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一縣在1400多年間，4次遷治，最后1次跨越100公里遷到轄區外

1777年臘月的淮北夜風凜冽，盱眙縣城北面的淮河依舊泛著寒光。距離這里近百里的虹城，小小的縣城正忙著迎接一批新住客——泗州直隸州的官署、倉廩、鼓樓與衙役。一座州城，帶著三縣戶籍簿冊，越過了本州疆界，安置在原本“事簡民稀”的虹縣，這便是那第四次也是跨度最大的遷治。追溯前情，一條河、一場洪水、幾張奏折，就把這段折騰了十四個世紀的治所史推向了終章。

時間往前翻到621年。唐武德四年，北周舊制廢除，泗州得以恢復。彼時州治位于宿預縣北部的故城，倚泗水、背成子湖，水運四通八達，被視為“泗水郡”遺風的延續。若不是漁鹽商旅常駐，誰也不會想到這只是漫長遷徙的起點。

開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南淮大漲，故城圩口屢決。地方長史奏稱“土阜漸圮，不可固守”，州治于是北徙至臨淮。“搬家” 對執政者來說不過一句圣旨，對百姓卻是數月的顛簸。車馬囊槖，科吏碑籍，沿著老泗水驛道緩緩北移。唐人詩里“畫舸聽歌渡淮去” 的愜意，換到衙門“官拆民遷”的情景，就帶著幾分辛酸。

如果說第一次搬遷是主動求安，那么臨淮近千年的堅守，無疑是一場與水患的長期拉鋸。康熙十九年（一六八○年）春，淮河決口的驚濤讓這座老州城徹底沉入水底。半夜時分，城樓傳來驚呼：“大人，水漫州城，再不遷就來不及了！”鼓噪聲中，官民踏著碎瓦木梁向北岸山地逃離。此后近百年，“泗州”成了一座水下孤城。

州署只得“寄治”盱眙縣。隔河相望看似方便，實則不堪波浪之阻。官差要過河勘驗，一遇逆風便擱舟待渡；百姓遞呈訴狀，有人得繞行鳳陽、定遠，輾轉數百里。奏折里寫得直白：“隔數十里河面遙為治理，萬分不便。”治理失效，賦稅難收，盜匪猖獗，整個泗州像掉了錨。

康熙末年到乾隆中期，關于“徙州”的討論不絕。有人力主雙溝，理由是“居中控馭，河港暢通”。可雙溝常住人口不足萬戶，商貿冷清，建城成本高，提議多次被束之高閣。也有人建議干脆回填舊城，可勘測后發現沉陷區水深浪闊，返遷代價難以估量。

就在僵持之際，一個并不起眼的選擇浮出水面：虹縣。此縣源自西漢紅侯國，東晉改置虹縣，歷史悠久，卻因地偏人少常被視作“冷衙門”。它與泗州僅隔一線，且地勢微隆，不易受淮水泛濫，縣城內衙署、倉庫、城墻一應俱全。安徽巡撫將軍上疏：“并虹縣入泗，裁縣增州，城池可用，河湖不隔，民官皆便。”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朝旨準允。

于是發生了那場罕見的“逆向遷徙”——本屬州境南端的城池被洪水葬送，州治卻向北跨界百里，越過鳳陽府地界，落腳在虹縣。隨之而來的，是虹縣建制的撤銷及泗州直隸州版圖的再塑。三縣（五河、盱眙、天長）的公牘車隊接連駛入虹城，舊縣衙懸起“泗州直隸州”匾額，虹縣獨立的縣印隨即收繳封存。

遷治塵埃落定，可變革仍未停止。1912年民國北洋政府推行“廢府州改縣”，泗州直隸州降格為泗縣。州制自此畫上句號，只是“泗”字依舊，提醒世人它曾與淮河共沉浮。至于“虹”這個名字，悄然隱去兩百余年，直到2021年宿州市設立虹城街道，人們才發現自己腳下的土地，原來就是昔日虹縣治所。

回看這四次遷治，每一步都折射出古代行政區劃與自然環境的纏斗。河流既是滋養，也是桎梏；城池既要擇水而居，又要防水之患。治所搬遷不只是把牌子掛到新墻上，更牽動著稅賦流向、軍防重心、商路布局，乃至百姓的安身立命。泗州的故事告訴今人，山川形勢與政區設置相生相克。一紙詔令背后，是舟車勞頓、是耕織困頓，也是地方官與民眾為生計所作的共同抉擇。或許正因如此，淮北大地上那些古城遺址、河灘廢圩，才格外能讓人讀出歲月的刀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