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批知識產權專題指導性案例評析

本文內容來自人民法院報

指導性案例273號

侵權高一尺，法律高一丈

——評浙江吉某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浙江吉某汽車研究院有限公司訴威某汽車制造溫州有限公司等侵害技術秘密糾紛案

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學院教授郭禾

多年來，法律實務界論及侵犯商業秘密案件時，大多會有“當原告不易、做被告輕松”的經歷。然而，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在一系列技術秘密案件特別是吉某訴威某案件的審判中，讓我們看到了只要深刻領悟法的精神、站在市場經濟的角度去考量問題，完全可以在現行制度下讓侵權人得到應有的懲罰，讓受害者得到全面救濟。

“舉證難”是侵犯商業秘密案件中讓原告最為頭疼的問題。商業秘密作為一種信息，可以記錄在任何載體上。現實中，要證明被告持有記錄了商業秘密的載體已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若是商業秘密完全存在于離職跳槽人員的大腦之中，取證工作更是難上加難。《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在2019年的修正中為減輕原告的舉證責任，專門針對特定情形明確了責任轉移規則。本案針對舉證責任轉移規則的實施，提供了具體的范本，即被訴侵權人通過招攬其他企業人員，進而形成獲取該其他企業技術秘密的渠道或者機會，并在明顯短于獨立研發所需合理時間內即生產出與該企業技術秘密相關的產品的，可以推定被訴侵權人實施了侵害技術秘密的行為，但被訴侵權人提供相反證據足以反駁的除外。這一做法無疑大大降低了被侵害人的舉證負擔，在事實上提高了商業秘密保護程度，對法律的實施具有指導意義。

本案的另一個亮點在于針對普遍存在的“執行難”問題，從侵犯商業秘密案中的特殊性出發，對判決主文中“停止侵害”的判項作了細致入微的闡述，進而讓這個不作為的行為具備了完全的可操作性。具體包括：停止涉技術秘密產品的制造、銷售；對案件中涉及技術秘密的相關專利的實施和處分作出限制；按照一定程序轉交或銷毀載有技術秘密的載體；將判決內容明確告知一定范圍內可能侵害或者知悉商業秘密者，并要求其承諾不侵權等。通過這些措施，從多個方面降低了侵害行為持續發生的可能性，使商業秘密得到更加完善的保護。不僅如此，裁判者還考慮到判決履行的延遲可能導致商業秘密公開范圍擴大的風險，故而在判決中以延遲履行金的方式敦促侵權人積極履行法院判決。透過本案判決可知，裁判者可以綜合侵害商業秘密行為性質、情節和遲延履行停止侵害義務可能產生的損害等因素，將被訴侵權人遲延履行停止侵害義務的遲延履行金明確在判決之中。具體標準可視具體情況按日、月等期間計算，也可按產品件數等規模計算，還可一次性定額計算。這一做法不僅為民事訴訟法中關于確定非金錢給付義務遲延履行金規定提供了示范性案例，更為重要的是，這一做法避免了后續執行程序中可能出現的不確定性。

指導性案例274號

許諾銷售損害賠償責任的合理性基礎

——評青島青某重工有限公司訴青島晨某機械設備有限公司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案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蔣舸

關于許諾銷售的法律責任承擔形式，長期以來存在爭議。有意見認為，許諾銷售僅引發被告停止侵權和承擔原告合理支出的責任，并不引發損害賠償責任。理由是，許諾銷售行為本身并未給權利人造成實際損失，損失僅出現在銷售行為實際發生之后。另一種意見則認為，許諾銷售同樣可以引發損害賠償責任。在很長時間內，司法判決意見不一，且“許諾銷售不判損害賠償說”成為多數判決采納的意見。最高人民法院在青島青某重工有限公司訴青島晨某機械設備有限公司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案中認定許諾銷售需要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為后續裁判提供了明確指引。許諾銷售賠償責任的合理性，可以從以下三方面加以理解：

