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杰作背后女性的隱秘勞動

利維坦按：

在打字機尚未被視為中性的辦公工具之前，它曾是一種高度性別化的技術。今天文章正是從這一被忽視的歷史切口出發，揭示了文學生產背后的一段隱秘結構：在無數“偉大作家”的手稿成書之前，往往站著一位默默敲擊鍵盤的女性——她們或為愛情，或為生計，將凌亂難辨的草稿轉化為可出版的文本。

這種“無名勞動”某種意義上塑造了現代文學的面貌：打字不僅提高了寫作效率，更改變了文本的物質形態，使得編輯、復制與傳播成為可能。然而，這種勞動常常被歸類為機械性的輔助工作，從而在文化評價體系中被系統性地低估了。

當發明家克里斯托弗·萊瑟姆·肖爾斯（Christopher Latham Sholes）在1872年首次推出打字機時，他拒絕與自己的機器一起合影。相反，這項發明最早的照片描繪的是他的女兒莉蓮（Lillian），穿著天鵝絨緊身上衣和寬裙長裙，操作一臺早期的雷明頓1號原型打字機，她的右手懸在鍵盤上，左手握著回車釋放桿。對于這張照片的19世紀觀眾來說，傳達的信息很可能很清楚：這臺機器如此容易操作，連女性都能使用。

莉蓮·肖爾斯 (Lillian Sholes) 于1872年展示了她父親克里斯托弗·萊瑟姆·肖爾斯發明的打字機原型。? archive.org

打字機自誕生之日起，就與一整套關于性別與技能的假設緊密相連。這些假設延續至今，并影響著我們對打字員勞動的文化理解。以《廣告狂人》的試播集為例，辦公室經理瓊·霍洛韋（Joan Holloway）帶著新秘書佩吉·奧爾森（Peggy Olson）來到分配給她的打字機前，并告訴她不要被嚇倒：“看起來很復雜，但設計它的男人把它做得簡單到女人也能使用。”

《廣告狂人》劇照。? Bustle

許多女性確實做到了：在1880年之前（即打字機尚未普及前），女性只占文職工作人員的4%；到1920年，這一比例已達一半，其中大多數擔任速記員或打字員。后來，肖爾斯后來因為女性開辟通往白領工作的道路，并使她們擺脫了經濟機會匱乏的困境而備受贊譽。1923年出版的《打字機的故事》（

The Story of the Typewriter

《打字機的故事，1873–1923》一書封面，該書由赫基默縣歷史學會出版，以慶祝打字機誕生五十周年。? 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

《打字機的故事，1873-1923》的卷首插圖描繪了克里斯托弗·萊瑟姆·肖爾斯。圖片旁邊引用了打字機發明者的一句話：“我覺得我為那些一直以來不得不辛勤工作的女性做了一些事情。這將使她們更容易謀生。”? archive.org

但與人們的普遍認知相反，打字員的工作需要高超的技術技能。大多數女性從業者都曾在秘書或打字學校接受過培訓，這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金錢。辦公室秘書通常還需要拓展技能，超越她們所受的培訓（例如盲打和聽寫）到其他領域，例如平面設計、研究和編輯。20世紀上半葉的秘書手冊，如約翰·格雷格（John Gregg）和魯珀特·索雷爾（Rupert SoRelle）廣為流傳的《應用秘書實踐》（

Applied Secretarial Practice

隨著打字工作的專業化，打字員的就業機會在傳統辦公室之外也日益增多。早期面向秘書和速記員的行業雜志《格雷格寫作人》（The Gregg Writer）中的文章，敦促女性將自己的技能用于協助“那種浪漫的存在——作家”。在《作者、劇作家與作曲家》（The Author, Playwright and Composer）這樣的雜志上，“A. M. 吉爾夫人”和“M. 富勒小姐”等女性刊登廣告，提供“打字、手稿準備……編目與校對”等服務。對于有興趣的人來說，擔任抄寫員——也就是為文學作品抄寫或聽寫的人——能夠提供更具智識滿足感的勞動，并在文學文化的生產中扮演支持性角色。

盡管她們的名字和貢獻往往不為人知，抄寫員卻對現代作家的事業與文學遺產產生了深遠影響。熟練的打字員可以根據口述創作手稿，或整理凌亂的手寫草稿，使作者能夠專注于作品的創作。但和辦公室秘書一樣，她們做的遠不止打字。

