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全面漲價，你還頂得住嗎

唯物的中國芯片產業深度觀察

2月底，“中國手機行業將迎來全面漲價”話題登上微博熱搜榜第4位，相關閱讀量逼近3000萬。人們對手機漲價的反應出奇地“強烈”。

去年秋冬，內存的價格漲幅一度超過黃金，那時已經注定所有帶內存的電子消費品——手機、電腦乃至汽車，價格都得隨著上漲。為何過完年，終端商說漲價，大家又來了一波情緒？

其實，人們焦慮的絕不是幾百元的事兒，也不是不理解配件漲價所以商品漲價的市場邏輯，而是手機已經從消費品變成“生存工具”了。所謂的“選擇自由”，不過是在某一個價格區間選擇某個品牌的自由，可不是不用手機的自由。

消費者在商店手機展示臺測試智能手機/圖源：圖蟲·創意

所以，因為沒有不用手機的“自由”，手機漲價并不存在“躲過去”的幸運，消費者遲早都得被迫承受。

尤其政務服務、醫療服務、銀行服務統統“數字化”，都需要用手機完成，手機和水、電、燃氣一樣，已經具備公共品屬性，但定價權完全在企業手中。

當下，手機漲價絕非簡單的消費問題，而是一個關于數字化生存的成本的結構性問題。如果一個人無法負擔智能手機，他失去的不僅是一個通訊工具，而是參與現代社會的基本能力。

從消費品到生存工具

春節期間，從北京回到東北老家的西西摔碎了手機屏幕。她本來想湊合用，但很快發現這個想法不太現實。回公司，打卡要掃碼，地鐵進出站要刷手機，午餐得用APP點外賣，樓下便利店也不收現金……頂著蛛網狀屏幕的手機實在難堪大用。

三天后，她花5000元買了臺新手機，比原計劃多1000元。

自2025年底起，多家手機廠商陸續上調新品價格，這一趨勢將在2026年延續。從主流品牌調價情況看，紅米K90系列、iQOO15等新款機型，較上一代漲價100至600元不等；聯想、OPPO等品牌的部分中端機型，漲幅高達20%。

消費者在一家手機專賣店選購手機/新華社發（初寶瑞攝）

西西的遭遇是消費者生活的縮影。手機早就不是你“選擇買或者不買”的商品，而是你必須使用、無法退出的“數字化生存工具”。

手機是在千禧年前后進入“尋常百姓家”的。

手機最初就是字面意義上的“移動電話”，用來打電話、發短信，沒有它，用固定電話、公共電話也一樣，屬于可選型消費。到2010年代，手機的核心功能是社交、娛樂、購物，沒有手機，人們可以用電腦上網、去實體店購物，屬于改善型消費。

從2020年開始，手機成了“數字身份證”，核心功能包括支付、政務、門禁、打車、掛號等一系列生活離不開的基礎服務，沒有任何替代品可以替代手機，這種消費帶上了“強制型消費”的色彩。

一位乘客正在掃碼乘車/圖源：圖蟲·創意

雖有一定爭議，但健康碼或者說“數字管理”成為了社會基層治理的一個探索方向。此后，公共品和公共服務的數字化不斷鋪開，“線上辦理”幾乎取代了一切其他方式。上世紀90年代“敲門收水費”的現象一去不返，“偷錢包”也成了歷史“遺跡”，而不會使用智能手機的長者也很難在當下自行就醫。

根據國家統計局2月28日發布的統計公報，全國移動電話用戶達18.2684億戶，5G移動電話用戶12.04億戶。互聯網上網人數11.25億人，其中手機上網人數11.21億人。

也就是說，不使用手機的人，近乎于被排除在現代社會主流之外。

在數字化社會，個人為了參與社會基本活動、獲取基本公共服務，必須支付相關的硬件、軟件等“數字化生存”費用。當手機成為數字化生存的必需工具，這筆費用就帶上了“強制”的性質。

準公共品

在當下的社會，手機已經具備了公共品屬性，而定價權完全在企業手中。

公共品的經濟學定義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商品，通常由政府提供監管，如道路，水，電，燃氣等等。當一項商品“不用就沒法生存”，它就具備了公共品屬性。

如果要“杠”，說不用智能手機也能生存，當然也是成立的。不過，我們應用經濟學的概念考慮普遍性的機制，比如“退出成本”。

手機的退出成本非常高昂。

功能上，你的銀行卡綁定在手機上；你的社交關系在即時通訊軟件里；你的工作文件儲存在辦公軟件和企業聊天軟件里；你的出行記錄、消費記錄、健康數據都在手機里。

在超市收銀臺用手機掃碼付款結賬/圖源：圖蟲·創意

公共服務方面，無論是疫情期間的健康碼，還是后疫情時代的電子身份證、電子社保卡、電子駕照以及各種本地服務APP，都需要公民使用手機運行程序、出示數字“身份憑證”，才能享有相關公共服務。

生活方面，打車、外賣、快遞都要移動支付。工作方面，除了一些小作坊，大部分企業都要求員工線上“打卡”、提交工作任務、開會，乃至“遠程辦公”。

這些功能的鎖定導致了社會關系的鎖定，不用智能手機寸步難行。

對比其他消費品的“退出成本”，就可以看出手機的退出成本極高的“準公共品”屬性。不買小汽車，可以坐公交地鐵、打車。不買名牌包，拿個帆布袋一樣裝東西。這些消費品的退出成本非常低，不用，也沒什么大不了的，總有相應替代品行使相應功能，對生活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