第一，從立法背景可知，許諾銷售不是損害賠償的豁免理由。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及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我國在2000年和2008年修改專利法時，先后針對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引入了獨立的許諾銷售權。實際上，即便不在立法中單獨規定許諾銷售，通過在司法中對“銷售”作較為靈活的解釋，同樣可以將預備行為納入規制對象。只不過立法修改使我國專利法能夠更加直接地滿足《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關于保護標準的要求。可見，許諾銷售權獨立化的目的是加強保護，不應成為妨礙權利人主張賠償的理由。

第二，從許諾銷售的核心含義可知，網絡銷售并不屬于最典型的、需要與銷售進行區別處理的行為，因此當許諾銷售的具體呈現形態是網絡銷售時，尤其不應當產生阻斷損害賠償主張的效果。典型的許諾銷售是侵權人在展覽會、展銷會、交易會、博覽會等場合進行的商品宣傳行為。從此類宣傳行為到實際銷售行為之間，通常還存在較為漫長、復雜與不可控的貨品調整與條件磋商過程，因而權利人特別需要通過獨立的許諾銷售權來制止侵權。但是，在如今網購發達的年代，從網店展示商品到實際銷售行為發生之間往往并無重大斷裂，倘若允許侵權人躲在許諾銷售的定性背后逃避損害賠償責任，無異于縱容其侵蝕權利人的市場利益。

第三，從填平原則的內涵與目標觀之，針對許諾銷售者科以損害賠償責任具備合理性。填平原則的含義是：被告需要將原告的利益恢復至猶如侵權行為未發生一般的狀態。在知識產權侵權的場景下，原告的損失在貨幣化層面的表現，便是權利人未能獲得侵權人本應支付的許可費。侵權人應付未付的許可費，正是應當予以填平的損害賠償。許諾銷售屬于需要經過權利人許可方能實施的行為。侵權人未經許可、未支付許可費便進行許諾銷售，自然可以被判決承擔賠償損失的民事責任。

綜上，最高人民法院本案的裁判觀點，既為許諾銷售損害賠償責任的認定劃定了清晰標準，也有利于打擊侵權、加強保護。

指導性案例275號

利用網絡平臺組織侵權交易屬于直接侵權行為

——評江蘇省金某種業科技有限公司訴江蘇親某農業產業發展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李菊丹

水稻“金粳818”侵權案曾入選“新時代推動法治進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是一起以“農業產業鏈綜合服務”為名，實為以微信群等網絡工具組織實施的隱蔽性強且惡意明顯的品種權侵權案件，涉及范圍廣、交易金額大，危害后果嚴重，備受社會關注。此次，作為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性案例發布，其在網絡環境下如何準確認定品種權侵權行為，正確適用法律，追究侵權責任，對后續相關案件的審理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本案被訴侵權人通過微信群以提供“種植服務”“訂單農業對接”“農業產業鏈信息匹配”等為名，向簽署加盟協議的會員農戶提供銷售種子信息，并確定銷售價格、數量、種子包裝方式、交貨時間和地點，大量提供白皮包裝或者標注為商品糧的侵權種子。本案的侵權認定涉及兩個關鍵問題。

一是關于幫助侵權和直接侵權的界定。從表面上看，被訴侵權人似乎僅提供有關種子的銷售信息，尚未介入后續的種子交付和收款，沒有參與侵權種子的實質銷售行為，或者僅為種子的銷售提供了某種幫助，實則是被訴侵權人以隱蔽的方式尋找潛在客戶，發布種子銷售信息，確定價格、數量、包裝方式、履行期限等信息，主導著侵權種子交易的達成，是被訴侵權種子交易的組織者、決策者。審理法院透過侵權人所營造的提供各類信息匹配等綜合服務的假象，緊扣侵權種子的信息提供，價格、交易數量、包裝方式、履行地點的確定等關鍵交易環節，認定被訴侵權人直接實施了被訴侵權種子的銷售行為，系案涉侵權行為的直接實施主體。這一認定體現了司法對利用信息網絡組織侵權種子交易的新型侵權形態的有效回應，防止其規避或者減輕侵權責任的承擔，彰顯了打擊種子侵權、凈化種業市場，保護種業知識產權的堅定決心。

