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30號,印尼蘇哈托右翼軍方開啟了對本地華人的屠戮。據統計,這場約為半年的暴行中,約有50萬到100萬印尼華人慘遭屠戮,成為了海外華人與當代國際關系史上極度黑暗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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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哈托
這里我們要知道,印尼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才宣布獨立,此前300多年的時間里,除了1942到1945年被日本占領,剩下幾乎都算是荷蘭的殖民地。可以說印尼排華的種子早在荷蘭殖民時期就已埋下。荷蘭殖民者為了便于管理和榨取資源,在印尼實行了嚴格的種族隔離和階層分化。金字塔頂端是荷蘭人,原住民被壓在最底層,從事極其辛苦的農業勞動,而華人以及少部分阿拉伯人、印度人就被劃分為東方外僑,處于中間階層。
當時荷蘭人就把收稅、鹽業、鴉片專賣和高利貸這些極其容易拉仇恨的行當,承包給華人去做。華人群體雖因此積累了財富,但也替荷蘭殖民者擋下了原住民的怨恨。在原住民眼中,華人就是貪婪的吸血鬼,殖民者的幫兇。印尼在1945年宣布獨立后,這種畸形的經濟結構并沒有改變,華人依然掌握著印尼大半零售分銷和信貸網絡。當印尼原住民在獨立后依然面臨食不果腹的赤貧時,階級矛盾、貧富差距就被輕易地轉化為種族矛盾,從而埋下了排華運動的導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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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印尼 蘇門答臘
到了1965年,印尼這個國家可以說是全球冷戰博弈的一個縮影。當時印尼內部有三股龐大勢力。
其一是美國。隨著印尼共產黨的發展,以及美國在越南戰場越陷越深,美國國家安全部門出現了恐慌。他們認為如果擁有上億人口、扼守馬六甲海峽的印尼倒向蘇聯或者中國,整個東南亞都將門戶洞開。于是美國中情局便開始長期隱秘地向印尼陸軍右翼將領,比如納蘇蒂安、雅尼等人,提供大批資金和通訊設備,把他們培育成自己強有力的反共力量。
其二是印尼共產黨。為什么美國會恐慌?因為當時印尼共產黨是中蘇之外的世界第三大共產黨,在黨主席艾地領導之下,黨員超過300萬,下屬工農組織覆蓋近2000萬人,占印尼總人口的將近五分之一。1964年印尼共產黨為了落實土改,在爪哇等地發動農民強行沒收地主和富農的土地。但這一步走得有些激進。印尼是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穆斯林占總人口將近90%,許多被沒收土地的大地主是穆斯林教士階層,他們擁有強大的基層教徒動員能力,這么一搞相當于印尼共產黨直接把龐大的穆斯林保守勢力推向了右翼軍方那一邊。不僅如此,印尼共產黨還向總統蘇加諾提議,武裝2000萬的工農組織,建立獨立于陸海空警之外的第五軍種,這就直接觸碰了印尼軍方的絕對底線——軍方深知,一旦印尼共產黨擁有武裝,對自己將是很大的威脅。
第三股勢力就是以印尼總統蘇加諾為首的印尼民族黨。蘇加諾為了國內穩定,本來想把民族黨、宗教勢力和共產黨這三股力量捏合在一起。畢竟蘇加諾是帶領印尼脫離西方殖民的,他在意識形態上算是反美西方帝國主義這一派,當時在外交上還號召東亞南亞國家團結起來對抗西方。上面也說了,西方本來就怕印尼倒向中蘇,所以此舉徹底激怒了西方。
此時的印尼華人階層,因為深受新中國成立的鼓舞,在政治上高度支持蘇加諾,在意識形態上親近印尼共產黨。這種經濟上有錢、政治上左傾的雙重屬性,讓華人在隨后的巨變中陷入非常危險的境地。
到了1965年9月30號深夜,印尼首都雅加達發生了反共大清洗的導火索事件。簡單來說,就是印尼軍中6名右翼將領被殺,然后時任陸軍戰略預備隊司令的蘇哈托在平息叛亂的過程中控制了電臺,竟然謊稱這次叛亂是印尼共產黨及其下屬的婦女組織所為,為的就是激起全社會對印尼共產黨的仇視。蘇哈托這套謊言極大地煽動了印尼全社會的恐慌、憤怒和宗教狂熱。他派遣特種部隊開赴各地,對本地人派發武器,對印尼共產黨及華人開啟了屠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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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華人
暴徒們襲擊了幾乎所有的華人左翼社團、華人報社和學校。在雅加達的草埔、棉蘭、坤甸等地,華人的商鋪被砸毀,財產被洗劫一空。雖然主要被殺害的是爪哇和巴厘的原住民共產黨員,但數以萬計的華人,特別是教師、社團骨干、富商們,被指控為中國的間諜或共產黨金主而慘遭殺害。在亞齊和西加里曼丹的一些地方,甚至出現將整個華人村莊驅逐進深山、任其自生自滅的慘劇。
當時中國雖然派出了遠洋輪船光華輪,進行了多次極其艱難的撤僑,接回了4000多名難民,但對于將近300萬的印尼華人來說,確實是杯水車薪。
1967年3月,早已掌握大權的蘇哈托推翻蘇加諾,正式成為印尼總統,隨后頒發了第十四號總統令,開始對華人實施長達32年的全面文化清洗。也就是在這一年的10月份,中印兩國正式斷交。
蘇哈托對華人采取了哪些政策?首先禁絕華文,所有華人學校被強行關閉或接管,禁止任何華文出版物,甚至連從國外帶入印尼的中文包裝紙或帶有漢字的中藥說明書都要被沒收。其次強迫改名,華人被迫放棄中文姓名,改用印尼語拼寫的名字。第三是信仰限制,禁止在公共場合慶祝春節、元宵節,舞龍舞獅都被視為非法。
我們必須看到蘇哈托政權對華人極其不公的政策,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33年后的1998年,印尼華人再次遭受了滅頂之災。因為別看蘇哈托在政治上極度打壓華人,他在經濟上卻極其依賴少數的華人寡頭。蘇哈托家族及其軍方將領把特許經營權、壟斷權交給林紹良等極少數華人富豪,華人富豪負責賺錢,向蘇哈托家族輸送巨額利益。這種畸形的制度導致了兩個極其惡劣的后果:第一,印尼的財富高度集中在極少數華人寡頭和軍方手中;第二,廣大印尼底層民眾對軍政府腐敗、通貨膨脹、貧富差距的怒火,全部記在了華人這個群體頭上。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蘇哈托政權搖搖欲墜時,印尼軍方再次故伎重施,煽動群眾針對華人進行有組織的破壞行動,試圖以此轉移政治視線,讓華人再次充當了政治崩塌的替罪羊。
1998年蘇哈托下臺后,印尼為了恢復經濟和社會秩序,開始了民主改革。1999年瓦希德總統上臺后,力排眾議廢除了禁止展示中華文化的禁令,承認孔教為合法宗教,并公開宣稱自己有中國血統。2001年梅加瓦蒂總統上臺后,宣布春節為國民公共假期。
歷史不是為了宣揚怨恨,只有了解了歷史,才能最大限度避免悲劇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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