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亨·校董·壽禮：杜月笙與復旦的塵封往事

杜月笙，1888年（清光緒十四年）出生于上海浦東高橋，1951年病逝于香港，享年63歲。以他當時的地位和醫療條件而言，這一壽數并不算長。然而，他的一生，恰恰橫跨了近代中國最為風云變幻、空前復雜的時期：他親歷了上海被迫開埠不久的十里洋場，見證了晚清洋務運動與“開眼看世界”的探索，經歷了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與庚子賠款的屈辱，也感受過辛亥革命與北伐戰爭帶來的新氣象。此后，民國初期的繁榮、上海租界的畸形繁華、全民族同仇敵愾的抗日戰爭、決定前途命運的解放戰爭，直至新中國成立，他都身處其中。最終，他客死于英殖民時期的香港。在這般政權更迭的跌宕歲月中，杜月笙能夠游刃于各方勢力之間，成為上海灘乃至全中國首屈一指的幫會領袖與社會聞人。徐鑄成在《杜月笙正傳》中表示“絕不想以濃重的白粉，一筆涂抹”。杜月笙是那個大變革時代的傳奇人物，要采用具體人物具體分析實事求是的態度與方法。他一生行跡復雜，功過交織，所作所為，至今仍是后人難以琢磨、亦難以忘懷的話題。

徐鑄成引用杜月笙六十大壽時的“履歷表”，除了青洪幫頭領之外，羅列了二百三十多個頭銜，包括政經各界、商業貿易、紡織運輸、金融證券、新聞出版等等林林總總，令人目眩；在最后幾項頭銜中，有三個很特別，就是“正始中學主席校董、浦東中學主席校董、復旦中學校董”。前兩個不難理解：正始中學是在最風光的杜氏祠堂落成時建立的學校；浦東是他的老家，飛黃騰達后，回饋故里；而復旦中學，以及后來的復旦大學校董，卻很少人注意到。

復旦大學附屬中學三十周年紀念冊（1935年）上的校董杜月笙照片

翻閱民國時期的報刊書籍，可以發現一些杜月笙與復旦的信息，從這些不完全的資料中，大致梳理出一些脈絡：杜月笙至少是在民國二十年（1931），就擔任復旦中學和復旦大學校董，并為復旦大學江灣新校區的擴建捐贈十畝地作為運動場基地；同一年(1931），杜月笙舉行盛大的杜家祠堂奉主入祠典禮，復旦大學為祠堂落成贈送了《明德維馨》的匾額，以致祝賀；在五十大壽時（1937年），捐獻了十萬元給復旦作為建設基金。還有，錢新之這位可以稱得上是杜月笙“哥們兒”的生意和事業伙伴，從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長期擔任復旦大學董事會主席、董事長；抗戰初期，在復旦大學李登輝校長榮退之后，錢新之曾一度代理復旦大學校長職務，而這期間，作為他密友的杜月笙，名列復旦中學、大學校董名單的醒目位置。

選自《復旦大學一覽》（民國二十二年秋1933年）

杜氏祠堂落成，復旦大學贈送的牌匾

根據比較詳盡的《國立復旦大學一覽》（民國三十六年春，1947年出版）記載，復旦大學前身為震旦學院，清末光緒二十八年（1903）春季建立，校址借用徐家匯天文臺一些空閑房屋，馬相伯先生為監院（校長），聘請外籍傳教士擔任義務教授，院內各項事物都由學生自我管理，養成自治自理風氣。學院當時設定的科目有四種：一語文學，二象數學，三格物學，四致知學等傳統名稱學科；而教學方法則遵循以啟發學生自由研究為目的的新式教育思想。兩年后（1905年），由于學生繳費問題，涉及到外籍教授與學院發生了沖突，有些學生想要離去。當時的兩江督周馥，是馬相伯的故交，周馥支持教育辦學，致電令滬道袁樹勛撥款兩萬元，作為恢復學校的臨時費用，撥借吳松提鎮行轅作為臨時校舍，并改校名為復旦，取恢復震旦之意，于當年的八月（1905年），按照清朝高等學堂章程正式成立，馬相伯任校長，李登輝為總教務，由震旦學院轉變為復旦公學，這是復旦大學目前公認的成立時間，民國前共畢業四期，總計57位畢業生。

復旦附屬中學三十周年紀念冊照片（1935年）

民國元年（1912），馬相伯和于右任等主張教育興國的進步人士，向南京臨時政府申請，得到當時教育總長蔡元培的大力支持，批準立案，獲得政府補助金萬余元，把徐家匯李公祠（李鴻章祠堂）撥作校舍，當年秋季，復旦公學就在李公祠正式恢復開學，馬先生仍然擔任校長。

民國二年（1913），在孫中山的舉薦下，留美的耶魯大學博士李登輝擔任校長，他銳意改革，采納西方先進的管理模式，召集旅滬名流，組織校董會，王寵惠、唐紹儀等名流先后出任董事長。

民國六年（1917）復旦公學改組為大學，規模擴大，李登輝繼續擔任校長，親赴南洋各地募集巨款三十余萬元，在江灣陸續購地七十多畝，籌建新的校舍，并且得到國內熱心教育的人士，積極捐建房屋，如簡照南、黃奕住先生黨慷慨資助捐建房屋，陸續建成了簡公堂（南洋煙草公司獨建）、辦公室（圖書館），以及學生宿舍。大學部于民國十一年（1922）春季由徐家匯遷到新校區，原來的李公祠作為中學部校舍，不久，國民政府令撥付為本校附中永久校產。民國十六年（1927）秋季，開始招收女生。