抄寫員是重要的第一讀者、得力的編輯，也是作家作品的擁護者。雖然一些女性以薪水交換這項勞動，另一些人則以妻子、母親或女兒的身份，無償提供自己來之不易的打字技能。這些女性在家中完成打字工作，往往同時還要兼顧家務和育兒責任。

學者和傳記作者長期以來對這些合作關系的運作關注甚少。這并不奇怪：隨著秘書工作的女性化，“打字員”的價值被低估，也遭到誤解。大眾對打字員的刻板印象也加劇了這種誤解。此外，打字員的勞動傳統上并未在圖書館目錄或檔案中得到署名，這使得學者們更難發掘他們的貢獻。但如果知道該從何處著手，文學檔案館中確實保存著打字員的文字記錄，從中可以揭示他們對作家遺產的深遠影響。

在回憶自己與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共事時的回憶錄中，西奧多拉·博薩奎特（Theodora Bosanquet）寫道：“作為口語和打字文字之間的媒介，這項工作起初既令人著迷又令人畏懼。”她解釋說之所以令人畏懼，是因為詹姆斯在英格蘭東薩塞克斯郡拉伊的家中配有一臺全新而相當復雜的雷明頓型號打字機，而她必須迅速掌握它。但博薩奎特以及她的前任瑪麗·韋爾德（Mary Weld）所保存的日記、書信和其他檔案材料顯示，為“這位大師”（詹姆斯在當時的稱呼）聽寫，也會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瑪麗·韋爾德在賴伊的沃奇貝爾街工作室裝訂作坊，約1901-1904年。? 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

1897年，亨利·詹姆斯右手腕風濕病發作，身體虛弱，他不得不找個助手。他告訴一位朋友：“寫作就是那種劇烈的疼痛，你看，這就是證據。我很快就要開始口述，讓打字員打字了。”他寫信給當地一所秘書學院，找到了瑪麗·韋爾德。兩人商定好韋爾德的著裝——深色外套、裙子、水手帽——之后便開始一起工作。韋爾德上任不久，詹姆斯就寫信給他的弟弟威廉，將她與一位前任男秘書進行比較：“麥克阿爾平的女繼任者比他強多了！而且還省錢！”換句話說，韋爾德的工作能力遠勝于她的前任，但薪水可能更低。

兩人每天早晨在詹姆斯家中工作——這段寫作時間后來被韋爾德稱為“神圣的時刻”。使用全新的雷明頓標準8型，她打出了《鴿之翼》、《奉使記》、《金碗》，并在日記中記錄每部作品的開始和結束日期（例如，《鴿之翼》用了194天完成）。在一篇題為《大師，或亨利·詹姆斯一瞥》的手寫回憶中，韋爾德詳細描述了她工作所需的精確性，她回憶說，對詹姆斯而言，“他作品中的每一個字，每一個逗號，都恰如其分地契合著畫面。”

韋爾德理解并欣賞詹姆斯突破界限的句法，這凸顯了她作為抄寫員和讀者，與雇主之間的高度契合。值得注意的是，她所打的這三部小說是詹姆斯晚期的杰作，以晦澀繁復、晦澀難懂的散文，探索了意識的細微運作。詹姆斯的傳記作者萊昂·埃德爾（Leon Edel）等人認為，這一時期詹姆斯風格的變化，部分源于他轉向口述寫作。擺脫了風濕病的束縛，詹姆斯可以完全自由地向韋爾德傾訴他的句子。雖然他一直偏愛使用連接松散的長句，但他的風格變得更加繁復華麗。有人或許會認為，這種變化無論有沒有韋爾德都會發生，但他幸運地找到了一個如此完全理解他目標的人。當《鴿之翼》出版時，詹姆斯在送給韋爾德的一冊上題寫：“致韋爾德小姐，我的合作者，亨利·詹姆斯。”

