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吃水不忘挖井人》被選入新教材，一直沿用至今

1949年秋天，華北的晨風已經帶著些許寒意。北平城里，一位小學老師剛在土墻上用紅粉筆寫下“新學期報名”四個字，轉身時，不遠處幾個孩子正踮著腳，從窗縫往教室里張望。有人壓低聲音問：“真的有新書嗎？不是又是舊課本翻過來用吧？”老師聽見了，笑著擺手：“這回不一樣，是新中國自己的書。”這句再樸素不過的話，在那個歲月里，卻有著格外沉甸甸的分量。

人們今天提起《吃水不忘挖井人》，往往想到的是課文里的那口井、那塊石碑，很少細想，它是怎么一步步走上講臺，又是如何在新中國教材的幾次大調整中一直被保留下來。要看清這條線索，得從新中國教材誕生的來龍去脈說起，從那些看似瑣碎卻非常關鍵的決定講起。

一、新課本“趕著解放軍走”

1949年春天，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已經結束，人民解放軍正準備渡江作戰，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就在槍炮聲尚未遠去的時候，中共中央已經把目光投向另一條戰線——學校課堂。

有意思的是，當時關于教材的討論，是和“新中國要不要繼續用舊課本”綁在一起的。結論很明確：不能沿用民國時期那些帶著舊意識形態的教科書，孩子們需要的是全新的內容。于是，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很快成立，主任正是早在民國時期就以教育見長的葉圣陶。

葉圣陶并非初次接觸這類工作，《開明國語課本》就是他操刀主編的。不同的是，這一次，背景是一個即將誕生的新國家，要求是要在極短時間內拿出一套“能用、好用”的中小學課本。這個任務說輕巧也輕巧，畢竟有人有經驗；說艱巨也確實艱巨，因為戰火未熄，印刷條件有限，時間又被壓得極死。

那一年春夏之交，雖然全國尚未完全解放，但黨中央已明確表態：新政權一建立，新學年就必須用上新教材。這種“不等一等”的態度，讓葉圣陶心里很清楚：這不只是編幾本書，而是為新中國的教育打地基。他曾對身邊人感慨：“解放軍打到哪里，教科書就得跟到哪里。”

到了1949年秋天，那些趕工完成的“臨時課本”終于印刷出爐。有的還只是油印本，有的封皮極為簡單，卻承擔著“新中國第一套課本”的重任。于是才有了開頭那一幕：解放軍押運課本，船行長江，槍口對著江岸的黑影，而緊閉的船艙里，沒有黃金、沒有要員，只有一捆一捆新印出來的書。

押運部隊接到的命令非常直接：物資必須安全送達，途中若遇襲擾，寧肯犧牲，也要保住這些課本。有戰士打趣：“原來護送的是一船‘紙’，沒想到這么金貴。”帶隊干部卻很認真地回了一句：“這上面是幾百萬孩子以后的路，比金子值錢。”話說得樸素，卻折射出當時那一代人對教育的認知。

正因為這一番爭分奪秒、千里護送，西南等新解放地區的孩子，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就能拿到屬于自己的新教材。臨時課本的內容還不夠完備，紙張也粗糙，但對于久在戰亂中輟學的孩子來說，這已經是難得的“新世界”。

二、紅色故事如何走進課堂

1950年底，全國解放基本完成，形勢總算穩定下來。臨時課本完成了過渡任務，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代新中國教材”必須提上日程。中央決定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專門承擔中小學教材的編輯和出版工作，從體制上為這件事“單列一攤位”。

葉圣陶繼續擔任重要角色，但這一次，目標比之前更高：不只是“有書可上”，而是要有一套能夠長期使用、系統完備的教材。要填滿這些新課本，光靠過去的作品顯然不夠，需要大量新的選文，而紅色故事自然成了重要來源。

有意思的是，《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出圈”，并不是提前設計好的一段宣傳，而是從江西一個普通村莊自發的紀念行為開始。上世紀30年代，毛澤東在江西瑞金附近領導革命時，曾在沙洲壩住過一段時間。那里的村民生活困苦，其中最直接的困難，就是用水問題。

