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盛宣懷出了個損招，直接把清朝給干沒了

19世紀60年代，為了解決內憂外患，清朝決定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推行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確實好，它極大發展了清朝的軍事和民用工業，增強了清朝的實力，使清朝與列強的差距縮小了一些。

但是，在推行洋務運動的過程中，清朝就是否修建鐵路一事產生了爭議，畢竟這玩意兒技術含量很高，而且太燒錢。

一直到中法戰爭結束之后，清朝這才完全意識到鐵路對軍事和經濟的巨大作用，加之那時候留美幼童已經回國，有不少尖端人才，所以決定修建鐵路。

唯一的問題是，修鐵路的錢從哪里來。

這個時候，列強們拋出了橄欖枝，他們聲稱可以出錢幫清朝修建鐵路，還可以提供技術，但前提是必須取得鐵路的修筑權和經營權。

列強當然是不懷好意了，他們的真實意圖，其實是通過鐵路來控制清朝的經濟大動脈，從而為自身謀求更大的利益。

當然了，掌握了鐵路，還可以遏制清朝的軍事交通運輸，防止清朝做出對列強不利的事情。

由于清朝對列強的野心認識不足，加之確實存在極大的經濟困難，便決定請洋人幫著修建鐵路，洋人出錢出技術，清朝則出人力。

后來，清朝從官方到民間都發現洋人不安好心，于是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贖回權利運動，成立了許許多多商業鐵路公司，用民間集資的方式，以高出正常價位數倍的代價，贖回了鐵路的修筑權。

清政府對此事也樂得其成，畢竟自己沒出錢，還可以得到收益，鐵路也不用被外國人控制，何樂而不為。

而參與集資收回鐵路的人，官員、地主、商人到普通百姓都有，可以說是全民參與。

讓人感動的是，有些百姓為了促成此事，甚至把自己房子都抵押了，還有許多人雖然沒出錢，但出了很多大米、鹽和其他值錢物件。

可見，清朝的百姓們是愛國的，他們為了對抗列強，不使列強控制中國，可以說是傾其所有。

不過，列強在失去筑路權之后，感到十分不甘心，于是對清政府不斷施壓，同時在其他領域繼續瓜分中國狂潮，中國的主權和經濟利益受到極大損害。

1910年，由于橡膠價格下跌，加之列強資本干涉，導致上海橡膠股票風暴的爆發，民間資本損失慘重，清政府也因此又欠了列強巨額債務。

那時候，清政府財政捉襟見肘，無法償還到期的洋債，壓力非常大。

1911年，清朝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事是攝政王載灃“掛羊頭賣狗肉”，雖然成立了以立憲制為基礎的內閣，但內閣成員卻被皇族把持，被稱之為皇族內閣

皇族內閣的誕生，讓原本維護清朝統治的立憲派，轉而倒向革命黨，與革命黨一起謀劃推翻清朝的統治，清朝的危機加重。

另一件事是，盛宣懷升任郵傳部大臣，主管全國鐵路、電郵，掌握了當時清朝最值錢的資源。

盛宣懷本就是官僚買辦資本家，早年他投入李鴻章幕府，協助李鴻章進行洋務運動，他借機在洋務運動中進行了大量投資，涉及輪船、電報、鐵路、鋼鐵、銀行、紡織、教育等領域，因此積累了大量財富，號稱清末首富，與胡雪巖齊名。

我們不否認盛宣懷在洋務運動中的貢獻，但他之所以能有萬貫家產，靠的是與清朝官員及洋人狼狽為奸，出賣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從而為自己牟取暴利。

因此，像盛宣懷這樣的人，在擔任郵傳部大臣之后，首先考慮的肯定是自身利益。

皇族內閣成立之后，雖然飽受詬病，但畢竟掌握著權力，而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決清朝的財政和債務問題。

