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律師掃廁所，盧森堡高房租逼走中產精英

每天清晨，數以萬計的人滿懷希望地穿過邊境線涌入盧森堡，他們被這里全歐洲首屈一指的高薪所吸引。

還有無數人從世界各個角落遠道而來，移民至這個財富以破紀錄方式計算的國度。在這個大公國繁榮昌盛的表面之下，貧困卻悄然隱藏在那些鮮為人知的統計數據中，隱藏在那些與國家光鮮形象格格不入的真實人生里。

在非政府組織“街頭之聲”位于首都市區霍勒利希的救濟餐廳里，一位身材嬌小、戴著惹眼豹紋帽的女士遞上50歐分，支付了這頓簡餐的費用，隨后默默排進隊伍。

她同意向我們講述自己為何會出現在這里，條件是不能透露太多個人信息。事實上，在這種飽含心酸的場合，大多數受助者通常都會選擇保持沉默。

這位自稱穆菲達女士的老人今年67歲，擁有法國國籍。在過去的15年多里，她幾乎干過所有能干的活：從餐飲服務業到博物館，再到醫療保健中心。

她向我們坦言，由于深陷繁瑣的官僚程序，她的養老金目前正被凍結扣留。在等待問題解決的漫長日子里，她每個月只能靠微薄的300歐元勉強度日，夜里則棲身于一家老人收容所，這間救濟餐廳對她而言已是維持生存的必需品。

相比之下，46歲的委內瑞拉籍律師喬安娜·羅哈斯的處境并沒有那么絕望。為了生計，她目前在盧森堡從事清潔工作。

她與在建筑行業打工的丈夫以及兒子一起，居住在緊鄰邊境的法國一側。當被問及為何不在工作地居住時，她露出一抹無奈的微笑直言，在這里安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喬安娜并不認為自己屬于貧困階層，但家里的手頭也確實談不上寬裕。“我工作的地方離這里很近，在這里吃飯能幫我省下可觀的開銷。”她這樣解釋道。

“街頭之聲”組織的發言人鮑勃·里茨解釋說，象征性收取的50歐分，是為了讓就餐者感受到這項服務的尊嚴與自身價值。

在這個陰雨綿綿的星期四，當天的菜單是雞肉蓋飯或香腸。兩名年邁的烏克蘭難民婦女互相打著招呼，但隨后各自端著餐盤找了一張空桌獨自坐下。

這里每天平均要接待450名不同年齡段的食客。在這些就餐者中，有許多是流落街頭的無家可歸者，但同樣也有不少人擁有工作。

他們要么拿著微薄的最低工資，要么只能拿到缺乏保障的短期周薪合同，甚至是在地下市場打黑工。其中一些人以送外賣為生，比如一位來自西班牙馬拉加的年輕人就感嘆道，他從未想過自己在30歲時會過上如此窘迫的生活。

里茨所在的這家非政府組織，親眼目睹了這個歐盟人均收入最高國家正在經歷的糟糕社會轉變。

這家救濟餐廳以及他們在全國的另外三家分店，每年的供餐量約為50000份，而如今這一數字已經翻倍，突破了100000份。

受助人群的社會畫像也隨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里茨趁著大門向受助者敞開前匆匆扒了幾口飯，他神情凝重地表示：“十年前，來這里的絕大多數都是無家可歸的流浪者；但現在，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在職貧困者’出現在隊伍中。”

他進一步補充說，在過去兩年里，帶著孩子的單親媽媽，以及那些養老金不足以在盧森堡維持體面生活的退休老人，也逐漸淪為了這里的常客。

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尤其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租金，塑造了盧森堡極為特殊且扭曲的勞動力分布結構。

在這個總人口僅為68萬人的國家里，多達23萬名勞動力實際上每天都要從鄰國——比利時、法國和德國跨區通勤，這一比例占據了全國總勞動力的47%。

盧森堡的“在職貧困”風險率高達13.4%，位居全歐盟榜首。這完美地體現了一種極端的社會悖論：銀行、保險公司和投資基金行業開出的天價高薪，與日益龐大的底層人口所面臨的極度脆弱交織在一起。

即便盧森堡擁有全歐盟最高的法定最低工資標準——今年更是達到了每月稅前2704歐元，也依然無法填補這種結構性的生存鴻溝。

伯納德議員坦言：“嚴峻的住房危機和高企的貧困風險，讓具有移民背景的人群面臨著更大的生存壓力，這也使得盧森堡的吸引力正在逐漸消退。”她警告說，這對迫切需要海外勞動力的盧森堡而言，無疑是一個極其危險的結構性難題。

為了更直觀地理解這種反差，宏觀經濟數據給出了最清晰的注腳。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方面，數據顯示，盧森堡以驚人的127027歐元傲視群雄，遠遠將排名其后的愛爾蘭（104512歐元）、丹麥（65654歐元）和荷蘭（62380歐元）甩在身后，其人均產值甚至超過了歐盟平均水平（39945歐元）的三倍。

