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剛入關的頭幾年不設督撫藩臬，那么各省的最高長官又是什么？

1645年仲春的一天清晨，江寧城東水門外的米市格外熱鬧，挑擔的老朱低聲嘀咕：“聽說明日洪承疇就要進城，究竟管啥差事？”這一句市井閑談，道出了入關初期一個頗讓后人費解的問題——清廷到底派誰來統理地方。順治帝尚在少年，多爾袞攝政，中央雛形已定，但地方建制遠沒成型。若把時鐘撥回1644到1646這短短三年，會發現督撫、藩臬這些耳熟能詳的名號幾乎消失不見，各省最高長官另有職稱，且職責重在軍事而非行政。

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在1644年四月占領北京，僅存五十多天即被清軍擊潰。滿洲貴族進城時，手里不過十來萬鐵騎，疆域卻驟然向南鋪展。人口、財賦、吏員都捉襟見肘，想在一夜之間恢復明代那套巡撫—布政—按察的金字塔，顯然不現實。于是，“招撫大臣”成為最先被啟用的臨時方案。

這些招撫大臣來源復雜：有投誠的明朝重臣（洪承疇、駱養性），有早年歸附的漢軍旗將領（吳惟華），也有讀書入仕的科甲官員（孫之獬、黃熙允）。他們全都戴著一個共同的帽子——“總督軍務”。字面看似熟悉，實則與后來總督截然不同：不管財賦、不理漕運，主要任務是“撫降”與“清剿”，帶兵為先，兼理民事。清廷給他們頒下一紙檄文，兵部、都察院、內閣銜號隨手拼接，既借前明舊制，又方便隨時收回。

招撫的先后順序多少反映軍情冷暖。順治元年六月，河北、山西告定，多爾袞讓吳惟華向南行，在天津設招撫署。七月，方大猷被派往濟南，隨行不過數百親兵，卻握有劃出錢糧、就地募勇的“鈐記”。到第二年閏六月，江南門戶洞開，洪承疇南下時，胸前佩的還是“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外加一句“節制江南各省軍務”。這串冗長頭銜，正說明制度暫缺：需要兵部的名義調兵，要依都察院的牌子監察文武，甚至還得掛一個“大學士”好讓地方士紳買賬。

有意思的是，招撫大臣內部并無固定等級。吳惟華在廣東被稱“太子太保總督軍務”，黃熙允赴閩只掛“兵部右侍郎招撫福建”，文書行文對他們都用“總理”，碰見了先看軍功、再論官階，頗有幾分“拳頭大就是理” 的意味。各省府州縣遇事先請示招撫署，再層報北京，效率不高卻在戰時勉強運轉。

與此同時，低一級行政崗位同樣空缺。縣官逃散，人地兩空。多爾袞索性發布“求賢令”，允許原明朝五品以下官吏“仍原品就任”，鄉紳舉薦亦可留用。短短數月，直隸、山東、山西三省補足知縣百余，絕大多數是前明舉人、貢生。說白了，清廷把基層事權下放，先讓地方自救，以爭取稅糧、糧臺和情報來源。

隨著形勢好轉，招撫機制逐漸露出局限。1646年正月，攝政王內閣議定“各省宜設巡按御史一員”，要求“巡察軍務糧餉，兼理民情”。四月，又參照山西、直隸現成模版，吏部擬定“布、按兩司人員名冊”，各省陸續補缺。五月，首批正式巡撫名單核準上諭，江南、山西、河南三省最先到位，布政使、按察使、學政、分守道也一并發銜。這意味著地方軍政開始分流，招撫時代的臨時官署進入尾聲。

值得一提的是，被稱作“江南王”的洪承疇，在江寧城里坐鎮不到一年即奉召北返京師，入值內閣兼理兵部，取而代之的是新設“江南巡撫”——由劉澤清暫代。后世若硬把洪承疇等同于“江南總督”，無異于把戰時臨時指揮與成熟封疆大吏混為一談，兩者權責、轄區和行政架構全然不同。

到底什么時候才出現“督撫并置”的格局？要等到順治八年，湖廣、兩江等重鎮復行雙牌坊：上設總督，統轄數省軍政；下設巡撫，各理本省軍民。當年河道、漕運也有了固定的“藩臬分守”官名。至此，清朝地方官制的骨架才算搭好，后續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不斷修補，一直延續至辛亥革命。

回到1644至1646年，那段過渡期恰像篝火夜行：火光跳躍，勉強照亮前路，卻隨時可能熄滅。清廷用“招撫+總督軍務”扛過最危險的三年，把原明官僚和鄉紳裹挾進新體制。在血與火的縫隙中，地方行政由混沌歸于秩序，各省最高長官的名字也從“招撫大臣”過渡到“巡撫”，再到后來眾人耳熟能詳的“總督”。歷史的節點往往轉瞬即逝，可正是這些不起眼的稱謂變化，見證了一個王朝夯實統治的全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