雖然電腦作為數字化工具，普及率也很高，但電腦的退出成本很低。首先，手機要隨身攜帶，即時響應，健康碼、打車、支付、門禁、工作消息的回復都有即時性；而電腦多部署在固定場所，在特定時段使用，屬于延時響應。

圖源：Unsplash

其次，手機綁定了個人的數字身份，手機號是“實名認證”的核心，幾乎所有APP都要實名注冊，手機也保存了人臉、指紋等個人生物信息；電腦只是個工作終端，可以用別人電腦登錄自己的賬號，去網吧、圖書館也能使用公共電腦。

另外，電腦的功能，比如辦公、娛樂、購物，手機都可以替代；但手機的掃碼支付、移動打卡、即時通訊，電腦都替代不了。

相比之下，手機的退出成本絕不是一般消費品所能企及的。

所以，手機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公共品，但已經成為準公共品。

公共品如水電燃氣，政府會監管價格。公共交通，政府會提供補貼。手機也是同樣的必需品，但價格完全由供應鏈企業和手機廠商說了算。

消費者在一家手機商店內選購手機/新華社發（初寶瑞攝）

這就形成一種悖論：國家的數字化基建、數字化治理使手機成為公民的“剛需”，而手機廠商享受了市場需求被牢牢鎖定的紅利，卻不用承擔任何普遍服務的義務（比如保障低收入群體、特殊群體的需求）。

對于人們來說，一邊是普遍的、別無選擇的“數字化生存”，一邊是“漲價乃市場規律”，除了默默掏錢不斷換更貴的手機，也沒什么別的解決辦法。

而且，這一悖論里存在一個最大的陷阱：手機沒壞，但已經被“淘汰”了。

手機沒壞，已被淘汰

今天，一個還在使用iPhone 12的用戶會發現：微信的占用空間高達60G，公司新上線的OA系統要求iOS 18以上，銀行和交管APP提示“請更新軟件后使用”……

手機硬件一點沒壞，頂多電池續航不太行了，但已經被軟件和生態“判了死刑”。

這種現象叫“計劃性淘汰”，最早由美國工業設計師布魯克斯·史蒂文斯于1954年提出，指的是“制造商故意縮短產品壽命，迫使消費者頻繁購買”。

手機的“計劃性淘汰”主要包括三種形式。

硬件淘汰，比如電池衰減，比如接口變化，從Lighting到TypeC，需要重買配件，比如屏幕老化，有些OLED屏幕幾年后會“燒屏”。軟件淘汰，比如系統更新讓舊機型卡頓，比如新系統干脆不支持舊機型，比如APP越來越大，舊手機容量不夠。

諾言供圖

還有一種生態淘汰，比如銀行、公共服務APP存在“最低系統版本”限制，低于這個系統版本程序就沒法打開，比如某些新功能只在新機型開放，如Apple Intelligence只支持iPhone 15 Pro及以上機型。

并不是消費者想換手機，也不是硬件不“扛造”，主要是生態掌控者如蘋果、谷歌以及一些服務供應商，通過系統更新、APP膨脹、功能限制，人為制造了手機必須“淘汰”的緊迫感。

消費者的手機沒壞，只是“不夠格”參與日新月異的數字社會了，特別是AI加持的AI社會。

根據中國信通院數據，截至2025年上半年，中國手機用戶的平均換機周期已經從2020年的24—25個月增長至33個月，時長的增長近40%。

這當然不是手機更耐用了，而是消費者在“硬撐”：能不更新系統就不更新，老沒電就多帶幾個充電寶。

2月12日，旅客在北京西站候車大廳內的免費充電服務區給手機充電/新華社記者 李欣 攝

遇上漲價潮，大家“撐”的時間可能會更長。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硬撐”是為了省錢，有些人“硬撐”是因為沒有錢。手機的漲價會提高數字勞動的門檻，造成新的“數字鴻溝”。

曾有一位外賣騎手透露，他的千元機特別卡，導致他搶單慢，好的單子總被別人搶走；導航加載也慢，送單超時要扣錢；電池不耐用，中途充電影響接單量。

他特意算了一筆賬，假如換一部4000元左右的“高端機”，每天可以多接3—5單，月收入增加約800—900元，但是他拿不出這4000元，只能繼續用舊手機，陷入低效率—低收入—買不起好手機—更低效率的惡性循環里。

當下很多勞動群體必須依靠手機開展工作，如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直播從業者、自媒體創作者等等，手機是他們的生產工具，手機漲價則意味著他們入行的門檻提高，工作的效率也在分化，最后導致收入差距拉大。

配送中的外賣員/圖源：圖蟲·創意

也可以說，手機已經是每個人的生產工具，只不過有些群體對手機使用效率的依賴不如上文提到的群體那么嚴重。

所以，手機漲價的新聞，熱搜榜3000萬的閱讀量，背后承載的是每一個人對“數字化生存”的成本上漲的擔憂。

人們的生活、工作、社交、消費乃至生老病死，全部建立在一個小小的、幾千元乃至上萬元的電子設備上，而這個設備兩三年就得換、價格不斷上漲、自己又別無選擇。

當技術的進步和社會治理的需要讓人們越來越依賴某個工具，那么，誰來保證這個工具的可及性和公平性，是一個需要正視的問題。

作者 |榮智慧

編輯 | 向現

值班主編 | 張來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