當時，內閣成員都沒什么好主意，這時候盛宣懷就站了出來，提出所謂的“鐵路收歸國有”。

盛宣懷認為，只要收回了鐵路，就可以將筑路權賣給洋人，從而獲得新的借款了，并且鐵路開通運營之后，帶來的收益也是很可觀的。

盛宣懷的這個建議，得到了慶親王弈劻等人的支持，他很快就制定了方案，首先收回最為重要的粵漢鐵路川漢鐵路，然后再收回全國其他鐵路。

盛宣懷為何這么熱衷將鐵路收回國有？

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他本人就是搞鐵路的，他深知鐵路在國民經濟和軍事領域的重要性，打算借著鐵路收歸國有之事，為他愛自己及與他相關聯的官僚資本謀取利益。

當然了，清政府想要將商業化的鐵路收歸國有，也不是不可以，只要拿錢出來贖回鐵路公司股東的股份即可，畢竟是百姓們出錢修的鐵路，清政府卻一分錢沒掏。

但是，清政府根本就沒錢，盛宣懷也沒打算給錢，他的方案是，清政府不但要收回鐵路，而且一分錢都不給，只給一點所謂的鐵路股票。

此方案一出，四川代理總督王人文大驚失色，認為盛宣懷這是在明搶，便不敢收回鐵路，甚至不敢跟鐵路公司說這件事。

但是，在皇族內閣的施壓下，王人文也只得公布收回鐵路方案，正如他所料，當即遭到了四川人們的強烈反對，紛紛找他要說法。

很快，湖南、湖北和廣東三省民眾也發起了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他們舉行大型聚會，將各省的總督府和巡撫衙門圍得水泄不通，甚至與官兵爆發沖突。

民眾的訴求其實很簡單，就是清政府收回命令，以免他們的利益受損，這是完全正當且合法的。

但是，清政府的態度卻很堅決，在他們看來，民眾鬧事根本不可怕，更何況這些鬧事的民眾，不過清朝億兆百姓中的少數。

于是，在民眾的反抗聲中，清政府繼續推行鐵路收歸國有，任命端方為督辦粵漢川鐵路大臣，先行接收路款，再收回路權。

在此之前，端方曾擔任直隸總督，還出國考察過憲政，是慈禧太后的寵臣，后來遭到攝政王載灃打壓，被革去一切職務。

這一次，端方重新被起復，他很想抓住這次機會，于是一上任就宣布強行收回四川鐵路，結果極激起了四川人們更為強烈的反抗，各種保路運動組織開始誕生，革命黨也開始暗中活動，加強自身武裝力量。

這還沒完，就在局勢逐漸失控的時候，盛宣懷卻堅持與英法美德代表團簽訂了借款合同，金額為600萬英鎊，利息五厘，以兩湖厘金鹽稅收入作擔保，四國則得到兩湖境內粵漢鐵路和川漢鐵路的筑路權，并且兩條鐵路的總工程師都由洋人擔任。

消息一出，全國上下一致反對，都認為盛宣懷此舉是妥妥的賣國，于是對他進行口誅筆伐，還進行了更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尤其是四川人民的反抗最為激烈，他們為了維護自身合法利益，與清政府進行了頑強抗爭，成立了保路同志會，入會人員達到了數十萬人。

就連王人文都看不下去了，他認為民眾的訴求是合理的，決定為民請命，便上書彈劾盛宣懷，說盛宣懷犯有“喪失國權、路權、欺君誤國”這三款大罪，建議朝廷罷黜盛宣懷，停止收路。

但是，清政府非但沒有罷黜盛宣懷，反而對王人文進行的申斥，同時將趙爾豐調任四川總督，王人才就此失權。

趙爾豐來到四川之后，廣泛聽取了民意，也認為“四川百姓爭路是極正常的事”，于是一方面積極勸導民眾不要鬧事，另一方面又上書朝廷，請求朝廷“籌商轉圜之策”，并對盛宣懷進行彈劾。