二是關于農民自繁自用權利的邊界。本案所涉侵權行為具有很強的隱蔽性。被訴侵權人以提供信息匹配幫助“種植戶”節約生產成本、“為農民買賣自留種提供信息匹配”為由，通過信息網絡實現跨區域大規模的侵權交易。通過本案審理，明確《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所規定的“自繁自用授權品種繁殖材料”的主體僅限于“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簽訂家庭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合同的農民”，如繁殖材料自用有剩余的，只能在“當地集貿市場上出售、串換”，以方便農民對少量剩余自留種的利用。任何超出上述土地使用范圍的種子數量，或者通過信息網絡方式，或者超越“當地集貿市場”范圍進行大規模交易的行為，都屬于侵害品種權的違法行為。這對規范農業新型經營主體依法利用互聯網開展各類專業服務、提升農業領域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均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指導性案例276號

“合理成功預期”在化學、生物領域專利創造性判斷中的考量

——評諾某股份有限公司訴國家知識產權局、第三人戴某良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案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廣良

諾某股份有限公司訴國家知識產權局、第三人戴某良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案將“合理成功預期”作為化學、生物領域專利創造性判斷的重要因素，既符合化學、生物領域的研發特點，又為“三步法”在化學、生物領域的適用提供了更具針對性的考量路徑，對于妥善認定該領域發明的創造性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三步法”是專利創造性判斷的基本方法，包括確定最接近的現有技術、確定發明的區別技術特征和實際解決的技術問題、判斷發明對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而言是否顯而易見三個步驟。“三步法”旨在還原發明場景，檢驗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從最接近的現有技術出發，面對本專利實際解決的技術問題時是否能夠從現有技術中獲得將區別技術特征與最接近現有技術相結合以得到專利技術方案的啟示并因而有動機作出相關改進。

化學、生物是實驗科學，技術方案的可行性和效果常常不易通過理論推導和邏輯推理確定，一般需要采用實驗方式驗證，直接適用“三步法”較為困難。以藥品研發為例，其基本遵循“假設—驗證—篩選”的路徑。通常，“驗證”特定技術方案本身難以為專利帶來創造性，藥品發明創造的創造性的主要來源，一是嘗試本身的決策困難，即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在不具有“合理成功預期”情形下仍予嘗試；二是技術效果的不可預料，即取得了預料不到的技術效果。后者與其他領域預料不到技術效果的判斷并無二致，問題的核心在于如何將前者整合到“三步法”的判斷邏輯中。對此，指導性案例給出了答案。

首先，“合理成功預期”一般不影響“三步法”第一步即最接近現有技術的選擇。選取最接近現有技術的核心關切是該現有技術能否作為獲得發明的擬制起點，至于以其為起點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是否具有“合理成功預期”尚非這一步驟應當考慮的因素。

其次，“合理成功預期”應當是“三步法”的第三步即技術啟示的重要考慮因素。“驗證”本身通常不帶來技術貢獻，就意味著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是否會去嘗試至關重要。嘗試與否的決策過程本身就是“合理成功預期”的判斷過程。實驗科學領域，將“合理成功預期”作為判斷技術啟示和改進動機的重要因素，恰恰符合“三步法”還原發明場景的基本初衷。

最后，“合理成功預期”應以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有“嘗試的必要”為標準，不要求“成功的確定性或高度蓋然性”。這既符合藥品研發“沉舟側畔千帆過”的研發格局和“萬里挑一”的研發實踐，也有利于提高藥品專利申請質量、推動藥品產業高質量發展。

指導性案例277號

江蘇宏某旋轉補償器科技有限公司訴江蘇遠某波紋管有限公司等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評述

中國社會科學院知識產權中心主任、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管育鷹

技術事實查明是專利案件審判實踐中的難點。在專利技術深度嵌入規模化、全球化產業實踐環境的背景下，技術事實的查明更為復雜。個案中如何兼顧公正與效率的司法目標，通過客觀公平的舉證責任分配，科學合理地發現并還原被訴侵權人所使用技術是否落入專利權保護范圍的事實，是考察法官職業素養和專業能力的重要方面。