詹姆斯似乎在與他最后一位打字員——“苗條、帶著少年氣”的西奧多拉·博薩奎特——合作時，將這種寫作方式推向了極致。韋爾德離職組建家庭后，他聘用了博薩奎特。博薩奎特厭倦了為一份關于海岸侵蝕的報告編制索引，于欣然接受了為她所仰慕的詹姆斯聽寫的工作，即便這意味著從倫敦搬到偏遠的東薩塞克斯。博薩奎特打出了后來被稱為“紐約版”的詹姆斯全集，這是詹姆斯為修訂其早期小說和故事而開展的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將其較為簡單的散文轉譯為后期更加曲折復雜的風格。為創作這些新版本，詹姆斯從初版校樣開始，在頁邊潦草地做小幅修改。需要更大幅修訂（主要是增補）的頁面，則由他口述給博薩奎特，她會用字母為每一頁新增頁碼編號（如8a、8b、8c）。霍頓圖書館收藏的《一位女士的肖像》（

The Portrait of a Lady

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肖像》手稿，由西奧多拉·博桑奎特于1906年左右注釋。? 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

西奧多拉·博桑奎特像。? 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

1924年，弗吉尼亞·伍爾夫和倫納德·伍爾夫夫婦征集并出版了博薩奎特的回憶錄《工作中的亨利·詹姆斯》的一小批印本。在書中，博薩奎特回憶詹姆斯對她說：“我知道我口述的時候思路太散亂了。似乎所有想法都能更有效地、更源源不斷地從我口中流露出來，而不是用文字表達。”博薩奎特和她的打字機對詹姆斯的寫作過程至關重要。詹姆斯給她起了個綽號叫“雷明頓女祭司”。當“女祭司”的打字機發生故障，暫時被一臺更新、更靜音的型號取代時，詹姆斯幾乎無法繼續工作。

詹姆斯與博薩奎特關系日益親密，兩人緊密合作，直至他生命終結。博薩奎特甚至在詹姆斯臨終時仍為他打字，而且奇怪的是，在他去世之后也如此。學者帕梅拉·瑟施韋爾（Pamela Thurschwell）在劍橋大學圖書館靈學研究學會檔案中發現了博薩奎特在1930年代留下的降神會筆記和自動書寫（類似催眠狀態下寫出的文字）。其中，瑟施韋爾發現來自亨利·詹姆斯亡靈的請求，希望恢復他們的口述會話，以期創作出第一部來自靈界的文學作品，“為你已有的關于我們世界的證據再添一筆”。檔案顯示，她每天與詹姆斯進行三到四次“對話”。雖然自動書寫的文字難以辨認，但博桑奎特作為一名優秀的打字員，保留了所有內容的打字稿。

韋爾德和博薩奎特都沒有記錄詹姆斯支付給她們的報酬，不過我們可以從詹姆斯寫給他弟弟的信中推斷，他給她們的薪酬低于他曾雇用的男性。但韋爾德和博薩奎特都將她們的聽寫工作描述為令人著迷、愉快的勞動，而且主要在上午進行，下午則可以自由追求她們的興趣愛好。就韋爾德而言，詹姆斯為她支付費用，讓她接受裝幀藝術的培訓；而博薩奎特則從事自己的寫作。注意到韋爾德喜愛花卉，詹姆斯還特意從花園中采摘新鮮花束來裝點她的書桌。換句話說，他似乎是一位不錯的雇主。相比之下，為丈夫打字的妻子們的工作條件與報酬則更難確定。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這位集小說家、詩人、翻譯家、昆蟲學家、鱗翅目昆蟲學家和國際象棋大師于一身，精通英、法、俄語的作家——卻從未學會兩件事：開車和打字。這兩項工作都由他的妻子薇拉（Véra）承擔。納博科夫稱薇拉是他的“第一位也是最好的讀者”，自20世紀20年代他們在柏林結婚之初起，薇拉便承擔起為他打印手稿的工作。

“她作為顧問和評判主導了我第一部小說的創作過程，”納博科夫在一次采訪中說道，這表明她的角色遠不止謄寫稿件那么簡單。當被問及她的貢獻時，薇拉常常避而不談，只承認自己糾正過納博科夫的拼寫和習語用法。但斯泰西·希夫（Stacy Schiff）等傳記作者多次指出，她曾不止一次讓《洛麗塔》（Lolita）手稿免于被毀的命運，這再次確立了薇拉作為納博科夫作品仲裁者與捍衛者的重要作用。