村里沒有現成的井，平日里鄉親們要到遠處的水塘挑水。那些水不干凈，也不安全，卻是迫不得已的選擇。毛澤東看到這些情形，據當地群眾回憶，非常揪心，便和戰士商量：自己帶頭，幫鄉親們打一口井。

打井并不容易，既要選址，也要人力。幾天幾夜，戰士和群眾輪番上陣，有人肩膀磨破了皮，有人手上起滿血泡。井終于出水時，村里人圍在一起試了一口，水清涼甘甜，許多人當場激動得說不出話。那時候誰也沒想到，這件事日后會寫進全國各地的課本。

后來由于戰事發展，部隊離開了沙洲壩，井卻一直留在村里。到了新中國成立以后，當地人回想起當年的情景，心里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念。村里老人在商量時說：“這口井不能只讓我們記著，得讓子孫后代記著是誰給打的。”于是，就在井旁立起一塊石碑，刻下“吃水不忘挖井人，時刻想念毛主席”幾行大字。

這塊石碑后來被記者偶然看到，隨手拍下照片，又根據鄉親的講述寫成一篇通訊稿，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人教社的編輯在翻閱報紙時，被這則報道吸引，覺得情節樸素卻意味深長，既有具體的生活場景，又能讓孩子理解“飲水思源”的道理，于是便把它列入待選課文。

經過改寫、凝練，這則報道變成了一篇有結構、有對話、有畫面的課文。《吃水不忘挖井人》便這樣走進課堂，走進一代又一代學生的記憶當中。不得不說，它之所以能“留得住”，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故事本身有根、有據，并非憑空虛構。

與它類似的，還有《陳毅吃墨》《朱德的扁擔》等紅色故事。選這些文章進入教材，并非只是因為主角都是大人物，更重要的是故事本身貼近生活，容易被小學生理解和模仿。

《陳毅吃墨》寫的是陳毅少年時讀書入迷的趣事。有一年中秋節，他在親戚家借到一本喜歡已久的書，一看就忘了周圍的一切。親戚見他聚精會神，便笑著說：“桌上有糍粑和蘸糖，你餓了就吃。”誰知陳毅伸手一摸，抓起糍粑就往旁邊一碟里蘸，然后往嘴里送。親戚回頭一看嚇了一跳：“你蘸的是墨水啊！”陳毅愣了一下，隨即打趣道：“肚子里墨水少，喝點也好。”這話雖然半是玩笑，但“看書看到吃錯東西”的形象，很容易讓孩子記住“專心”兩個字。

《朱德的扁擔》則更偏向革命年代的艱苦生活。1928年春，南昌起義余部在朱德、陳毅率領下上了井岡山。條件極其艱苦，糧食要從山下挑上來，路陡坡高，戰士們肩上的擔子壓得扁擔都磨得發亮。朱德不愿只做“指揮員”，常常和戰士一起下山挑糧，有時挑得滿身是汗，也不叫累。

當時扁擔緊缺，他索性找來一根毛竹，自己動手削了一根，還在扁擔上寫了字。后來文章作者——當年在井岡山擔任通訊員的朱良才回憶，扁擔兩頭寫的是“朱德扁擔，不準亂拿”八個字。早期的文字記載曾有誤寫，人教社在編輯教材時，特地根據回憶和實物進行核實，才改成今天大家熟悉的版本。由此可見，哪怕是一篇短短的小學課文，編輯們也盡可能做到史實準確，不隨意添油加醋。

值得一提的是，這篇課文在20世紀60年代曾一度被改成《林彪的扁擔》。1967年前后，林彪地位上升，課文中的主角隨之被替換。朱德聽說后，據傳笑著說了一句：“扁擔可以先借給他用，用完還得還回來。”幾年后，“九一三事件”發生，教材悄然恢復了原來的《朱德的扁擔》。這種變化，恰恰說明：教材選文并不是一成不變，而是深受時代政治氛圍影響。不過，隨著歷史結論逐漸明朗，真正有根據的故事，終究還是要回到原位。

三、從掃盲到拼音：教材背后的“大工程”

早期新教材的任務，可不僅僅是給在校孩子上課。在1950年代初，中國面臨一個極其嚴峻卻不太“好看”的現實——文盲比例驚人，尤其是農村地區。很多地方十個人里有九個不識字，“念書”在普通百姓眼里仍是一件既奢侈又遙遠的事。

