞與文官集團的利益固化：

   明朝中期以后，軍戶制因腐敗而崩潰，募兵制興起，但軍費籌措、糧餉調配皆由文官主導的戶部掌控，武將缺乏財政自主權。同時，文官集團通過科舉形成利益共同體，視武將為“粗人”，甚至刻意壓制軍功（如明末熊廷弼、袁崇煥屢遭彈劾）。

文臣集團崛起，武將地位下降

四、宋明共性：中央集權訴求下的“路徑依賴”

盡管宋明兩代崇文抑武的起點不同（宋從建國始，明從中期始），但其底層邏輯高度相似：

1. 對“安內”的極致追求：

   唐末五代的教訓讓帝王深信，內部武將叛亂的威脅遠大于外部邊患。宋朝“強干弱枝”防止地方割據，明朝以文臣監軍杜絕武將專權，本質都是將“皇權穩固”置于“軍事效率”之上。朱元璋曾言：“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這種思維延伸到軍事領域，便是以制度犧牲戰斗力來換取內部穩定。

2. 文官制度的成熟與皇權的借力：

   宋明兩代都是文官制度高度發達的朝代，科舉制塑造了龐大的文官集團，他們既忠于皇權，又具備系統化的治理能力。帝王借文官之手制衡武將，本質是利用文官集團的專業性與權力依附性，實現“以文馭武”的集權目標。如宋朝樞密院、明朝兵部，皆為文官掌控軍權的制度化工具。

3. 儒家思想的意識形態強化：

   宋朝理學、明朝心學皆強調“重義輕利”“文治優先”，將軍事視為“不得已而用之”的手段。文官以“儒家正統”自居，視武將為“匹夫之勇”，這種價值觀通過科舉、教育滲透到社會各層面，形成對武將的系統性壓制。

五、歷史的吊詭：崇文抑武的得與失

文臣武將與皇帝

宋明兩代的崇文抑武，確實實現了內部的長期穩定——兩宋三百余年無大規模武將叛亂，明朝自土木堡之變后也未出現藩鎮割據。但這種穩定的代價是軍事活力的枯竭：宋朝對遼、金、西夏長期被動挨打，明朝中后期在倭寇、蒙古、女真的侵擾下疲于奔命，最終皆因外患（或內外交困）而亡。

更深刻的矛盾在于：當王朝需要軍事力量自救時，崇文抑武的制度慣性卻成為最大障礙。南宋岳飛“直搗黃龍”的壯志被十二道金牌打斷，明末袁崇煥“五年復遼”的計劃毀于文官集團的猜忌，本質都是制度對軍事人才的扼殺。當朱元璋的“衛所制”、宋太祖的“更戍法”在時代變遷中僵化，當文官集團的利益凌駕于國家安危之上，曾經服務于集權的制度，最終成為王朝覆滅的催化劑。

歷史結語：歷史既不能缺少文臣也不能缺少武將，需要二者同時兼備方可

從唐末藩鎮到宋明文治，中國古代王朝在“武將專權”與“軍事孱弱”之間走出了一條曲折的平衡之路，而這條道路的盡頭，既是中央集權的巔峰，也埋下了近代中國軍事落后的歷史伏筆。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為防范“過去的危險”而設計的制度，往往會制造“未來的危機”，宋明兩代的選擇，正是這一悖論的經典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