薇拉和納博科夫在客廳的桌子旁，由卡爾·邁丹斯（Carl Mydans）于1958年拍攝。? Carl Mydans/Time & Life Pictures

整個20世紀30年代，薇拉都是家里的唯一經濟支柱，靠在辦公室做速記員維持生計。回到家中，她深夜為納博科夫打字，醒著的大部分時間都幾乎都待在打字機旁。1936年他們的兒子德米特里（Dmitri）出生后，她仍繼續為他打字，一邊喂孩子，一邊記錄《斬首之邀》（Invitation to a Beheading）的文字。似乎只有在1942年她患上肺炎之后，她的工作才有所放緩。正如納博科夫在寫給出版商的信中充滿歉意地提到，當時她“一天也只能完成不到五頁的打字工作”。

1958年由卡爾·邁丹斯（Carl Mydans）拍攝的一張照片，生動地展現了這對夫婦最終磨合出的工作流程。照片中，兩人并肩坐在小桌旁；納博科夫舉著一張索引卡片，卡片下方是一疊放在小盒子里的索引卡片；薇拉則坐在打字機前。這位作家將場景、細節和情節要點寫在卡片上，可以反復修改，直到他對小說的進展感到滿意為止。根據內容的完善程度，納博科夫要么口述給薇拉，要么親自交給她打字，一式三份（始終是三份）。

薇拉還負責處理丈夫的信件，洽談出版合同，向雜志投稿他的短篇小說，甚至還幫他填寫并提交了古根海姆獎學金申請。盡管她行事低調，但仍留下了文獻痕跡，比如在信件上注明自己是寫信人，或者寫明信件是“代表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發出的。判斷信件是納博科夫先生還是夫人所寫的最明顯方法是看打字質量。納博科夫很少打字，即使打字，也寫得很糟糕。

霍頓圖書館收藏的納博科夫家族文獻揭示了薇拉貢獻的其他重要方面。在康奈爾大學和韋爾斯利學院任教期間，弗拉基米爾讓薇拉為他的講稿準備筆記，并在他生病時請她代為宣講。這一時期關于小說《日瓦戈醫生》的打字講稿至今仍保存完好，首頁還帶有罕見的簽名：“致VN，薇拉·納博科夫”。納博科夫為兒子德米特里畫的一張生日卡片，則俏皮地提到她作為家庭司機的身份：她駕車行駛在一條高速公路上，路邊林立著弗拉基米爾小說的廣告牌，而弗拉基米爾則坐在副駕駛座上捉蝴蝶。

納博科夫的鉛筆畫，約1960-1977年。? 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

從檔案記錄來看，薇拉在履行這些職責時樂在其中，納博科夫夫婦的婚姻也十分幸福。然而，不幸福的婚姻同樣可能成為富有成果的文學合作關系。

T.S.艾略特（T. S. Eliot）曾說，他與第一任妻子薇薇安·海格-伍德（Vivienne Haigh-Wood）的動蕩婚姻帶來了“那種孕育出長詩《荒原》（The Waste Land）的心境”。但薇薇安在這首詩的創作中還扮演了其他角色。

薇薇安與艾略特。? The T. S. Eliot Prize for Poetry

薇薇安·艾略特在克拉倫斯門花園9號與她的打字機合影，約1921-22年。? iiif.lib.harvard.edu

“我寫好了第三部分的草稿，”艾略特在一封信中寫道，“但不知道是否可行，必須等薇薇安判斷是否可以發表。”和薇拉·納博科夫一樣，薇薇安是丈夫不可或缺的第一讀者。《荒原》的一份重要早期草稿上布滿了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的批注；由于龐德本人聲名顯赫，并且幫助這首詩找到了出版商，這些批注已成為眾多學者研究的對象。然而，薇薇安也在詩稿上留下了重要的批注。學者阿爾瓦·阿爾-穆巴德爾（Arwa Al-Mubaddel）認為，薇薇安的影響在第二部分（原標題“在籠中[In the Cage]”）最為顯著，而且最后一部分“棋局（A Game of Chess）”的標題也是由她提供的，其中包含一段男女對話，與這對夫妻頗為相似。

