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湖北的省城不僅僅是武昌，西部這個偏僻的縣城也算得上是

1958年10月，中南工業部幾位工程師在漢江北岸的高灘上扎帳篷，商量三線建設選址。寒風吹過，老鄉王茂祥遞上熱茶，隨口一句：“你們可別小看鄖縣，這里以前也當過省城哩。”一句玩笑，卻讓幾位年輕人摸不著頭腦。翻資料才發現，武昌固然是名正言順的省會，可在明清兩朝，鄖陽府城同樣做過省級機構的駐地，這片山水竟暗藏深厚的政治分量。

追根溯源，還得回到1476年。成化十二年，朝廷抽襄陽府西部八縣，設鄖陽府，并同設湖廣行都指揮使司、鄖陽撫治。三套班子同城辦公，民政、司法、軍事全配齊，規格直追布政司。換到今天的概念，這座小城一腳踏進了“副省級”行列。原因很簡單，這里正處湖廣、陜西、河南、四川四省夾縫，山脈縱橫，流民隱匿，元末來此避兵者成千上萬。中央要想穩住西南北交通線，必須擺一顆重錘。

當時的湖廣行都司下轄衛所甚廣，東起黃州，西臨夔州，北抵南陽，南越武當。鄖陽府作為司署所在地，指揮衛所多達四十余座。軍政文三權集于一城，雖然名義仍隸湖廣布政司，但真實權力卻直接對接南京兵部——那層級擺在武昌之上。有趣的是，鄖陽能坐此交椅，還帶點偶然：原本打算在襄陽設行都司，奈何襄陽地處平原，易攻難守；鄖陽城背靠秦嶺余脈，依山傍漢江，西南北三面斷崖，僅開東門，天然壁壘讓兵家放心。

繁華隨之而來。嘉靖年間，鄖陽府城街鋪綿延十里，麻布、木材、藥材自山中滾滾入城，鹽引、茶稅皆由撫治核準。轄下各縣若要啟用軍隊，還須到府衙領取兵憑。鄖陽知府張鶴齡寫信給同鄉時感嘆：“地僻而權重，文武百吏趨之若鶩，未嘗一日清寂。”話語中幾分自豪，幾分無奈。

清順治二年，朝廷沿置鄖陽撫治，仍統四省邊區。康熙三年形勢稍穩，撫治裁撤，可好景不長。八年后，吳三桂在云南起事，川陜鄂交界烽煙又起。康熙十五年，朝廷火速復設鄖陽撫治，并增派綠營四千駐防。負責接防的提督趙良棟留下一句話：“守鄖，則襄陽可安；襄陽安，則江漢可固。”言簡意賅，把戰略地位點得透徹。

鄖陽之所以能扛住這份重量，地理是首因。自西安興安至襄陽鎮山口共一千三百里，鄖陽正當中心。北可控商洛棧道，西能扼漢江天險，東南一徑直抵武當。山河阻隔，讓行都司的命令穿山越嶺仍能節制，反而讓布政司設在平原的武昌望塵莫及。嚴如熤在《三省邊防備覽》中評價：“雍梁門戶，秦豫咽喉，荊襄之屏藩。”這番定位，幾百年無人反駁。

到了民國，地方制度改弦更張，鄖陽府被撤，但名稱并未立刻消失。1928年，湖北省將原府改為鄖陽行政督察區，下轄十一個縣，辦公地點仍在鄖縣城。戰火持續，公署幾度南遷北返。1948年國統局勢垮塌，鄂西北建立陜南行署兩鄖專區，管轄范圍與明代鄖陽府幾乎重疊，歷史的影子若隱若現。

1950年，解放軍十八軍進駐武當山北麓，鄖陽專區改隸湖北省。樁樁建制雖換名，但那套“邊陲要沖”的思路始終沒變。于是三線建設選址時，決策層第一反應就是鄖縣：山密、人少、礦多、易守、難炸。第二汽車制造廠、東風輪胎、軍械修造廠，一家家擠進山谷，烏黑軌道沿漢江鋪到峽口。七十年代末，十堰從小集鎮搖身成縣級市，鄖陽作為后臺推手功不可沒。

1994年10月22日，國務院批復，撤銷鄖陽地區與十堰市，組建新的十堰地級市，原來冠著“鄖陽”二字的地市級機構就此謝幕。二十年后，2014年9月，鄖縣升格為十堰市鄖陽區，算是重拾舊名，也算給鄖陽府五百多年的行政脈絡留下一點念想。

談到此處，那位1958年的工程師若仍健在，或許會對晚輩笑說：“別把鄖陽當偏僻小縣，它當年可是和武昌一起管湖北的。”一句看似夸張的話，其背后是數次改朝換代仍難撼動的戰略方位。武昌是江漢平原的控制樞紐，鄖陽則守北門、穩西線，兩者共同保證了湖廣的整體安全。這段并不耀眼卻相當要害的歷史，值得被翻檢，也值得被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