但是，皇族內閣依然站在盛宣懷這邊，訓斥趙爾豐的旨意很快就下達了，要求趙爾豐不遺余力地對參與保路的民眾進行鎮壓。

趙爾豐對清朝存在愚忠思想，又擔心自己官位不保，便堅決執行了清政府的命令，調集了大量軍隊參與平定保路運動。

趙爾豐不知道的是，此時的四川正暗流涌動，革命黨人見群情激憤，清政府人心盡失，于是積極參與到保路運動當中，與民眾一起對抗清政府。

在此之前，革命黨已經沉默很久了，而且幾次起義均告失敗，但隨著皇族內閣的誕生和保路運動的爆發，他們看到了新的機會，便積極開始運作。

1911年9月中旬，趙爾豐以到督署看郵傳部電報為由，將四川保路同志會的領導人物蒲殿俊、羅綸、鄧孝可等九人誘捕。

不久，數萬民眾就包圍了四川總督府，要求趙爾豐釋放蒲殿俊等人，趙爾豐非但不聽，還派遣軍隊向民眾射擊，當場射殺數十人，傷者不計其數。

這還沒完，趙爾豐還派遣軍隊把守住各個路口，對行人進行無差別射殺，死傷無數，就連許多學生和兒童都被殘忍殺害。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血案”，趙爾豐在成都屠殺民眾，激起了極大民憤，革命黨人趁機帶著民眾發動武裝起義，保路運動也由此上升為反清武裝斗爭。

9月25日，同盟會員吳玉章攻下榮縣后宣布獨立，為武昌起義打響了先聲。

很快，保路同志軍就攻下了四川大部，清朝在四川的統治岌岌可危，湖南、湖北等地的革命黨人也開始抓緊活動，為武裝起義積極準備。

消息傳回京城，朝野震動，許多人都認為應該馬上停止收路，但盛宣懷卻堅持收路，而且主張對四川保路民眾進行堅決鎮壓。

不久，趙爾豐被剝奪總督職務，改由端方擔任，因四川新軍拒絕鎮壓民眾，端方便打算調遣湖北新軍到四川平亂，畢竟湖北距離四川比較近，加之湖廣總督瑞澄也想爭功，主動提出讓湖北新軍進入四川。

端方雖然想立功，膽子卻很小，他知道四川局勢很亂，便不想陷入太深，就帶著湖北新軍第八鎮官兵慢悠悠地往四川而去。

端方帶走的是湖北新軍的主力，這就導致一個結果：清政府在武昌的兵力部署比較薄弱。

再加上，湖北新軍文化素質較高，思想相對開明，在此之前已經被革命黨滲透，許多官兵雖然沒有加入革命黨，但卻站在革命黨這邊，繼續效忠清朝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因此，革命黨人決定趁這個機會在武昌發動起義，為此他們廣泛聯系湖北新軍官兵，結果留守的官兵當中，竟然有6000人參加或支持革命黨，支持清政府的不到一千人。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起義軍很快就占領武漢三鎮，并成立了湖北軍政府，黎元洪被推舉為都督，改國號為中華民國。

武昌起義拉開了辛亥革命的序幕，但武昌起義又跟保路運動密切關系，如果清朝不堅持收回鐵路權益，并將筑路權出賣給列強，從而損害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人民又怎么會發起保路運動，繼而推動武昌起義的爆發呢？

武昌起義爆發后，盛宣懷被認為是動亂的禍首，因此遭受了巨大的壓力，為了鎮壓湖北新軍，他奏請袁世凱出山，試圖讓袁世凱出兵鎮壓起義，從而替自己贖罪。

即便如此，皇族內閣依然沒放過盛宣懷，事情總要有人扛，他是出主意的人，所以扛雷的只能是他。

很快，盛宣懷就被革職查辦，永不敘用，他擔心自身性命不保，隨即逃亡到日本。

盛宣懷是跑了，他留下的爛攤子，清朝卻沒法收拾，不久就滅亡了。

武昌起義爆發后，消息很快傳遍大江南北，各地新軍都在革命黨人的帶領下發動起義，很快清朝關內十八省中，除了甘肅、河南、直隸、山東之外，都宣布獨立或者光復。

尤其是四川，在武昌起義爆發后，革命黨人以保路同志軍作為基礎，建立了大漢四川軍政府，趙爾豐被殺害，連首級都被割了下來。

端方的運氣也很不好，他本來沒想著真的到四川去平亂，哪知道走到半路上，武昌起義爆發的消息就傳來了，他身邊的湖北新軍將士中，不少人是支持或者同情革命的，他們則認為自己沒有參與起義立功，便集體嘩變，將他給逮捕殺害了。