薇薇安的許多修改使對話更加尖銳、更加口語化，例如將“it’s the medicine I took in order to bring it off”改為“it’s the pills I took,to bring it off（是我吃的那藥片，為打胎）”。她還創作了一些新的詩行，包括那句尖銳的“ What you get married for if you don’t want to have children.（不要孩子你為什么要結婚）”她的所有增補與修改都出現在后來的打字稿和出版版本中。夫妻二人都是熟練的打字員，因此無法確定《荒原》用于出版的打字稿究竟由誰打出；但在薇薇安批注的那份副本上，她寫道：““你可以做這些修改——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什么都不改。把這份稿子寄給我。”看來，她很可能是在表示愿意打出一份包含被采納修改的清稿。

無論她是否為艾略特擔任打字員，薇薇安都在這首詩的創作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然而，盡管他們動蕩的合作結出了文學碩果，卻不足以挽救婚姻。兩人于1933年分居，經歷多年精神健康方面的掙扎后，薇薇安被她的兄長送入諾森伯蘭府精神病院（Northumberland House Insane Asylum），并在那里度過余生。

艾略特的第二任妻子瓦萊麗（Valerie Eliot）比他小40歲，是費伯與費伯出版社（Faber and Faber）的秘書；這位詩人向她求婚時，將一張手寫的紙條夾在當天需要她打字的其他信件中。英國報紙刊登了他們結婚的公告，并以詼諧的筆調提及了他們的年齡差距和辦公室戀情。“又來了，”瓦萊麗在一份剪報上方寫道，這份剪報稱她是“所有愛上老板的秘書們的好消息” 。

哈佛大學艾略特文獻收藏中保存的瓦萊麗檔案，展現了一位對“秘書-妻子”雙重角色感到滿足的女性；她寫給朋友的許多信件詳述了一段幸福的婚姻，在辭去費伯與費伯出版社的工作后，她仍繼續為艾略特打字。除了處理他的大量通信外，她的私人信件還顯示，她在管理艾略特因戲劇成功與挫折而經歷的情緒起伏的同時，協助他完成最后一部戲劇《元老政治家》（

The Elder Statesman

艾略特去世后，瓦萊麗發起了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匯編了他的全部書信，至今已出版十卷。瓦萊麗也是第一個讓人們更加關注薇薇安對《荒原》的編輯工作的人；1971年，她出版了該打字稿的影印本，其中包含薇薇安和龐德的筆記，她用兩種不同的顏色打印出來，以便將它們區分開來。

亞歷山德拉·托爾斯泰正在打字機前記錄她父親——俄國小說家列夫·托爾斯泰的口述。? archive.org

從19世紀80年代打字機的普及到20世紀末個人電腦的興起，打字機時代與文學發展的一個非凡時期相呼應，涵蓋了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的興起、后現代主義等等。但早在打字機成為作家的首選工具之前，抄寫員們就已經開始辛勤工作了。例如，一張攝于1909年左右的照片，照片中亞歷山德拉·托爾斯泰（Alexandra Tolstoy）正在打字機前記錄她父親——俄國小說家列夫·托爾斯泰的口述。

這張照片（其一個版本后來成為雷明頓廣告）承認了亞歷山德拉在托爾斯泰作品中的角色，卻掩蓋了家中另一位重要抄寫員。據信，托爾斯泰的妻子索菲婭（Sophia Tolstoy）將《戰爭與和平》的手稿從頭到尾手抄了七遍，她經常在孩子們入睡后，點著蠟燭在夜里工作，使用墨水筆，有時還需要放大鏡才能看清丈夫的筆記。打字機是在這部小說出版后的第二年獲得專利的。

這對母女凸顯了抄寫員使用打字機工作的那段相對短暫時期。被數個世紀的手抄時代與后來的桌面計算時代夾在中間，打字抄寫員大約代表了一個世紀的文學勞動。她們的努力值得被更充分地理解。筆記、書信、日記和手稿顯示，這些女性的影響遠遠超出簡單記錄的行為；她們的勞動將作者（無論男女）從繁重瑣事中解放出來，迅速產出清晰可讀、可供出版商與印刷商使用的文本，要求高度的心智敏捷與文學流利度，并且常常承擔關鍵的次要角色——讀者、編輯、回應者與秘書。隨著對其他文學打字員工作的了解不斷加深，她們貢獻的清單必將不斷延長。

文/Christine Jacobson

譯/天婦羅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publicdomainreview.org/essay/typing-for-love-or-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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