與這耀眼的財富皇冠相伴的，卻是另一組令人尷尬的數據：盧森堡同樣是全歐盟在職人員面臨貧困風險最高的國家。

其13.4%的比例不僅高于保加利亞（11.8%）、西班牙（11.2%）和羅馬尼亞（10.9%），更是遠超歐盟8.2%的平均水平。相比之下，芬蘭（2.8%）和捷克（3.6%）等國家在這方面的表現則穩健得多。

社會民主黨歐洲議會議員馬克·安格爾敏銳地指出，這種強烈的反差并非盧森堡獨有的例外，而是貫穿整個歐洲的社會不平等現象最直觀的縮影。

歐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條件基金會近期發布的一份重磅報告印證了這一點。報告顯示，在盧森堡乃至整個歐盟，住房問題已經成為最大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該歐洲機構在報告中明確指出，高昂的租金成本正不成比例地吞噬著低收入家庭的微薄收入，嚴重擠壓了他們滿足其他基本生活需求的能力，進而加劇了社會的整體不平等。

“歐洲基金會發出警告，整個歐洲的中產階級正在萎縮，這正迫使許多絕望的民眾掉入極右翼勢力精心編織的政治陷阱。”安格爾憂心忡忡地表示。

他認為，多年來，住房危機一直被單純地視為各成員國的內部事務，但它本質上是一個嚴峻的歐洲性問題，必須在歐洲宏觀層面得到妥善解決。作為一名土生土長的盧森堡人，安格爾對由保守派和自由派組成的現任政府在應對貧困問題上的真實作風了如指掌。

近年來，關于街頭乞討的爭議在盧森堡國內引發了激烈的社會辯論。

盧森堡市議會頒布了一項嚴厲的法令，正式禁止在市中心大部分區域進行街頭乞討，違者將面臨25至250歐元不等的罰款。

市政當局給出的官方理由是，有組織且具有攻擊性的乞討行為正日益猖獗，嚴重影響了城市秩序。

以安格爾和伯納德為代表的批評人士卻毫不留情地抨擊這項政策，認為這本質上是在“將貧困定性為犯罪”。伯納德憤怒地指出：“這純粹是一種極其危險的民粹主義論調，它非但沒有觸及問題的根源，反而只是在掩蓋和轉移矛盾。”

漫步在市中心最繁華的商業步行街——大十字街上，人們會發現乞討現象其實并未在重罰之下完全絕跡。

在這個周四的下午，依然能看到幾名乞討者在街頭徘徊。一些受訪的過路者表示，雖然乞討者的絕對數量肉眼可見地減少了，但這種現象依然頑固地存在著，只是變得更加分散，也更為隱蔽。

由于盧森堡實行全國公共交通免費政策，許多乞討者在禁令生效后，紛紛乘車轉移到了周邊更小的城鎮。這反而引發了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的強烈抗議，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資源和社工手段來應對這些突如其來的弱勢群體。

“我們向外界傳遞的信息非常明確：不要跑到這里來要飯。我希望人們能聽懂這句話。”盧森堡市社會行動事務委員科琳·卡亨在她的辦公室里態度強硬地說道，她的辦公地點距離大十字街僅有咫尺之遙。

這位曾擔任過國家社會事務部長的自由派政治人物堅稱，有相當一部分人正是沖著盧森堡的“富裕”標簽，刻意從其他國家跑來這里乞討。

她強調，現任政府的工作重心，是全力建設保障性住房，以滿足本國居民和合法勞動者的居住需求。她補充說，政府的最終目標是“確保辛勤工作的工人們，不至于把幾乎所有的薪水都耗費在繳納房租上”。

55歲的安格爾·巴圖姆正是這場生存危機的親歷者。就在幾個月前，他不幸從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跌入了朝不保夕的貧困深淵。

他原本在當地做混凝土模板工，靠著一份份短期的周薪合同勉強維持生計。在盧森堡中央火車站遭遇的一場意外暴力襲擊，將他送進了醫院，也徹底打碎了他的生活。

當我們在救濟餐廳里見到他時，他仍處于漫長的康復期。沉重的傷病讓他失去了工作的能力，而身份證件的被盜更是切斷了他返回西班牙的退路。

“在這里，你可以得到一盤熱騰騰的食物，洗個熱水澡，領到幾件御寒的衣服，這里的社會援助確實非常有同情心。但在找工作和解決住房問題上，你就別抱任何幻想了。”他無奈地感嘆道。

巴圖姆用自己的人生軌跡，見證了盧森堡截然不同的兩幅面孔。五年前，當他第一次懷揣夢想來到這個國家時，他是帶著在原籍國簽訂的合法雇傭合同來的，還分到了公司安排的公寓。他回憶說，那是完全不同的人生境遇。

而現在，他只能棲身于一家只有在寒冬才會對外開放的臨時避難所里。

“在這個國家，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中間地帶。要么你有一份好工作，衣食無憂；要么你丟了工作，最后只能淪落到街頭乞討。”

他語重心長地告誡那些后來者：“許多人滿心歡喜地跑來，以為盧森堡就是人間天堂，覺得在這里隨隨便便就能找一份月薪4000或5000歐元的工作。但等他們真正踏上這片土地時，殘酷的現實會告訴他們，他們既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睡覺的地方，最后只能被迫一次次敲開救濟餐廳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