從民國十八年起（1929），按照國民政府部辦大學的教程，設置了文理法商四學院，課程都按照教育部的規定設置，校董會遵照教育部的命令改組，公推錢新之為主席校董，而就在錢新之擔任主席校董的第三年，也就是民國二十年（1931），擔任校董的杜月笙購買了十余畝運動場基地，捐贈給學校；同期，學校舉債購進了左鄰燕園的全部基地房產，至此，校區總面積達到了近百畝，新校區初具規模。

據說，燕園原地產主曾不愿轉讓這片土地園子，成為新校區中的“釘子戶”。后來，校方請錢新之、杜月笙出面磋商收購，這大約是杜月笙最擅長的事情。達成協議后，復旦新校園連成完整一片。

選自《復旦大學一覽》（民國二十二年秋1933年）

選自《復旦大學一覽》（民國二十二年秋1933年）

民國二十五年秋季（1936），李登輝校長年事已高，向校董會提出退休，眾議公推主席校董錢新之代理校長，校董吳南軒專任副校長。

1937年是校董杜月笙五十大壽，他公開宣布：從壽禮中拿出十萬元捐贈給復旦大學，作為建設科學館的基金。其實，在杜月笙壽辰的前一年，1936年秋冬，就決定了捐贈事宜，并公之于眾。據題為“京復旦同學歡宴李登輝：杜月笙愿將壽儀捐助復旦充基金”的報道：

[南京二十日中央社電]京復旦同學，二十日晚公宴李登輝，由羅家倫主席、李（登輝校長）致辭希望（1）在京設一俱樂部，（2）設立復旦中學，（3）同學捐讓扶助母校發展，次略謂杜月笙將以五旬壽辰所得壽儀約十萬元，悉數捐助復旦充基金，次由葉楚傖演說，贊同李之主張。并謂設京復旦中學事當與于右任羅家倫等負責籌備。（華北日報1936年10月21日第四版）

杜月笙五十大壽捐贈壽禮十萬元給復旦

同日，《綏遠西北日報》也刊發了南京中央社的通稿。第二年，在杜月笙正式五十生日之前，完成了捐贈，并指定捐贈目的和執行人。根據《南京日報》1937年5月3日頭版題為“杜月笙捐贈復大十萬元”的報道：

[上海二日電]杜月笙本年50壽辰，特將禮款十萬元，捐贈復旦大學、建筑科學館。二日午，由該校董事葉楚傖、邵力子在國際飯店邀宴本市名流俞鴻鈞、楊虎等，為杜祝壽，并商討建筑事宜。

這期間，錢新之是復旦大學董事會主席校董，而出面宴請的是校董葉楚傖、邵力子兩位國民黨元老、教育家；執行人俞鴻鈞，當時是上海市市長，后來擔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楊虎當時擔任淞滬警備司令。由此可見，這項捐贈應該是非常隆重而認真落實的。

然而，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上海很快陷入“八一三”淞滬抗戰戰火，科學館建設落空。日軍入侵上海，復旦大學校區淪陷，10月，學校大部分師生輾轉內遷，歷經千辛萬苦，最后在重慶的夏壩建立了新的校區。雖然由于戰爭原因，科學館最終沒有建成，此時杜月笙和錢新之仍然是復旦校董，依然關心重慶的校區建設，經常到重慶夏壩校區視察，幫助組織建設新校區。

1945年秋季，日本投降，復旦大學遷回上海校區，1947年3月，就在當時第一宿舍的舊址，建立大禮堂，命名為登輝堂，以紀念老校長李登輝先生。

當時的《國立復旦大學一覽》（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的扉頁上，印有校訓一：禮義廉恥；校訓二：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校歷中，學校創立紀念日為9月14日星期六。

國立復旦大學校訓（1947年）

關于復旦中學杜月笙擔任校董的情況，根據《上海中等教育》（1948出版）記載，當時復旦中學的校長是周述，校址華山路1626號，校董會董事長是邵力子；董事有于右任、錢新之、杜月笙、章益、許曉初、程滄波、江一平、奚玉書等。

復旦中學，就是馬相伯先生建立的復旦公學，與前文《復旦大學一覽》記述一致，創立于民國前七年（1905），民國元年（1911）經蘇滬當局撥徐家匯李公祠為校舍，民國十一年春（1922），大學部遷往江灣，中學部留在原址。十八年（1929）冬，改稱上海復旦大學附屬中學校，于右任、邵力子、錢新之、夏敬觀等為校董；抗戰勝利后，改稱上海市私立復旦中學校，于右任、邵力子、錢新之繼續擔任校董，并聘請杜月笙、章益、徐曉初等為新校董。歷任校長為馬良（馬相伯）、嚴復、夏敬觀、高鳳儀、李登輝等。

另外，復旦實驗中學是民國十四年（1925）5月，由郭任達博士創立，原名為復旦大學心理學院實驗中學，民國十九年（1930）正式立案，改稱復旦實驗中學；上海“八一三”淞滬抗戰（1937年8月13日）爆發后，遷到南陽路；1938年夏遷到北京路；1946年夏遷回現址常德路。當時（1948年）的校長是朱祖舜，校址在常德路五七四號，邵力子為董事長，董事有于右任、杜月笙、錢新之、江一平、章益、朱祖舜等。

復旦附屬中學三十周年紀念冊照片（1935年）

復旦附屬中學三十周年紀念冊照片（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