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任命為少將司令，只給了三個兵就讓他深入敵后，后來呢？

1949年12月24日的貴州獨山，東方微亮。第110軍官兵把步槍小心放在草地上，向敏思靜靜看著。手里的起義通電還帶著墨香，他心里卻閃回到1939年那個春日——當時不但沒有一整軍，連一個排都撈不到。

十年前，湘潭郊外搭了片瓦房，算作第九戰區游擊縱隊待命營地。薛岳遞來任命電文：“少將司令，梅嶺敵后活動。”官階夠響，編制夠大，待遇卻只有“三加一”——三名隨行軍官外加一部手搖電臺。向敏思看了看人，又看了看袖章，笑得有點無奈。

“司令長官，只有這點人？”參謀長趙家驤小聲嘀咕。向敏思擺手：“兵不在多，山里有的是散兵游勇。到了梅嶺，自會長大。”話音不高，底氣卻十足。誰都清楚，這位黃埔四期不是嘴上逞能。當年北伐他在，淞滬他在，南岳游擊訓練班也混了個優等。

從湘潭動身到奉新只走了五天，全靠夜路。日軍在贛湘之間布了三道封鎖線，崗哨緊得像篩子。四個人各背一支沖鋒槍，一袋干糧，一只電瓶。為節省體力，他們白天隱蔽，深夜摸黑趕路。萍鄉山口的篝火昏黃，照見巡邏隊的刺刀，幾人伏在亂石后屏息；雨水順著鋼盔滴到脖子里，沒人出聲。

梅嶺并不寬闊，卻高低起伏、樹密草深。消息靈通的鄉紳悄悄送來第一批線索：北面茶亭嶺還有失散的九十八師士兵，西側巡防線則被日軍炮樓卡住。向敏思把地圖鋪在松枝上，折斷一根枯枝當指揮棒，五分鐘就定下先北后西的收攏路線。

七天后，梅嶺深處的空場上聚起了一百六十多名灰頭土臉的國軍老兵。有人缺槍，有人只剩子彈，也有人拖著腿傷站不穩。向敏思沒有訓話，只一個動作——把原先的“三加一”電臺搬上木桌，拍了拍：“這是縱隊司令部，誰愿意跟就排隊登記，不愿意跟就放行。”兵們面面相覷，隊伍卻在沉默中排成了兩行。

值得一提的是，裝備也跟著漲了。日軍大倉庫倉促撤點，留下一座半毀碉樓。向敏思帶兩隊人摸進去，抬出六門山炮和五十多匹騾馬，還撿了十幾挺歪把子。地方保安隊見狀，索性把幾門銹炮也推了來。短短一個月，原本四人的“光桿縱隊”被拆分成五個行動大隊，真有了點雛形。

然而，山里待久了問題就顯形。地盤太窄，糧草隨時告急，梅嶺又處幾條交通要道交叉處，日軍第34師團新調的步兵正趕來清剿，硬扛下去注定吃虧。向敏思向長官部發電：已完成收編，擬將官兵歸回各軍原建制，請示后續。回電很干脆：同意。

1940年初，小縱隊解散，人員分流回98師、25集團軍等部。向敏思隨即被調往潭株警備司令部。那年長沙三次會戰，日軍嘗到“焦土防御”苦頭，他坐鎮參謀處，協助薛岳布防。常德會戰又是一場惡戰，向敏思升任98師副師長，帶隊奔襲石門至津市公路，將日軍輜重截成數段。據戰后統計，僅此一次伏擊就繳獲皮卡九十余輛、糧彈若干，給前線增添了半個月口糧。

抗戰結束時，他四十五歲，肩章上已是中將兩星。可內戰再起，熟悉的困惑又來了。從川東到滇西，一路打一路撤。1949年冬天，第110軍收縮到貴州山區，只剩兩個師，還缺編三千人。此時的向敏思再也不想重復舊路，思考幾夜后決定率部起義。一紙電報飛往西南軍區，幾經往返，總算敲定細節。

24日拂曉，士兵們按指令分批下山。槍上空倉，子彈封包。黔南寒風凜冽，人心卻出奇平靜。走到半山腰，老兵孫效民悄聲問他：“司令，我們不會又只剩三個人吧？”向敏思搖頭，說了句看似玩笑的話：“這回人不少，就是級別要低點。”說完，他把臂章撕下塞進懷里，快步迎向對面聯絡官。

1950年初，他隨軍北上，被安排在山東。從濟南省府到青島膠州灣，公務千頭萬緒，遠不如在戰場上痛快。但他守著規矩，也守著那臺舊電臺——報廢了，卻一直留在辦公桌角落。偶有人問，他只是笑笑：“那玩意兒不靈了，可是見證過一支部隊從無到有。”

1974年9月26日，向敏思因病去世，終年六十七歲。資料顯示，他在抗日八年間參與的大小戰斗超過三百次，梅嶺任務只是其中最奇特的一段。三個人，一部電臺，卻硬生生撐出五個大隊。對那個年代的軍人而言，資源匱乏不算事，真正棘手的是選擇。有人選了繼續內戰，他選了熄火轉向。路徑不同，結局各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