本案的典型意義在于明確了合同圖紙等非實物技術資料在特定情形下可作為專利侵權比對證據的采信標準。在專利侵權判定中，一般需要比對被訴侵權產品與請求保護的專利權權利要求的技術特征；但被訴侵權產品實物難以獲取或代價高昂、權利人取證困難的情形時有發生，比如已出口的大型機器設備或被安裝在生產線中的核心部件，對其進行實地勘驗、追回或拆解都很困難或者拆解將造成巨大損失。針對此類難以將被訴侵權產品實物作為侵權比對依據的情形，審理本案的法院確立了“應允許將與實物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圖紙作為技術特征相同或等同的比對依據”的裁判規則；同時法院還進一步明確，若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結合一般知識分析該圖紙、可合理推知被訴侵權產品的密封腔在正常工作狀態下空間大小的變化趨勢，則這一技術特征可作為與相應專利技術特征進行比對的依據。

本案的裁判思路既中立審慎又務實高效。在確認圖紙符合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的前提下，法院合理推導出招標合同圖紙記載的技術信息與被訴侵權產品實物所包含的技術特征具有同一性，進而在無相反證據的條件下與專利權權利要求的技術特征進行比對，并依據等同原則判定侵權成立，科學合理地解決了實踐中的技術事實查明難題。本案裁判有效化解了特定技術類案件的“舉證難”問題，減輕了當事人的訴訟成本，在滿足“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的同時提高了專利侵權糾紛案件審判效率，對于類案具有指導價值。

需指出的是，判定被訴侵權技術方案是否落入專利權保護范圍這一技術事實查明過程及其結論，事關雙方當事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在適用本案裁判規則時，首先須充分釋明雙方的舉證責任，判定是否符合“不具有實物比對可行性”的前提條件，其次須充分論證被訴侵權產品的圖紙等技術資料是否符合證據“三性”、是否與實物之間具有“高度一致性”、其所體現的技術特征是否與相應專利權權利要求的技術特征相同或等同。只有基于“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嚴格進行審查認定，才能避免不當擴張專利權保護范圍。

指導性案例278號

惡意訴訟的司法認定標準

——評福建恒某科技有限公司訴泉州日某流量儀器儀表有限公司因惡意提起知識產權訴訟損害責任糾紛案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李揚

惡意訴訟是指行為人明知其缺乏權利基礎或事實依據，仍以圖利加害為目的，針對他人提起侵權訴訟或者采取其他具有訴訟威懾效果的法律措施的行為。本案判決深刻揭示了惡意訴訟的核心要素在于主觀惡意，并為如何從客觀行為中探知主觀惡意提供了清晰裁判路徑，在法律、社會、政治三個層面均有指導意義。

一是法律層面上，為主觀惡意的司法認定提供了可操作標準。本案判決并未糾纏于訴訟的最終成敗，而是通過“過三關”的審查思路，將抽象的主觀惡意具象化、可衡量化。一方面，審查權利基礎有沒有，直接回應惡意訴訟的核心表征。另一方面，審查權利基礎“穩不穩”與“厚不厚”，進一步深化對主觀惡意的客觀判斷，從而警示潛在的起訴人，即便形式上擁有權利，但若權利本身存在重大瑕疵或索賠請求與權利價值嚴重不符，其訴訟行為同樣可能被認定為是將訴訟程序異化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圖利加害工具。該裁判思路，有效平衡了訴權保護與訴權濫用規制的關系，避免了機械適用法律，實現了精準打擊。

二是社會層面上，維護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與創新活力。惡意訴訟兼具程序濫用性與競爭排他性，是一種典型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本案判決對惡意訴訟的明確否定，具有顯著社會效果。一是為誠信經營者提供了法律護身符，制止了以訴訟為名的商業霸凌行為，讓企業能安心經營、專心創新，而非疲于應對濫訴。二是凈化了市場環境，向全社會傳遞出訴訟是維護正義的公器，而非打壓競爭對手的私器，有助于遏制利用訴訟拖垮競爭對手的行業歪風，引導市場主體將精力聚焦于技術研發與產品質量的良性競爭上，最終促進整個社會的創新活力。

三是政治層面上，彰顯了國家加強知識產權高質量保護的堅定決心。在國家大力倡導優化營商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宏觀背景下，該案判決表明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正在從單純的數量增長轉向質量提升，保護不僅包括對合法權利的確認與救濟，也包括對濫用訴訟權利、擾亂市場秩序行為的打擊。嚴懲惡意訴訟，正是知識產權保護質量的體現，它確保了保護制度不被投機者利用，維護了司法權威與公信力，向國內外市場主體展示了中國構建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營商環境的誠意與決心，有助于增強投資者信心，服務于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大局。