在這樣的背景下，課程改革、教材編寫，很難只盯著城市小學課堂。中央專門成立了掃盲委員會，把“識字”提升到國家任務的高度。干部、工人被要求認識兩千個常用字，農民要掌握一千個常用字。這些數字放在紙面上看不算夸張，但真正落實到一個只會記賬、從沒拿過課本的農民身上，難度就顯現出來了。

為了讓“識字”更容易上手，一種帶著明顯時代烙印的辦法應運而生——“注音符號識字法”。它用偏旁部首、簡化符號等方式幫助記憶，和后來大家熟悉的漢語拼音不同，卻在當時發揮了不小的作用。笨拙是笨拙了些，但很管用。有的地區把這個方法用到極致，短短兩年時間，就讓幾千萬成年人拿起了鉛筆，會寫自己的名字，會認簡單的標語。

據當時的統計，全國范圍內，通過各種掃盲班、夜校、識字班，約有一億多人脫離文盲狀態。這組數字在今天看著有些抽象，但如果和時代背景結合起來，會發現它意義重大：沒有這批最基礎的識字成果，后面更高層次的教育普及，根本談不上。

在這樣的實踐基礎上，教育工作者更加堅定了一個判斷——要讓孩子“從頭學得順”，就得有一套簡明統一的發音工具。1950年代中期，圍繞“漢語拼音方案”的研討逐步展開。1958年2月11日，全國人大正式通過《關于漢語拼音方案》的決議，采用拉丁字母來標注漢語的聲母、韻母和聲調。這一決定，看似只是多學一套字母，實際上在很長時間里，改變了中國人學習漢字的路徑。

新方案一出臺，很快反映在教材上。小學語文課前面，先不是一大段長篇課文，而是一頁頁簡單明了的拼音練習。孩子們先學a、o、e，再學音節，接著才開始接觸復雜的漢字。對于剛上學的農村孩子來說，有了這層鋪墊，識字變得輕松了不少，對課文里的內容也更不那么恐懼。

與此同時，中學教材也在悄然調整。為了更系統地訓練學生的語言能力，當時的中央宣傳部門提出一個設想：把原先統一的“語文”拆分為《漢語》和《文學》兩門課。一門側重語法、修辭、寫作常識，一門專門選入中外經典作品片段。這個提議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人教社隨即停止編普通“語文”課本，改為單獨編《漢語》《文學》。

這樣一拆，帶來兩個結果。一方面，教材內容更細致，學生能分別從語言技巧和文學審美兩個方向訓練自己；另一方面，課本需要的文章數量猛然增加，光靠舊文章和少量選編根本填不滿。于是，人教社只好向全國范圍內的作家、翻譯家“求援”，像茅盾、老舍等知名作家，都參與過相關工作。

很多人學生時代讀到的那些節選——比如古典小說片段、外國短篇故事改寫，背后其實都有名家操刀。有的稿子在原作基礎上刪改了好幾輪，只為控制字數，便于教學。也有編輯自嘲：“很多時候不是在選作品，而是在為‘學生要認多少字’這個目標配文章。”這話聽著略帶無奈，卻恰恰點出了教材編輯的一個重點：課堂上最終要落實的，是具體的字和句子，而不是抽象的大詞。

四、改革開放后的“第五套課本”

時間往前推到1977年，十年浩劫剛剛結束不久，國家百廢待興。恢復工作的鄧小平，把教育重新提到了優先位置。他在多次談話中提到，教育要盡快“撥亂反正”，而教科書，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

那時的情況頗為尷尬：一方面，原先相對成熟的一批教材早已被擱置多年，很多內容被刪改甚至替換；另一方面，老一代教材編輯被打散到各地，有人下放農村，有人轉入別的行業，看似已離開這一行。要想重新啟動教材編寫工程，既要找到這些人，也要給他們穩定的工作環境和明確的方向。

教育部向中央遞交了關于教材問題的報告。鄧小平在批示里強調：教材是基礎，要下決心抓好。人教社的老編輯回憶，當時許多已經調離的老教師、老專家，接到通知后幾乎是“放下手頭一切”，從全國各地趕到北京。有在西南大學講課的，有在地方教育局工作的，還有已經半退休在家的。有人在候車室里對同行感嘆：“這一圈又繞回來了，還是干老本行踏實。”

