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半球最生猛的島，擠滿花錢“流放”的年輕人

去年，我暫居澳大利亞，4月的復活節假期，和朋友們相約了一趟塔斯馬尼亞旅行。

飛機從悉尼的晨霧中起飛，絕美的海上日出近在眼前。即使已入秋，悉尼也有著長時間的光照，干爽且溫暖，那是澳大利亞給人的一以貫之的明媚治愈的感覺。

但當飛機穿過以兇猛海浪著稱的巴斯海峽（Bass Strait），降落到了塔斯馬尼亞這個和澳洲大陸分隔的南部島嶼，畫風一下子就變了。

從霍巴特機場下飛機，自帶蕭瑟感。（圖/樸珍珠 攝）

落地首府霍巴特，撲面而來的烏云細雨和大風先讓心涼了涼。我們忙亂地拿出包里的厚衣服套上，就像是澳劇《戴洛奇小鎮》里Eddie探長從達爾文初到塔州時的狼狽模樣。

達爾文所在的北領地屬于熱帶，和塔斯馬尼亞分屬澳大利亞一北一南，展現了這個南半球國家遼闊的國土和多元的氣候。

盡管霍巴特距離南極大陸還有兩千多公里，許多人還是會因為塔斯馬尼亞自帶的蕭瑟感，稱這片土地為“世界盡頭”。

霍巴特港口一角。（圖/Xiong 攝）

接下來的行程里，從陰晴不定的天氣，到動物比人多的道路，再到惠靈頓山上讓人夢回科幻小說的巨大信號塔，以及兩百年前英國人留下的大規模天然監獄，我每天都沉浸在這種世界盡頭獨有的蕭瑟氛圍之中。

“應該問，人類為什么
到了動物的地盤來建屋子?”

遠離澳洲大陸、溫和濕潤的氣候，造就了塔斯馬尼亞獨特的生態系統，在給當地人帶來豐富的農業漁業產品的同時，也讓旅行者一次次被自然的魅力震撼。

來塔斯馬尼亞之前，我已經在澳大利亞各地的超市里見過許多次塔州物產——平價好吃的三文魚、小巧美味的冷水生蠔、和水果吐司葡萄酒百搭的布里奶酪……它們的包裝上面都會寫著大大的“Tasmanian”字樣。

來塔州，不能錯過生蠔。（圖/樸珍珠 攝）

真正來這里旅游，則需要注意遵守規則。塔州有著世界上最嚴苛的入境規矩。導游提醒我們，水果、肉蛋、植物種子、土壤等東西都禁止攜帶。如果帶了釣魚或者露營的戶外裝備，還需要清理干凈，避免可能帶來的生物風險。

塔斯馬尼亞的自然地貌是獨一無二的。比如，我們有一天的行程是去東南角的布魯尼島（Bruny Island）。島上最出名的自然景點叫“南北一線”（The Neck），順著臺階往上走，可以在觀景臺俯瞰到一條淺淺的沙質地峽。

風雨中的“南北一線”。（圖/樸珍珠 攝）

它的兩邊分別是反差感很大的塔斯曼海和丹特卡斯托海峽。前者是連接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海，屬于南太平洋，以強風浪和很深的深度著名。后者則是柔和一些的內海水道，其名稱和布魯尼島的名字都源于18世紀的法國探險家BruniD’Entrecasteaux。

很多人去“南北一線”，天氣很好，藍天白云下地峽極其開闊。但我們抵達那天，天上飄雨，海上一片灰色，只有零星的人在沙灘上漫步，如此反倒形成了我在澳大利亞印象最深刻的海邊景觀。

天氣寒冷，所以看不到多少人。（圖/Yan 攝）

通過觀景臺的指示牌，我得知此地還有另一個名字是Truganini，以紀念布魯尼島原住民女性Truganini。兩百多年前，殖民擴張加劇，土著人失去家園乃至性命。

另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自然景觀，是霍巴特附近的惠靈頓山。山不高，約1271米。但由于其緊鄰海平面，這種巨大的海拔落差使得其在視覺上較為雄偉。即使在市區，也能輕而易舉地看到它。

惠靈頓山遠眺。（圖/樸珍珠 攝）

驅車半小時，順著盤山公路到達山頂，溫度驟降、大風四起，巨大的信號發射塔矗立在眼前。荒原般的景致，讓我仿佛置身于《三體》的場景里。也許故事結尾被三體人驅趕到澳大利亞的人類，就在這種嚴酷的山中，面對群體的瓦解和文明的終結。

惠靈頓山頂龐大的信號發射塔。（圖/樸珍珠 攝）

塔州占地6.84萬平方公里，人口卻不到60萬。也許塔斯馬尼亞更適合動物生存與繁衍。這里誕生了各種稀有物種，比如棲息在布魯尼島的小藍企鵝，它們會在夜幕降臨后，游到附近的海灘巢穴睡覺，不少人還遠遠見到了悠閑的海豹家族。

在布魯尼島另一處，我們找到了罕見的白袋鼠。白袋鼠體型不大，屬于沙袋鼠（wallaby），白毛色源于基因突變的白化，但白色并不有利于袋鼠在野外隱藏自己。由于塔州缺乏原始大型捕食動物，白袋鼠們才在這里活了下來。

出現在民居外面的白袋鼠。（圖/樸珍珠 攝）

另一種塔州特色動物是袋獾，即出名的“塔斯馬尼亞惡魔”。相傳是第一批來這里的歐洲探險者，在森林里聽到了它“邪惡”的叫聲，以為遭遇惡魔，它也由此得名。袋獾是有袋食肉動物，有強大的咬合力。當然，我后來在“馴化感”十足的動物園見到它，看不出什么邪惡感。

