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數字技術點亮文化遺產千年輝煌

詹長法等專家調查安岳茗山寺彩繪。

詹長法

　　作為文物保護專家，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世界互聯網大會文化遺產數字化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詹長法與四川的緣分已綿延近30年——自1998年首次入川參與文化遺產保護項目起，多年來，他始終致力于四川石窟寺保護、三星堆數字化探索，以及蜀道、都江堰等重要遺產地的系統性研究。他見證并深度參與了四川文化遺產保護從初步探索到全面發展的歷程，對此積淀了深厚的情感。
　　近日，在接受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采訪時，詹長法分享了自己對于文化遺產數字化的見解，以及對四川文化遺產保護的實踐與觀察。

與四川結緣近30年“這里的文化遺產讓人興奮”

　　自1998年起，詹長法便與四川文化遺產保護結緣。因修復與科研項目需要，他常年頻繁往返蜀地，近年來更保持每年多次入川的工作節奏。
　　是什么吸引他如此執著于這片土地？詹長法坦言：“四川不僅是安逸宜居之地，更是文明孕育的沃土。作為文化遺產大省，四川在古蜀文明、都江堰水利工程、蜀道系統、石窟寺藝術等方面展現出驚人的完整性與獨特價值。”
　　他解釋，四川的文化遺產不僅數量豐富，更以質量卓越著稱。例如三星堆－金沙遺址，反映出古蜀文明“具有高度發達的架構與獨特的世界觀”；而都江堰“以其無壩引水的卓越設計，改寫了傳統文明僅依托大河流域發展的認知，證明山地同樣可孕育高度文明”。
　　在詹長法看來，這些遺產彼此關聯、相互支撐，共同勾勒出天府之國悠久燦爛的文明圖景，折射出中華文明所具有的多樣性、適應性與延續性，“充分表明四川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構建中發揮著關鍵作用。”
　　而四川文化本質中的“包容性”，也吸引著諸如詹長法一樣的文物專家一次又一次走進四川。“這種根植于地域性格中的開放姿態，使不同背景、思想與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共生共榮。正是這種包容性，讓人們更容易找到合作共識、攜手推進項目。這里的文化遺產讓人興奮，能讓人近距離感受到古人類的創造和發明。”詹長法說。

　　延長文化遺產壽命
數字技術將產生根本性變革

　　詹長法認為，要準確把握四川文化遺產的核心價值，應跳出“單點孤立”的傳統認知方式，將古蜀文明置于“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總體格局中重新審視。“長期以來，西南地區文化往往被置于中原文明的輔助敘事中，但近年來四川多項重大考古發現正在改變這一范式。成都平原文明憑借其獨特的地理環境與文化創造，與中原文明平行發展、相互影響，共同構建了中華文明的整體框架，發揮著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
　　文物承載中華民族的基因血脈，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文明資源。在數字浪潮推動下，科學使用數字技術延長文物壽命，是實現文化遺產在數字空間中“永生”并“活起來”的關鍵。“其意義體現為從被動搶救轉向主動預防、從實體保存拓展至信息永續、從孤立到整體、從專業行為延伸至全民參與的根本性變革。”詹長法說。
　　他提出，應將“考古前置”與“數字化先行”緊密結合，在實施任何實體干預之前，優先通過數字化手段全面記錄遺產現狀。這背后是一套多技術融合的關鍵體系——他形象地解釋道，“為文物做CT掃描，就像病人去醫院一樣，能夠清晰探查其內部結構、鑄造工藝乃至內核的支撐物。”通過這些技術，對一尊塑像的掃描精度可達毫米級。
　　這種精準的數據，不僅為文物虛擬修復提供了可能，也成了預防性保護和研究的重要基石。“2019年，法國巴黎圣母院因火災嚴重損毀其屋頂與木結構，但此前的數字建模為結構重建與歷史形態恢復提供了關鍵依據。”詹長法說，又如“威尼斯時光機”項目，通過自動化掃描、手寫文字識別等技術，將中世紀歷史人物與其生活創作的樓宇關聯，使古籍文獻活靈活現地展現出來。
　　放眼國內，“數字敦煌”“數字故宮”等案例也頗受矚目。敦煌研究院完成了300個洞窟的數字化采集，形成了超過500TB的數字資源。這些努力不僅讓敦煌文化得以永久保存和永續利用，還為全球用戶提供了便捷的訪問和學習途徑。

　　系統整合文化遺產價值
重構動態共享的文明記憶

　　數字時代的到來，也為四川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展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現在去三星堆博物館新館參觀，會看到更多數字化技術手段對古蜀文明的闡釋。”詹長法說，三星堆博物館積極推進數字化應用建設工作，已完成上百件精品文物的三維信息采集。考古出土時，許多文物原本已經破損，但對它們進行掃描采集數據之后，可以通過計算機的虛擬修復，成功實現虛擬復原、跨坑拼接，提高了文保效率。
　　詹長法認為，文化遺產數字化的核心在于“對文化遺產價值的深入挖掘與系統整合”，其最終目標是“未來的文化遺產保護將實現從修復文物到重構文明記憶的轉變。大家一定要記住這個核心詞‘重構’，就是構建一個更加動態、開放、共享的文化生產體系，使文化遺產在虛擬空間中可再生、可互動、可永續。”
　　對于四川而言，這一進程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首先，數字化需解決“數據孤島”的問題。“數據安全和數據不通（即數字孤島）問題目前較為嚴重，數據難以共享，部分數據甚至兩三年后便無法讀取，這反映了標準化與規范化方面的問題。”
　　為此，詹長法建議，應盡快建立規范化的數字化工作體系，明確不同類型遺產的采集標準、技術流程與管理要求，“標準制定需綜合考慮文物類別、材質特征、保存狀況、環境條件等多元因素，以兼顧適用性與先進性。完整流程應涵蓋前期調查、方案設計、數據采集、數據處理、存儲備份與成果輸出等多個階段，尤其需強化前期評估與數據安全管理，通過加密存儲、異地備份等手段防止數據丟失或泄露。”
　　其次，數字化需要跨越“人才鴻溝”。“人才問題在我國尤為突出，原因在于我們尚未形成專門的培養體系。”詹長法坦言，目前我國文化遺產數字化交叉學科專業體系尚未健全，這類人才的培養需要多學科交叉融合，僅靠數字化技術無法解決該領域的所有問題。這要求我們具備包容的心態，培養兼具人文素養與理工技能的復合型人才，強化實踐導向的教學模式，與企業聯合培養，構建分層清晰、結構優化的人才培養梯隊，為文化遺產行業的持續發展提供堅實的智力支持。
　　接下來，詹長法將重點研究推進石窟寺數字化保護，力爭在技術集成、標準構建與應用模式上實現突破。“四川的文化遺產不僅屬于過去，更屬于未來。通過科學保護、數字賦能，這些珍貴的文化資源將持續煥發新的生機，成為推動地方發展與文明對話的重要力量。”他說。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荀超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