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評論｜鄭永年：打擊伊朗，美國究竟想要什么？

（資料圖）

鄭永年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

根據新華社消息，美國和以色列2月28日聯合對伊朗發起“先發制人”軍事打擊，伊朗隨即予以還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卡塔爾、巴林、伊拉克等中東地區多國受到沖突波及。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襲擊中身亡。

這一越過傳統地緣紅線的極速絞殺與反擊，不僅瞬間引爆了區域危機，更以遠超預期的烈度撕裂著本就脆弱的國際秩序。這究竟是一場精準的定點清除，還是一場蓄謀已久的“信息戰”？

筆者認為，這絕非純粹的世俗利益博弈，而是一場疊加了深層信仰沖突的“2.0版宗教沖突”。國際秩序正在發生根本性位移：從二戰后建立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可能正滑向一個“基于恐懼的叢林世界”。

哈梅內伊遇害事件背后的含義值得深入探討。從美國老布什總統時期的海灣戰爭開始，美國所展示出來的戰爭能力和意志不容輕視。美國此次的做法與此前相關策略極為相似，制造一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行動風格虛虛實實，一旦找到機會便果斷出擊。

就策略而言，大都是由美國總統的決策導向所決定。比如老布什海灣戰爭中，基本上采取了“打了就跑”的策略，并未表現出占領領土的意圖。而小布什時期，受9·11事件的影響，美國推行“大中東民主計劃”，占領當地國家，導致美國深陷中東泥潭，最終卻又不得不從中抽身。而此次特朗普的戰略，與當年老布什的海灣戰爭極為相似。

很多人都在說美伊雙方正在進行談判，且進程看起來還不錯，美國怎么突然就發動了精準打擊呢？個人認為，這既是一場為利益而戰的世俗沖突，更是一場宗教沖突，筆者把它稱之為“2.0版的現代宗教沖突”。

為何會說這是一場宗教沖突？首先，伊朗主要是一個宗教政權，而作為虔誠宗教信徒的特朗普，其宗教信仰背景也促成了其打擊伊朗的決策。人們會看到，特朗普持有明確的立場，他此前也一直是這樣的態度——他的目標是實現伊朗政權的更替，因為他認為伊朗的哈梅內伊并非是一個可以談判的對象，所以他的方案之一就是通過政權更替來解決問題。

那么接下來的關鍵問題在于伊朗政權將以何種方式完成重組——是回歸巴列維王朝時期相對世俗的體制，還是繼續重建神權政治架構？對美國而言，其顯然傾向于推動建立一個世俗政權。這并非意味著要復刻小布什時期的“大中東民主計劃”，但核心前提必須是世俗屬性；只要保持世俗本質，美國就能接受。可以確定的是，美國絕不會再支持一個原封不動的神權政治。

當然，這取決于伊朗國內的人民，而非美國。美國不會像二戰后占領日本、德國那樣，幫助解決伊朗的本土政權問題。否則，美國將再次陷入無休止的泥潭。

從此前美國占領中東的軍事行動，以及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的特別軍事行動中，特朗普或許汲取了不少教訓。因此，個人判斷，美國很可能會采取具有毀滅性的“打了就跑”的策略，核心目標就是清除那些被其視為對美國構成威脅的對象，只要消除了威脅便會收手。接下來我們須密切關注，此次美伊沖突具體會對伊朗國內局勢產生何種影響，又將怎樣波及整個中東地區的格局。

實際上，美國在某些方面對以色列的支持是很執著的，猶太人的力量在美國本來就很強大。盡管美國現在戰略上有所調整，但美國并不是簡單地“退縮”到西半球，而是在調整、整頓和鞏固。所謂“鞏固”，也就是說，從根本上美國從未放棄擴張性的國家安全戰略。無論是對中東、歐洲，還是對亞洲，美國實施的都是“離岸平衡”戰略，這一戰略主要依靠幾個支點推進——以色列就是一個其在中東的戰略支點，日本是其在東亞的一個支點。所以，以色列對美國來說，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比如在伊朗的問題上，哪怕此前民主黨和共和黨內部對以色列的一系列動作已經有了不同的看法，但從去年年中到此次打擊，以色列都扮演了主動角色，發揮了“急先鋒”的作用。從當前情形來看，我們對中東還需進一步了解。實際上，從近代以來，中東一直是西方多個大國競爭的焦點，英國、蘇聯（后來的俄羅斯），還有美國。

美國和以色列為什么會選擇在這個時候進行打擊？這是因為通過去年的打擊，以色列和美國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掌控中東的局勢。去年的打擊還是目標性的，主要目的是摧毀核設施。而這次是上一次的升級版，不僅僅旨在摧毀核設施，還要進行政權更替。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在去年6月的打擊以后，伊朗一直處于守勢。從去年年中到現在，美國和以色列已經把整個中東局勢和伊朗的弱點看得清清楚楚。

此次美軍在伊拉克、敘利亞的基地，甚至包括阿聯酋城市的目標都遭到了打擊，這是否意味著沖突已經突破了以往“代理人戰爭”的默契，開始將海灣核心產油區及美軍中樞拖入戰火？

首先，筆者并不認為美國此次會被拖入持續沖突。伊朗內部本身是很復雜的，雖然伊朗有人支持強硬反美，但在伊朗政權內部存在分化，有極端的強硬派，也有比較溫和的派別。

長期以來，阿聯酋、沙特等海灣國家都在尋求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并調整對伊政策。如果伊朗建立了一個比較溫和的政權，對美國不是那么敵視，或者建立一個世俗政權（哪怕不是完全世俗的），那海灣國家可能會找到更多的共同利益，那么中東反而會變得更加穩定。反之，就可能會出現很多無組織的極端事件，不僅中東自身很難應付，對美國也是一個巨大的難題。

這不僅僅關乎地區安全問題，更是一個宗教問題。中東的諸多重大問題，不同宗教派別之間的暴力沖突極為殘酷，無論是基督教、猶太教與穆斯林之間，還是伊斯蘭教內部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沖突都異常激烈。

從去年開始，美國對伊朗“核問題”展現出更加強硬姿態。特朗普在其第一個總統任期內就退出了伊朗核協議。其實，核問題不僅事關美伊關系，也關乎整個世界。在人工智能時代，我們人類的核武器危機是非常嚴峻的。如果伊朗真的變成核武國家，就會對以色列構成真正的威脅，所以以色列一定會繼續打擊——直到伊朗成為一個無核國家。

盡管現在人們常說世界各國的競爭是第四次產業革命的競爭，主要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領域，但實際上軍事競爭依然是大國競爭最重要的領域之一。人工智能的軍事化，或者是核武的人工智能化，是所有國家都要關注的問題。而且人工智能軍事化也是美國科技右派的主要議程。

如此來看，當今世界正再一次面臨毀滅性的威脅。在次情況下，我們需要重新反思國際秩序的深刻變革。以前的國際秩序建立在規則之上，而現在的國際秩序將越來越建立在恐懼之上（fear-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和“叢林法則”之上。

盡管法國總統馬克龍、加拿大總理卡尼以及許多歐洲領導人，都想要推動美國重新回到基于規則之上的國際秩序，但現實談何容易，現在美國是破壞國際規則的第一大國。所以未來的國際秩序可能將是一個危險的“叢林世界”。

（本文根據對作者的專訪整理，經作者審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馮簫凝、王希圣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