塔斯馬尼亞惡魔本魔。（圖/視覺中國）

塔州還有網紅動物“方形粑粑獸”袋熊，以及被稱為“活化石”的鴨嘴獸。在更涼爽、人類干擾更少的島嶼生態中，它們的體型、活動時段與行為呈現出比澳洲大陸更顯著、也更容易被觀察到的特征。

除此之外，在塔州的旅程中，我們幾乎每天都會在山路車道兩旁看到被撞的小動物尸體。導游說，這些多是矮袋鼠和負鼠一類的有袋動物。由于它們習慣在清晨和黃昏活動，當地人開車時都會格外小心——在塔斯馬尼亞，避讓動物幾乎是一種日常駕駛禮儀。

塔州自駕，動物比車多。（圖/樸珍珠 攝）

我想起那處人類居住的房屋邊上，白袋鼠三五成群地跳過的樣子。遠遠看過去，我疑惑地問導游：“為什么它們會出現在人類的院子里？”導游反問：“應該問，人類為什么到了動物的地盤來建屋子？”

一片由流犯建立起來的土地

關于澳大利亞的起源，有一個廣為人知的說法——這曾是英國人流放罪犯的地方。我一直好奇，澳大利亞人自己如何面對這段過去。

這次在塔州，我去到了亞瑟港（Port Arthur），它和諾福克島都是19世紀澳大利亞罪犯流放地的重要遺址。2010年，亞瑟港歷史遺址還列入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

亞瑟港遺址主監獄。（圖/樸珍珠 攝）

這次游歷，讓我產生了與來此之前截然不同的認知：與其把它簡單理解為“一個監獄”，不如說它表現出一種復雜的制度架構，有懲罰、有勞動、有管理，也因此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空間。

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在博物展廳，工作人員會給每個游客發放一張撲克牌，大家會一起參與這個名為“生命的彩票”（thelottery oflife）的游戲。

中文導覽手冊和我抽中的卡牌。（圖/樸珍珠 攝）

我抽到一個名叫William Saxton的35歲英國男性，他是一個家具裝潢工，因入室盜竊被定罪流放到此地，但他后來成了勞動隊很優秀的監工。卡牌上還講述他被犯人用斧頭擊中頭部，導致重傷，但最后活下來的故事。

順著故事，我們看著博物館展出的舊物件，還沉浸式地感受了一下囚犯“腳鏈”。

囚犯同款腳鏈。（圖/Daisy 攝）

走到室外，整個遺址建筑群非常龐大，監獄、隔離監獄之外，更多的是教堂、軍官住處、小花園、手工作坊等。你不僅可以在里面步行逛上三四個小時，還可以乘坐游船，參與囚犯歷史徒步、死亡之島之旅、夜間幽靈之旅等主題游覽。

整個遺址更像一個公園，有大片草地，有教堂，教堂里還有可以隨手彈奏的鋼琴。（圖/樸珍珠 攝）

風景背后，是沉重的歷史，比如死亡之島。當初，流犯被關到這里，很難逃脫。亞瑟港坐落于半島，三面環水，水里據說有兇惡的鯊魚，唯一的陸地關卡則有重兵和惡狗守著。群體內部由于過于壓抑，還會互相殘殺，所有的尸體都會送到死亡之島。島上有1600多個墳墓，但真正被命名的只有180個軍官和看守者。

從門口的卡牌游戲，到龐大生動的建筑群和多樣的參觀線路、故事講述，都給我一種澳大利亞人直面黑暗的感覺。

監獄內部只剩一些墻面。（圖/樸珍珠 攝）

我在翻閱了澳大利亞歷史學家羅伯特·休斯撰寫的《致命的海灘：澳大利亞流犯流放史1787—1868》后發現，其實澳大利亞人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回避這段歷史。取而代之的是，大家會因發達的淘金、羊毛和中產階級的興起而自豪。直到20世紀60年代后，隨著一批批研究的細化，流犯歷史才被越來越多人看見。

一個很重要的事實是，許多到達澳大利亞土地上的白人流犯，在名為囚犯配給制的施行中，像我抽到的Saxton一樣，成為管理者或拓居者的一分子，而后成為自由公民，被吸收進入殖民社會。

如羅伯特·休斯所寫，很多人都想留在澳大利亞，而非重返英格蘭。流犯制度是殘酷的，但它也是“高明”的，以更靈活的手段促成了整個澳大利亞殖民社會的建立。

結束亞瑟港的行程，我們還在回程的路上參觀了附近壯闊的自然景觀，如由海水雕刻而成的棋盤道、壯觀的噴水洞、巨大的塔斯曼拱門……它們在成百上千年的沉淀里，形成了鬼斧神工的地貌特征。

巨型拱門。（圖/樸珍珠攝）

這些景致在如今的人看來，是世界盡頭的限定景色，是封閉的、野蠻生長的代表。當然，它們也會很容易被浪漫化，賦予某種重生的意味。

我和導游分享了我對塔州這種蕭瑟感的喜愛，導游答：“哈哈，那你是待得太短了。”

他接著講道，塔斯馬尼亞屬于澳大利亞的偏遠地區，和悉尼、墨爾本這樣的發達地區相比，更需要年輕人才。很多外國人為了拿到澳大利亞身份，不得不在此地過幾年“無聊的放逐生活”。但未來，他們還是會回到發達的東海岸，過陽光燦爛的日子。

題圖 | 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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