葉圣陶那時已年事漸高，卻依然來到人教社參與討論。數學家蘇步青等人，也被請進新一輪教材編寫小組。擺在他們面前的問題很現實：舊教材能不能照搬？顯然不能。時代已經變化，知識更新很快，尤其是科學技術領域，必須有所拓展。

另一方面，當時國內在很多前沿領域的研究才剛起步，可以寫進教材的現代科學內容并不充裕。除了“兩彈一星”等極少數領域，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的差距依然存在。如果單純依靠國內現有資料，很難形成一套兼顧系統性與先進性的教材。

在這樣的背景下，教育部建議從國外引進部分教材，作為參考。這個提議很快得到鄧小平的認可。他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商量，決定專門劃撥一筆外匯，用來購買國外中小學教材。有人算了一筆賬：當時國家財政并不寬裕，要一次拿出10萬美元，勢必要壓縮其他項目的經費。

李先念最后拍板：“工程可以緩一緩，教材不能再等。”于是，一部分原本準備用于某些工程的資金，被硬生生挪到了教育系統。用今天的眼光看，這既是一次艱難的取舍，也是一次頗有遠見的選擇。

很快，一批又一批的國外教材被采購回來，來自英國、日本、美國、德國等不同國家。人教社組織專業人員分工閱讀、翻譯、討論，把適合中國學生情況的內容拆開、消化，再重新組合，融入新教材框架。有編輯形容那段時間：“白天看外文書，晚上對照著琢磨怎么拆成一節一節的課。”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稱為“第五套教科書”的新教材逐步定型。這一套課本，有幾個明顯變化。數學里出現了更完整的函數、幾何體系，中學高年級甚至開始接觸微積分的基本概念；語文課本則在保留一部分傳統篇目的同時，引入了更多反映現代生活、科學技術的文章。

與早期課本那種“全是紅色故事”不同，這一套教材在題材上明顯更為多樣，但像《吃水不忘挖井人》這樣的經典，卻依舊被保留下來。原因并不復雜：它既承載著革命歷史，又不顯得空洞說教，語言樸素，場景具體，既能教道理，也便于課堂朗讀和背誦。

從那以后，隨著課程標準幾次調整，很多當年耳熟能詳的課文陸續退出必修范圍，比如《陳毅吃墨》《飛奪瀘定橋》《王二小》等，一些只在老一輩記憶里反復回響。《吃水不忘挖井人》卻仍頑強地留在教材中，在不同版本里略有改動，卻始終未被完全替換。這種“留守”，本身就很耐人尋味。

一方面，它代表著一種價值判斷——在眾多故事中，這則故事更適合用來向孩子講解“感恩”和“記得源頭”；另一方面，它也說明，在經歷多輪教材改革后，有一些內容已經不再只是某個年代的選擇，而更像是新中國教育史上一條持續延伸的線索。

如果把時間拉長來看，1949年那一船臨時課本，1950年代的掃盲運動，1958年的漢語拼音方案，1970年代末引進國外教材，再到《吃水不忘挖井人》被反復確認、繼續保留，這些看似分散的片段，其實指向的是同一個目標——讓更多普通人有機會走進課堂，有機會通過一本薄薄的書，認得更多的字，知道更多的事。

很多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人回憶起第一次讀到《吃水不忘挖井人》，往往會說一句：“那口井，仿佛就在眼前。”課文不長，情節簡單，卻把“吃水不忘挖井人”這八個字，刻到了不少人的腦子里。沙洲壩的那口井還在，石碑也還在，而課本里的這篇文章，已經陪著幾代人，從土坯教室走到了水泥樓房，從煤油燈下念到電燈課堂。

當年那些拿著新課本小心翻看的孩子，有人成了工人，有人成了農技員，有人成了工程師，也有人后來走上教書育人的崗位，把同一篇課文再讀給下一代聽。這樣的循環，多少有些樸素，但在一條并不平坦的歷史道路上，正是這些看似普通的選擇，慢慢構成了新中國教育發展的一條主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