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酗酒事件，幾乎貫穿了唐末五代藩鎮之間的恩怨情仇

公元884年，唐僖宗中和四年的五月，黃巢的“大齊軍”在屠戮了長安及其近郊之后，迫于糧食后勤壓力，以及周邊藩鎮越來越緊的逼迫，倉促東撤。

黃巢主力從長安敗退后，余部仍在河南一帶活動，圍攻陳州。宣武節度使朱全忠，也就是原來的朱溫，當時鎮守汴州，面對黃巢軍的壓力，感到力不從心。他向周邊藩鎮求援，其中最重要的求助對象，便是河東節度使李克用。

李克用是沙陀族人，勇猛善戰，麾下的沙陀騎兵在當時堪稱勁旅。接到求援后，李克用率軍南下，與朱溫等部聯合，在王滿渡等地大破黃巢軍，解了汴州之圍。戰事告一段落，李克用準備率軍北返太原。途經汴州時，朱溫為表感謝，力邀李克用入城，在上源驛設宴款待。這場本該是賓主盡歡的慶功宴，卻成了改變歷史走向的轉折點。

李克用出身游牧權貴家庭，為人沒那么多心眼，對人對事的方式只看表面，如果喝高興了互相稱兄道弟，李克用就真把對方當兄弟。可是，朱溫卻沒那么好心眼。他看出李克用僅率少數兵力前來赴宴，因此起了圖謀之心。《舊唐書》記載：“節度使朱全忠館克用于上源驛。全忠以克用兵力寡弱，大軍在遠，乃圖之。”這段話點明了朱溫的算計。他看到李克用只帶了少量隨從入城，主力部隊遠在城外，便認為這是除掉潛在對手的良機。

朱溫出身貧寒，早年參加黃巢起義，后來叛歸唐朝，被賜名“全忠”，但他野心勃勃，深知要在亂世中立足，必須掃除障礙。李克用年輕氣盛，戰功顯赫，又是沙陀貴族，對朱溫而言，既是曾經的救命恩人，更是未來爭霸天下的心腹大患。民間因此常將此事比作五代版的“鴻門宴”。

當然，站在朱溫的角度上并不這么看。如《梁太祖編遺錄》所述，稱李克用在宴會上“乘醉任氣”，“語頗侵之”。意思是李克用喝醉后意氣用事，言語間冒犯了朱溫。后唐的史書《舊五代史》則提供了另一個細節：“武皇酒酣，戲諸侍妓，與汴帥握手，敘破賊事以為樂。”說李克用酒酣之際，與陪酒的舞女調笑，又握著朱溫的手暢談破敵趣事，場面看似融洽。但緊接著筆鋒一轉，指出“汴帥素忌武皇”，朱溫本就忌憚李克用，于是與部將楊彥洪密謀發難。無論具體細節如何，酒宴上的言語或行為沖突，可能成為了點燃火藥桶的那顆火星。

五月十四日夜，上源驛內燈火通明，朱李雙方宴飲直至深夜。李克用及其三百余名親隨、監軍陳景思、大將史敬思等皆已酒醉，留宿驛館。朱溫則假裝酒醉后退居密室悄然布置，他命令部將楊彥洪用大車和柵欄堵塞了驛館周圍的街巷通道，以阻斷突圍之路，并埋伏下弓箭手與士兵。準備就緒后，朱溫一聲令下，圍攻開始。士兵們向驛館投擲火把，瞬間火光四起，喊殺聲震天。

驛館內的李克用沉醉不醒。侍從郭景銖見情況危急，急忙沖入室內，先熄滅燭火以避弓矢，再用茵幕（被褥）將李克用包裹起來，藏于床下。他取來冷水潑灑在李克用臉上，急切地喚醒他：“汴帥謀害司空！”李克用這才從醉夢中驚醒，張目而起，引弓抗敵。此時驛館已被大火和濃煙包圍，李克用的親兵衛隊拼死抵抗，但寡不敵眾。監軍陳景思、大將史敬思等人為掩護李克用突圍，奮力血戰，最終皆歿于亂軍之中。

正當生死一線之際，天氣驟變。《舊唐書》記載：“雷雨驟作，平地水深尺余。”突如其來的暴雨澆滅了部分火焰，也擾亂了圍攻者的視線。借著雷電之光，李克用在薛鐵山、賀回鶻等數名貼身侍衛的拼死護衛下，找到機會，“逾垣僅免”，翻越圍墻，僥幸逃脫。他們狼狽不堪地逃出汴州城，回到城外軍營。而隨他入城的三百余人，幾乎全部罹難。

朱溫發現李克用逃脫后，立即率軍追擊。此時，楊彥洪又獻計道：“胡人急了就會騎馬逃跑，一看到前面騎馬的，咱就放箭。”不料，在混亂的追擊中，楊彥洪這廝求勝心切，騎馬跑在最前面。被朱溫一箭射中，落馬身亡。這一箭是誤傷還是朱溫有意滅口，已成千古之謎。楊彥洪作為具體執行者，他的死讓此事的內情更加撲朔迷離。

李克用逃回大營，驚魂未定，清點損失后更是怒不可遏。他當即就要點兵攻打汴州報仇。其妻劉氏是一位有見識的女性，她冷靜地勸阻了丈夫。劉氏認為，汴人不講道義，謀害主帥，理應上告朝廷，由朝廷主持公道。如果此時擅自興兵，天下人難以明辨是非，反而可能讓朱溫倒打一耙，指責李克用恩將仇報、挑起戰端。李克用聽從了夫人的勸告，強壓怒火，率軍北歸太原。