到這個時候，清朝就喪失了大半江山了，唯一能依靠的就只剩下袁世凱率軍的北洋新軍了。

不過，袁世凱也是個野心家，表面上維護清朝統治，實際上與革命黨人積極聯絡，并不完全幫著清朝攻打革命黨。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孫文的主持下，舉行了南北和議，最終革命黨與袁世凱達成了協議，袁世凱則于2月迫使溥儀退位，清朝就此滅亡。

我們不能說，清朝的滅亡就是保路運動導致的，畢竟清朝內憂外困、積貧積弱，早就出現了系統性崩塌，保路運動及其引發的辛亥革命，其實只是加速了清朝的滅亡。

正如孫文所說，“如果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許要推遲一年半載”。

為什么保路運動的影響為這么大？

因為它撕開了清政府的遮羞布，讓他徹底失去了民心。

事實上，清朝之所以一直都沒有滅亡，是因為他還沒有徹底地喪失民心，因為很多人都抱著通過改良清政府來達到救國的目的。

就如前文提到的贖回權利運動，就是人們自發組織的一次救國行為，像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因為當時的中國，最尖銳的矛盾是外部矛盾，一致對外是多數人的呼聲。

但是，清政府自甘墮落，為了維持自身統治地位，假借立憲來欺騙國人，結果導致了立憲派徹底倒向革命黨；又通過鐵路收歸國有來進一步壓榨人民、與列強進行勾結，從而讓國人看透了他的丑惡面目。

在此之前，清朝簽訂了眾多喪權辱國條款，出賣了大量主權，賠付了天文數字的款項，百姓沒有因此而推翻清朝，因為他們知道清朝雖然不堪，但大多是被列強逼迫的。

全國人民希望清朝能自立自強，一步步走向強大，從而將列強趕出中國，從而變得獨立自主、繁榮富強。

為了實現這么一目標，億兆子民成為了清政府的堅強后盾，他們面朝土地背朝天，從辛勤勞動所得解國家之危。

清政府看在眼里，卻并不領情，他們畏懼洋人，甘愿與列強勾結，借助列強的實力來鞏固自身統治地位，還與洋人一起壓榨百姓，這樣的做法簡直太無恥。

鐵路收歸國有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清政府打算空手套白狼，犧牲民眾的利益來喂飽自己，并借機向列強獻媚，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轟轟烈烈地保路運動爆發了，一夜之間全民覺醒，對清朝失望透頂的人們，不再幻想改造它，而是堅定地推翻它。

清政府之所以敢這么干，就是在用慣性思維來看待民眾，認為民眾軟弱可欺，不足為懼。

盛宣懷也是這么認為的，他長期利用權勢來謀求私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想當然認為鐵路收歸國有之事也是一樣，結果他玩砸了，直接把清朝給干沒了。

因為這件事，盛宣懷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他之所以跑去日本，就是擔心遭到民眾清算。

可恥的是，即便如此，盛宣懷依然沒有停止與洋人勾結，他在日本期間，出賣了大量漢冶萍公司的利益給日本財團，并向日本借款。

事件曝光后，盛宣懷再次遭到了民眾的口誅筆伐，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他被迫與日方毀約，并辭去漢冶萍公司總經理一職。

后來，盛宣懷回到國內，依然賊心不死，通過各種操作，最終將漢冶萍公司的控制權轉讓到了日本人手里。

1916年，盛宣懷在上海去世，留下一千多萬兩白銀的遺產，而當時的中國百姓，卻大多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是多么諷刺的一件事。