總之，該案判決生動詮釋了知識產權惡意訴訟的法律內涵，從法律、社會、政治層面展現出了治理此類行為的深遠意義，是新時代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標志性探索成果。

指導性案例279號

西某工業軟件有限公司訴廣州沃某模具有限公司侵害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糾紛案評述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馮曉青

西某工業軟件有限公司訴廣州沃某模具有限公司侵害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糾紛案，在判定計算機軟件著作權侵權方面，突破了既有的實質性相似加接觸的“唯代碼對比”通常范式，確立了以舉證責任轉移規則為核心的司法裁判標準。同時，針對證據保全妨礙規則，構建了與軟件技術特征相適應的司法裁判邏輯。本案對于我國法院審理軟件類著作權侵權糾紛案件提供了重要的裁判指引，具有重要的司法指導意義。

在軟件著作權侵權糾紛案件中，為判定著作權侵權是否成立，司法實踐中通常需要對原、被告雙方的程序代碼進行比對、勘驗乃至技術鑒定，具有較強的專業性和技術性。由于源代碼通常由侵權嫌疑人所掌握，主張權利的原告往往面臨舉證困難，也在客觀上會耗費司法資源。本案生效判決則認為：在侵害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糾紛中，軟件著作權人能夠舉證證明被訴侵權軟件與權利軟件的名稱、版本號、權利人信息等特有信息相同或者軟件界面設計高度近似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認定被告和原告軟件構成實質性相似而無須比對上述軟件代碼，除非被告有相反證據足以反駁。其表明，原告在完成前述初步舉證義務后，舉證責任轉移到被告，被告須證明其軟件具有合法來源或者對其軟件與原告軟件存在實質性差異作出合理說明。本案中，被告并未進行合理舉證，遂被法院認定為構成侵害原告軟件著作權。上述裁判觀點明確了當事人之間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在減輕軟件著作權人因為客觀條件限制而難以獲取被告源代碼的舉證負擔的同時，精準破解了權利人的舉證困境，有利于降低人民法院審理這類技術性案件的難度。這一合理的舉證責任分配，也強化了人民法院的司法程序權威，倒逼被訴侵權人履行誠信訴訟義務，與軟件著作權侵權糾紛的舉證特點相符合。其背后深刻體現了人民法院對舉證責任合理分配、程序正義、司法效率等的關注和追求。

本案另一個裁判要點是明確了被訴侵權人妨礙證據保全行為的懲戒性法律后果，在司法實踐中發揮了舉證妨礙規則的積極作用，即在軟件著作權侵權糾紛案件中，被訴侵權人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方法妨害人民法院證據保全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作出對其不利的事實推定，包括認定未能依法保全的軟件構成著作權侵權，并在確定賠償數額時將妨害保全作為侵權情節予以考量。軟件本身具有容易被復制、刪除和篡改等特點，加之軟件著作權侵權行為具有高度的隱蔽性，證據保全對于及時固定侵權證據和侵權事實、還原案件真相具有必要性。證據保全本身也是我國民事訴訟活動中充分維護權利人合法權益、便于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實的重要訴訟制度。本案中，人民法院認定案涉被訴行為構成《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2019年修正）第九十五條規定的舉證妨礙情形，確立了“事實推定+加重責任”的雙重規制模式，對于有力遏制訴訟參與人妨礙證據保全的不誠信行為、倡導訴訟誠信、構建誠信社會等都具有重要意義。本案確立的舉證妨礙規則，無疑還有利于維護司法程序的嚴肅性和公正性，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

總的來說，本案上述兩個裁判要點圍繞“公平分配舉證責任、高效查明案件事實”，為軟件著作權侵權判定提供了契合“實質性相似+接觸”的著作權侵權傳統標準以及在證據保全受阻時的事實認定和損害賠償考量因素，有利于減輕權利人舉證負擔，強化當事人誠信訴訟，提高訴訟效率，公平合理地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

內容轉載自人民法院報·3版，本文章僅限學習交流使用，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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