事件發生后，朱溫曾派人向李克用解釋，說當夜的襲擊是朝廷使者與楊彥洪合謀，自己并不知情。但這種說辭在當時就難以取信于人。黃巢雖敗，其部將秦宗權等勢力仍在，朝廷正倚重李克用這樣的強藩平亂，唐僖宗遠在四川，不太可能在此刻策劃刺殺一位剛剛立下大功的節度使。后世史家多認為，這不過是朱溫事后的推諉之詞。

回到太原后，李克用接連八次向朝廷上表，控訴朱溫“妒功嫉能，陰狡禍賊，異日必為國患”，請求唐廷削奪朱溫官爵，并允許自己發兵討伐。他還派弟弟李克修率領一萬騎兵駐扎在河中地區，擺出進攻姿態。然而，此時的唐朝廷早已權威掃地，面對兩位手握重兵的強藩沖突，唐僖宗除了恐懼，別無他法。朝廷只能派遣宦官作為使者，攜帶優撫詔書前往太原和解，并給李克用加官晉爵，從隴西郡公晉封為隴西郡王，試圖以此平息事端。對于朱溫，朝廷同樣不敢責罰，反而任命其為同平章事，予以安撫。這種和稀泥的做法，根本無法化解深仇大恨。

朱溫則堅稱自己無辜。他寫信給李克用，辯稱“竊發之夜，非仆本心，是朝廷遣天使與牙將楊彥洪同謀也”。將一切罪責推給已死的楊彥洪和虛無縹緲的“朝廷使者”。這番說辭自然無法取信于李克用，雙方的信使往來，不過是公開決裂前最后的禮儀性敷衍。

上源驛的一場大火，燒掉了兩位梟雄之間最后的溫情與偽裝，也徹底燒斷了唐末脆弱的藩鎮平衡。其影響之深遠，遠遠超出了一次未遂的刺殺。從此以后，朱溫與李克用及其家族結下了不共戴天的血仇。

隨行李克用遇害的三百余人中，包括監軍陳景思。正是此人當年向唐王朝舉薦啟用沙陀軍，對李克用有知遇之恩。大將史敬思等也都是沙陀軍中的骨干。這次損失，不僅讓李克用痛失臂膀，更在心理上刻下了無法磨滅的傷痕。從此，以河東太原為中心的李克用集團（晉），與以汴州為中心的朱溫集團（梁），形成了水火不容的對立之勢。中國北方最強大的兩股軍事力量，從短暫的盟友變成了誓要消滅對方的死敵，拉開了長達近四十年“梁晉爭霸”的序幕。

這場爭霸構成了五代初期北方歷史的主線。在接下來的歲月里，雙方在昭義鎮（今山西長治、晉城一帶）等地反復拉鋸爭奪。昭義鎮地處太行山兩側，戰略地位極其重要，誰控制了這里，誰就掌握了進攻對方的跳板。890年，李克用奪取昭義鎮，但不久當地將領叛歸朱溫。雙方圍繞潞州等要地展開激烈爭奪，戰事慘烈。901年和902年，實力逐漸占據上風的朱溫，兩次親率大軍圍攻李克用的老巢太原，企圖一舉鏟除心腹大患。李克用據城死守，加上天氣等因素，朱溫兩次都未能成功。太原的堅守，使得朱溫無法徹底統一北方，天下分裂的格局得以延續。

在朱李兩家拼死鏖斗下，仇恨甚至延續到了下一代。908年，李克用病重臨終前，將兒子李存勖叫到床前，取出三支箭，囑托他三件大事：討伐背叛的幽州劉仁恭，打擊背盟的契丹耶律阿保機，以及消滅世仇朱溫。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三矢之誓”。李存勖將三支箭供奉在宗廟，每次出征便請出一支，戰勝后再送還，以此銘記父志。923年，李存勖最終攻破汴梁，滅亡后梁，建立后唐，算是為父親報了大仇。

上源驛之變表面上看只是一起藩鎮之間的互相吞并事件，但是它非常有標志性意義。加速了唐王朝統治秩序的最終崩潰。事件發生后，朝廷對強藩完全失去了制約能力，只能茍且調和，威信蕩然無存。朱溫在徹底消滅宦官勢力和清流朝臣后，于907年逼迫唐哀帝禪讓，自立為帝，建國號梁，史稱后梁。李克用至死拒不承認后梁，仍沿用唐朝天祐年號，以唐室忠臣自居。這不僅僅是個人恩怨，也使得后梁政權的合法性始終受到挑戰。后來，李存勖滅梁建唐，在法統上便強調是“中興唐祚”，沙陀李氏也因此被部分士人視為唐朝正統的延續，而漢人朱溫建立的后梁反而被斥為“僭偽”。

此外，事件也深刻影響了后來五代政權的更迭模式。陰謀、背叛、突襲、斬草除根，成為那個時代權力游戲的常態。朱溫在白馬驛將三十余名朝臣尸體投入黃河的暴行，其謀士所謂“此清流輩，宜投入黃河，永為濁流”的狂言，與上源驛的夜火一脈相承，都是武力至上、道德淪喪的亂世寫照。忠誠與信義變得廉價，實力與詭計成為生存法則。這種風氣一直彌漫在整個五代時期。

非常巧合的是，七十多年后，在同一地點，上源驛已改名為“陳橋驛”。又發生了另一場改變歷史的兵變。后周將領趙匡胤在此“黃袍加身”，建立宋朝。從朱溫的火攻到趙匡胤的兵變，開封城外的這座驛站，仿佛成了王朝更迭的舞臺，默默見證著權力的血腥傳遞。而上源驛的那把火，正是這漫長亂世劇本的殘酷開篇。它并非偶然，而是唐末以來中央權威崩塌、地方武力坐大、倫理秩序解體的必然產物。

一把火燒掉了舊時代最后的體面，也照亮了通往更加混亂和血腥的未來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